前两句说明自己本意并不想弃世,是积极想融入这个社会的,但却被无情的社会抛弃。有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的诗味。
第三、四两句叙说了自己一旦放下世俗,获得自由,天宽地阔无人能管制,很有点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第五、六句用典,借燕人蔡泽早年不得志,但仍不放弃,最终大器晚成的故事来勉励自己。
第七、八句运用哲学思想,说明不惊动猎物的猎人才是好猎人,一个好的樵夫不会随意毁坏乔木。
最后两句说出归隐乡间呼朋唤友,与志同道合者聚集一起也是一种乐趣。
名家认为“潦倒”一词用在李白身上是恰当的,而《送蔡山人》这诗正是李白在其仕途路上所遭遇的不幸的写照。李白金门传诏,但是在担任供奉翰林后,他与李林甫针锋相对,毫不相让:“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他深深憎恶“群沙秽明珠,众草凌芳孤”的黑暗现实,对横行跋扈的权贵和趋炎附势的小人强烈愤慨“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天子,“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己昏。” 他决心披肝沥胆,直谏天子,横批逆鳞。提出十条勤政务本的建议,李隆基不悦,李白被“出宫思过”。他悲愤彷徨,过分高估天子的爱才之心,低估奸臣的诽谤中伤。这条理想道路竟然如此泥泞难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之一)。结构的巨大跳跃,突兀奇来、不可端倪的诗句间激荡着李白矛盾的内心,他靠诗歌排解郁结胸中的不平之气。他日渐消极,“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之三),怀着无限惆怅失落和郁闷难抑的苦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的等待,天宝三年春,李白傲然请辞离开长安!“赐金放返”后的李白,悲愤不平,“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他借酒消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一直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在永王再三恭请下,李白从军李璘幕府。他以为自己从此走上从军报国之路,踌躇满志地为李璘出谋划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以至于后来他落得个“长流夜郎”的下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句诗便是描写李白被赐金放还时其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即“尔时情景虽复潦倒”。
回到《送蔡山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这是李白对世俗的看法,认为自己主观还是积极的,而消极的世道容不下李白本身。李白出长安,游走四方,一句无倪舟,一句纵远舵,道出了游走四方的迷茫,天下之大,何处是我李白的容身之所?燕客期跃马这句笔锋这转,又回到了我本不弃世,这哪是我李白不想干一番事业,我也想像蔡泽一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怕我的年纪也像蔡泽一样不在年轻。唐生安敢讥又承接了前句世人自弃我,那些笑我,嘲我,讥我,讽我的人安能如此?为什么自己落到如此境地?自己现在的默默无闻,并不是自己的才能问题,而自己只是一个高明的猎手或是好的樵夫那样,不惊动自己的猎物,不毁损乔木罢了。一时的失意我并不放在心上,我可以回到乡间与朋友到处游玩,等待着时机。因为李白所选定的人生道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注定要以寂寞与潦倒为伴的,所以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这也是他之所以在一生中最崇拜的鲁仲连这种独往独来的英雄的原因所在吧。因此他要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所以他只能引蔡泽这样的暮年英雄为自己一生的知己。与山间的松月为友,自然而然地暗示当时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可以想象李白当初在长安待诏翰林任上,他人对其如此奉承殷勤,可是离开京城、身陷囹圄之际,却饱尝了世态炎凉。但是,透过期跃马,勿惊龙,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到,李白仍然是历尽挫折,初衷不改。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还是十分令人佩服的。
此词描绘大柏地雨后美丽诱人的景色,抚今追昔,揭示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热情讴歌人民革命战争,流露出一种胜利后的宽慰和乐观情绪。
上阕写景。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起二句写天上的彩虹,措辞、构思都极为精彩,破空而来,突兀奇妙。上句写彩虹的七色,一气连下七个颜色字,自有诗词以来,从未见人这样写过,的确是创新出“色”的神化之笔!下句愈出愈奇。将彩虹比作“彩练”,一般诗人词人或也构想得出来,尚不足夸,妙的是作者烹炼了一个独具匠心的“舞”字,遂使本为静态的彩虹活了起来,何等的灵动!这样的语言,正是诗词的语言,非其他任何一种艺术样式所能达到。试想,七彩缤纷,长虹如拱,这一幅景象,油画、版画、水彩画,哪一个画种不能摹绘?更不用说摄影、电影、电视之可以真实地将它记录下来了。唯虹霓化“彩练”而“当空舞”,这样的意境,只能存在于诗人或词人的形象思维之中。诗词是用文字符号砌成的艺术建筑,而文字符号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视觉形象来得直观动人,因此,欲追求诗词写景之逼真如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自取其败。聪明的作家,往往注意扬诗词之长而避其短,于“画”之所不能表现处,别出趣味。依照这一法则创作出来的诗词,方有诗词独特的艺术魅力,庶使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品类都无法替代。毛泽东这两句词的妙处,正须向这方面去体认。又者,“谁持”云云,是诘问的语气,却并不要人回答。由于下文都是陈述句,这里用问句开篇,就显得非常吃重——有此一问,通篇句法便有起伏、变化,不至流于呆板、凝滞。假若这句采用诸如“天仙彩练当空舞”之类的叙述语气,岂不逊色多多,何能像现在这样峭拔?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作者已署明词的写作日期是“一九三三年夏”,注重交代季节的特殊性——“夏”,这里更补出词篇切入的具体时间和气候状况。由于这是夏天的某个傍晚,一场雷暴雨后,夕阳回光返照,于是才会有彩虹满天的绮丽景观。又由于大雨洗尽了空气中悬浮的尘埃,斜晖的射线投注无碍,于是远处的群山才显得格外的苍翠。可见那“雨后复斜阳”五字,虽只平平说来,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却束上管下,使前面的“赤橙”二句、后面的“关山”一句,都显出了合理和有序,委实是少它不得的。晚唐著名词人、“花间派”的鼻祖温庭筠,有《菩萨蛮》词曰: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倚门。
毛泽东“雨后复斜阳”句,即用温词中成句,仅改动了一个字。然而,温词是写闺情,风格绮怨而纤柔;毛词则是写战地,虽借用温词之句,但一经与下文“关山阵阵苍”云云搭配,便见得境界阔大、气象苍茫,风格与温词迥然不同。毛泽东博览群书,熟读了大量的古诗词,故时将前人成句信手拈来,或稍加绳削,用入自己的创作。值得称道的是,其所取用,大都与己作浑然化为一体,不见痕迹,决非食古不化者可比。这里又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下阕写抚今追昔的感慨。“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两句追忆1929年2月在这里发生的激战,那次战斗形势是多么紧张,打得是多么激烈,仅用两天时间就消灭了尾随的敌人。村前墙壁上无数的弹洞,就是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是说今天看来,那些弹洞,装饰和点缀着阵阵苍翠的关山,却别有一番风采,使得关山更加美丽了。这既是作者对枪杆子打下的江山的赞美,也是对美的发现,在作的眼里,一切都是物随心意,作者的乐观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菩萨蛮·大柏地》整首词亦画亦诗,情景交融。词描绘的画面是:绚丽的彩虹、雨后的斜阳、苍翠欲滴的关山、前村墙壁上的弹洞等,高下、大小、远近、偏正、方位等构图适宜,层次感极强。色彩是:彩虹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斜阳的红,村庄墙壁的白,但以天宇的湛蓝和群山的苍翠为主色。“舞”字使人觉得彩虹在蓝天的映衬下有一种飘动感“阵阵苍”让人感到群山的苍翠之色有着深浅明暗的变化。真正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总之,整个画面丰富和谐,生机盎然。作者在词中所抒发的是重游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回忆往日辉煌胜利时的愉悦之情,和对人民革命战争以及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根据地的赞美之情。这些喜悦赞美的情思又是在不露痕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写中流露出来的。作者把主观的情志美与客观的自然美、社会美高度统一,熔炼成艺术美,情景交融,富有韵味。
动态地描写景物与巧妙地运用联想也是《菩萨蛮·大柏地》的突出特点。上阕从彩虹联想到彩色绸带“当空舞”,从关山联想到雨后斜阳时“阵阵苍”;下阕从弹洞联想到“装点此关山”,以至“今朝更好看”,这些动态描写充分体现了在“郁闷”心境下的作者乐观的情怀,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的信念。
少年姜夔在目睹江淮一带地方生产凋敝、风物荒凉,曾发出“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昔游诗》)的慨叹,扬州慢、凄凉犯一类词也颇有“禾黍之悲”,而在这首诗里,昔日的愤懑和忧虑化作了淡淡的惆怅,仿佛若有所失。后两句使人愀然动色,杨万里极喜诵之,或是其中蕴涵的历史沧桑感和某种个人情愫的积淀与之心境契合,但仅如此不足以跳出李白《苏台览古》的窠臼,此诗妙处实在一、二句。起句疏宕,不涉题旨,欲抑先扬。写晚云悠闲、白鹭自适、星斗灿烂、山川依然,说景微妙,相形之下“怅望苏台柳”就流露出了一种苦涩的况味,怀古伤今之情纡徐委折。景物的渲染与感慨的抒发相得益彰,物是人非的历史感更加厚重,此诗兴味深厚而笔致飘逸,具蕴藉空灵之美。姜夔《诗说》云:“韵度欲其飘逸。”这首怀古伤今之作不滞于情,不役于物,饶有远韵。近人缪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云:“白石之诗气格清奇,得力江西;意襟隽澹,本于襟抱;韵致深美,发乎才情。受江西诗派影响者,其末流之弊,为枯涩生硬,而白石之诗独饶风韵。”
这首绝句可以和李白的《苏台览古》作个比较:“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李白在诗中着重写今日之荒凉,以暗示昔日之繁华,以今古常新的自然景物来衬托变幻无常的人事,从而抒发出今昔盛衰的感慨。而姜夔则借不变的姑苏夜景,暗寓变化的人事,并借古讽今,给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以冷嘲,立意要高出一筹。这两首绝句都写到柳,以之寄托兴亡盛衰的感慨。但姜夔笔下的柳更富有活力,因为柳被姜夔拟人化了,带上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并赋予柳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所以也比韦庄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来得空灵、活脱。不同的是李白诗中的柳相当于姜夔诗中“星”、“鹭”,而姜夔诗中的柳则相当于李白诗中的“月”。所以,这两首诗的后两句在构思上颇为相似。不同的是前两句,李白以旧苑荒台春色依旧寄寓感慨,而姜夔则以江山永恒暗含人世沧桑。
作者将昔日的愤懑和忧虑化作淡淡的惆怅,仿佛若有所失,起句欲抑先扬,写晚云悠闲,白鹭自适,星斗灿烂,相形之下怅望苏台柳,就流露出了一种苦涩的滋味。怀古伤今之情迂回曲折。后两句使人愀然动色,其中蕴涵的历史沧桑感和某种个人情愫的积淀与心境契合,景物的渲染与感慨抒发得相得益彰。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将怀古咏史紧密结合时事与胸中报国热忱,是此诗最大的特色。诗人由易水想到古代的英雄荆轲,想到他慷慨赴死的壮举,油然激起自己奋发向上的豪情斗志。
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由易水故事,想到目前女真入侵,国家危机四伏,却无英雄挺身救国,触动胸中浓郁的懊丧与失望,从而产生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
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这首诗怀古感今,明朗显豁,语言流畅,把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抒情融于深沉的咏史之中,洋溢着磊落不平之气。这种忧国忧民、悲壮忧郁的诗格,正是晚明爱国诗作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