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每两句都是反复回文。“雾窗寒对遥天暮”，从最后一个字“暮”倒着往前读，就是下一句“暮天遥对寒窗雾”；“花落正啼鸦”，倒过来也就是下一句“鸦啼正落花”，这就是回文诗的一种。一般的选本里很少会选这首词，原因很简单：这是纯粹的文字游戏，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和深刻内涵在里边。这道理是完全正确的，回文诗大多都仅仅是文字游戏而已，就像厨师雕刻出来的一朵精美绝伦的萝卜花，无论多漂亮，也只是正餐旁边的一个装饰。但是厨师愿意去雕刻萝卜花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要让整桌菜卖出更贵的价钱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炫技。这是人的天性，如果掌握了高于常人的技术，总忍不住会拿出来卖弄卖弄，没机会卖弄的话，在受到环境的刺激后，就会“技痒”。
从词的作法看，上片布景，下片说情，或者叙事、造理，这是宋词基本结构模式。回文体的歌词，大体上亦依此模式填写。上片的相关物景，包括雾窗、暮天，花落、鸦啼，经过回环往复，变而成为窗雾、天暮，落花、啼鸦，其实际项目并不曾添加。下片通过人物形态的转换，叙说故事。其之由窗罗、瘦影，风翦、红丝，变而为罗窗、影瘦，翦风、丝红，同样也不曾添加。无非是一位女子，于花落、鸦啼的背景下，通过风翦、红丝及翦风、丝红的变换，以展现其婀娜多姿的身段而已。这就是回文的奥秘。
这首词描摹的是眼前风物，虽然意义不大，但是依旧不失隽永别致。从中更可看到词人娴熟的文字技巧。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好事近》，又名《钓船笛》、《翠圆枝》。
嘉树清圆，绿暗红稀，已是暮春时节。花期已过，不必风吹，残花亦纷纷辞枝而去。且喜蝴蝶多情，未与春归，犹随熏风翩翩穿入池阁。
季节变更，大自然呈现的种种变化，触发了词人的愁情。金缕，即《金缕衣》，唐时人杜秋娘所作。其词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一首热爱生命，珍惜青春之歌。此处曰“休歌”，正见伤春惜时之情一如病酒，已不能堪，何能再听此曲？
何以忘忧？词人一反“人静帘垂”的传统处理模式，卷帘独看晚春风色，一任杨花柳絮，蒙蒙飞尽。
词虽是写暮春，但上下阕两次跌宕，不使坠入伤春的窠臼。故俞陛云评为“气静神怡，令人意远”（《唐五代两宋词选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