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长久偏安于江左的青山绿水，不闻飞骑击虏、角声马鸣之故吧，南朝稍有壮心的文人士子，往往热衷于汉人出塞千里、勒铭燕然的军戎生涯和辉煌业绩。因此，仿“古诗”、叙汉事，借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感慨，也成了他们作诗的一大爱好。范云这首诗，正以“效古”为题，倒转时空，把自身带入了六百年前边塞征战的戎马倥偬之中。
诗之开篇以粗放的笔触，勾勒了塞外严冬的苍茫和凛冽：“寒沙四面平”写浩瀚的飞沙，在翻腾如浪中猛然静歇，填平了四野起伏的丘谷。运笔静中寓动，极富气势。“千里飞雪惊”则又动中见静，让荒寂无垠的瀚漠，刹时被纷扬的飞雪所笼盖，境界尤为开阔。一个“惊”字，表现诗人的主观感觉。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塞外景象，正如《楚辞·招魂》所述：“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令人心骇而骨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诗人恍已置身于顶盔贯甲的汉卒之中，正冒着风雪，向茫茫阴山、皑皑交河进发。“阴山”横亘于今内蒙古境内，往东遥接内兴安岭。山上本来草木葱茏，而今在狂烈的寒风袭击下，时时可见高大树枝的摧折；“交河城”则远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正是车师前王的治所。此刻在雾气缥缈之中，它竟像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阴山到交河城，空间相距远不止千里。诗中却以“风断”、“雾失”两句，使之近若比邻。如此巨大的空间转换，不仅表现了塞外瀚漠的辽阔，更为活跃在这一背景上的士卒征战生涯，增添了几多壮色和扑朔迷离之感。
以上四句重在写景，豪情万丈的出塞健儿，似还只在背景中若现若隐。自“朝驱左贤阵”以下，他们终于大显身手了。“朝驱左贤阵”一句，写的是飞将军李广亲自指挥的一场激战。据《史记》记载，当时李广率四千骑出右北平，迎战匈奴左贤王十倍于己的骑兵。李广布圆阵拒敌，“胡急击之，矢下如雨”，“吏士皆失色”。而李广“意气自如”，执大黄弩射杀匈奴偏将数人，终于坚持到援军到来，突围而出。“夜薄（迫近）休屠营”抒写的，则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一次胜利远征。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杀折兰王、斩卢胡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一时名震遐迩。这两次战役，在时间上相隔五、六年。诗中却以“朝驱”、“夜薄”使之紧相承按，大大增添了塞外征战的紧张态势，将出征健儿勇挫强敌的豪迈之气，表现得痛快淋漓！接着“昔事前军幕，今逐嫖姚兵”二句，又回射上文，抒写主人公先后追随前将军李广、嫖姚校尉霍去病屡建奇功的经历。语气沉着，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身为名将部属的深切自豪感。
以上一节描述出塞千里、接战强虏的英勇业绩，读来令人神旺。不过，军戎生涯除了长驱直进的胜利外，也难免有意外的失误和挫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功业显赫的名将，也仍要受到军法的惩处。“失道刑既重”，说的正是李广晚年的不幸遭遇：李广率师出征，因为无人向导而迷失道路；大将军卫青追究罪责，李广终于含愤自杀。“迟留法未轻”，则指博望侯张骞，随李广出塞，迟留后期，按法“当斩”，只是由于出钱，方才“赎为庶人”。这样的失误，虽然难免，但军法如山，不可宽贷。这又使充满英勇气概的军戎生活，蒙上了一重悲壮的色彩。唯其如此，它才更加可歌可泣；在诗人眼中，也更富于浪漫气息和奇异的吸引力。汉代的边塞征战，正是这样，以它辉煌的业绩和悲壮的色彩，写在了汗青史上。何况，这些业绩，又是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分不开的。倘若不是他的果断决策，汉代则不能有此美善旺盛（休明）的壮举。所以，诗之结尾，诗人不禁发出了“所赖今天子（汉武帝），汉道日休明”的热烈赞叹。倘若联系诗人生活的齐梁时代，朝廷积弱，只能坐看北方异族铁骑纵横，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结句又包含了无限感慨和不尽之意。
“效古诗”名为“效古”，诗中其实总有诗人自己的身影在。范云身为齐梁诗人，写的虽为汉代古事，但因为用了第一人称，在时序上又故意倒“古”为“今”（“今逐”、“今天子”），便在诗中造成了一种古今错综、彼我交融的奇特效果。出现在诗中的主人公，看似汉代士卒，却又融入了诗人的感情。恍惚之中，似乎不是诗人回到了汉代，倒似当年的李广、霍去病，穿过六百年的时空，奇迹般地出现在南朝，正率领着诗人，仰对瀚漠的朔雪、狂风，转战于阴山、交河。而读者呢，也恍惚与诗人一起，参加了“朝驱左贤阵，夜薄休屠营”的战役，为胜利的突围而欢呼，为“失道”名将的陨身而堕泪。这是一种错觉，但它的奇特效果，正是由范云这首《效古诗》的独特表现方式所造成的。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