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第一首诗总的调子是抑郁的，但前四句并不沉闷，抑郁中有欢快，泪与笑俱，起伏多变。“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归心似箭，匆忙赶路，心里计算着到家的日子。为了表达归家的急迫心情，诗人注意了词语的选择，“行行”是重言，富有表达力，写出了诗人奔走不停的祥子；“计日望旧居”的“计”和“望”，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诗人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诗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别了的“旧居”，去看望自己的亲人，他唱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行役路上动乡关之思，盼与家人团聚，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用诗的语言道出了这种人之常情，最容易引起共鸣。
“计日望旧居”的陶渊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然而，偏偏行船遇风，被迫在穷湖停船，这当然使他苦恼。离家只有百余里，却回不去，他只好遥望南岭，对空长叹，心情是无可奈何的。诗人不仅写了这种欲归不得的苦恼，他还借叹行役的机会表示了对官场的厌倦，对仕途的忧惧，对怀才不遇的抗议。有了这些内容，就看见了诗人的心，感觉到了他跳动的脉搏。
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诗人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表现出来，为了诗意的含蓄，诗人采用了三种手法。一种是借景抒情，借景达意，字面上是写景，字里行间却藏着诗人的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从字面看，这不过是诗人在叹“行路难”，在埋怨日落黄昏夜幕降临得太早；透过字面，便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情绪。他怨天恨地，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在他的眼里，江南夏日的风光也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没有欢乐的情绪：“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扶疏”。不是风光不美，而是诗人的情绪不佳。诗人不去赞美行役途中的风光，正说明他想结束劳累的行役生活，想离开讨厌的官场。
另一种是用双关语达意。“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面是说行路难，征途艰险可畏，可实际是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当时，东晋王朝岌岌可危，孙恩在浙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渐逼近京师，陶渊明的上司桓玄屡次上表要求讨伐孙恩。王室腐败，义军攘起，军阀桓玄又野心勃勃，社会极具动乱，想到这些诗人不能不瞻“念前涂”。由此看来，诗人笔下的“江山”，决不仅指自然界的山川，而是指国家社稷，“前涂”也不仅仅是指征途，而且是指诗人自己在社会动乱时的仕宦前途。“江山”和“前涂”都是一语双关，值得玩味。
除了上两种，诗人还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这两句是说风不从人愿，阻延归期。其实，诗人的命意远不止于此，他一连用了三个隐喻，来描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凯风”是可恨的，它与诗人的心相违；凯风在这里暗指压制陶渊明的世族权贵。“戢枻”是可叹的，因为“枻”的作用在于划船，当“枻”被“戢”起来以后，就失去作用了。“穷湖”是荒凉的地方，船泊穷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者陶渊明是有才干的，然而，他只能在桓玄手下当幕僚，而且还要行役千里，致使自己无所作为。桓玄的慕府就如同“穷湖”，陶渊明发出“戢枻守穷湖”的叹息是很自然的，并非无病呻吟。
最后，诗人慨叹只有百里之远，因风受阻，不能及早返回旧居，发出了“将焉如”的叹息，但只不过是空叹而已，与前面的“归子念前涂”一句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诗真实地抒写了诗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痛苦心情。
从全诗看，首尾两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说的方法，感情真挚热烈。诗的中间部份则采用借景达意、一语双关和隐喻的方法，表现出诗人的隐衷，富有意趣。
诗这首诗的前两句，写大雨前特有自然现象：蟋蟀鸣声断断续续，频添闷热；接着又掠过一阵清风，吹得屋内灯火忽明忽暗；诗的后两句，从听觉的角度直接描写夜雨，隔着窗户听到芭蕉声响得知夜雨降临。全诗所写之景，或夜或雨，均从屋内来写。通过对“蛩”“灯”“芭蕉”几物的描写，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诗歌对仗工整，有声有色，情趣盎然。
诗的前两句，写大雨前特有的自然现象：先从听觉的角度写起，蟋蟀鸣声断断续续，频添闷热；再从视觉的角度写，掠过一阵清风，吹得屋内灯火忽明忽暗。这一切似乎让人感觉到了暴风雨将至的信息。“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一联，是景物描写，既交代了时间，又描绘了夜雨来临的景状——黯淡、冷落、凄清。同时，也透露诗人孤寂的心情，零落之苦，夜深难寐。诗的后两句，从听觉的角度直接描写夜雨，“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隔着窗户凭着听觉得知夜雨降临。尔后，再写声，这声是雨点落下，打在芭蕉叶上，发出的淅淅沥沥的声响。这是很传神的一笔。令人耳目一新，极为别致。
诗歌巧妙地采用烘托手法，首二句的铺垫尤为精彩；蟋蟀的“啼复歇”、烛光的“灭与明”，造成大雨前一种朦胧氛围。后两句，雨的介入，也是通过点点滴滴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使艨胧和迷茫趋向清朗，令人有一种从烦闷中解脱出来的舒畅感觉。
诗歌物态生动，情景毕现。由耳闻其声，到如见其状、如临其境，将夜雨描写得淋漓尽致。全诗通过“蛩”“残灯”“芭蕉”的描摹，抒发了作者独特的感受。对仗极为纤巧工整：左右相对，如“啼”对“歇”、“灭”对“明”；上下相对，如全诗两联均为对偶句组成。对偶的运用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声律美。非高手难成此诗。语言运用“一味真朴，不假妆点”（《唐宋诗醇》），抒发真情实感，具有朴素美。
此诗《夜雨》与《夜雪》可以称姊妹篇。形式一样，均是五绝，对仗工整，用物比较。着眼点一致，皆是凭着主观直觉去发现描写，从屋内写外景，曲折有致。情调相同，孤独寂寞，含蓄深刻。
芭蕉听雨入诗，可算白氏之首创。晚唐及宋以后人多用于寄托寂寥的心绪。如林逋的“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宿洞霄宫》），欧阳修的“深院锁黄昏，阵阵芭蕉雨”（《生查子·含羞整翠鬟》）。不过这些诗句虽然典雅；但在体验和描摹雨打芭蕉的生动场面上，与白氏相形见绌。而李义山的“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枯荷易芭蕉，则别出心裁，化而无迹。
这首诗的首联写刘评事虽暂时隐居，不久当复起用，而自己则事业无望；颔联写刘有谏草将由门下省采纳，尚待鹤书赴垄，诏请入朝；颈联写刘暂居莲峰之下，不久当入京师；尾联称美刘评事宠辱皆忘，欹枕读书，时惊蠹鱼从书中落下。这是一首应酬之作，用“君”与“我”相对，采用对偶的方式成文，诗中四句都是一些善颂善祷之语，并无深意，表达了诗人对仕途不顺的感叹。
首联即以对比手法写刘评事之居永乐是暂时闲休，但自己的闲居却不同于刘评事。刘评事只是一时退隐暂休，是将升迁的休闲，自己则全无本事和刘评事一样升迁，委婉曲折地写出自己难言之隐。
颔联是为刘评事不久即将升迁表示祝愿，两句实为倒装句。
颈联首句以望莲花峰可见写刘评事晋京之路已不远，以物寄意，显得生动突出，永乐地近潼关，莲花峰西峙，到莲花峰即与长安靠近，因而望莲花峰就可见晋京之路并不远，这也是劝慰祝愿之语；次句则为刘评事将来归京后这闲居之处将变得冷落空虚而惋惜。
尾联说自己已经完全忘却名利，每日惟有倚枕读书自乐，显然是自我排解之词。其心中难言之痛隐然见于言外。诗人在永乐闲居时始终不忘国事，急于用世之心理见于不少诗中，所以此篇诗之所谓忘名利，只能是强自排解之辞。
这首诗旨义甚明，在第二句。李商隐感叹“青云器业”之离已远去，“君”、“我”对举，刘乃“幽闲暂居”，我则“器业全疏”，相比照而寓心中感慨。三、四回应“暂居”。“封谏草”即“上封事”似刘评事暂离大理寺而将调谏职，如补阙拾遗之任，故下云“待鹤书”也。五、六“莲耸碧峰”、“水掖翠扇”，回应“幽闲”。七、八回到自身，照应“青云器业我全疏”：如今我惟日日与典籍图书为伴，枕落蠹鱼矣。七句写“忘名利”，是所谓“全疏”，此义山愤激之辞，而不是真忘其匡国之心、青云之志者。落句“惊”字妙，亦《赠田叟》之云“在野无贤心自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