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渲染梅花的冰清玉洁及其带给人间的浓郁春意。以“一痕雪”形容梅花，特别贴切。一是花自如雪；二是易于零落，如同春天的雪易于融化；三是稀少，枝头星星点点的白色仿佛残雪欲尽。再著一“袅”字，更给人以如虚如幻、缥缈如烟的感觉。词一开头，便勾勒出一幅优美的画面，又显出那一股坚韧之气以及缱绻的深情。次句化用欧阳修：“叶间梅子青如豆”诗意，构思亦很奇巧。这句也暗含梅花在内，一个“藏”字十分生动，春光掩映了叶间的梅花，显得更加春意盎然，融人了词人对晚梅的礼赞。“玉奴最晚嫁东风。来结梨花幽梦”二韵扣住“晚”字写梅花，仍用拟人化写法。这一韵将晚花比作绝色美人，还沉湎于幽梦之中，远远落后她的姊妹们，“玉奴”袭用苏轼诗中之辞，用以比喻白梅。“最晚”应合词题中“晚花”二字。“嫁东风”化用李贺诗句，而词人笔下的白梅却不早不晚在东风中含苞绽放。原来白梅晚开是为了与梨花同温幽梦的。白梅本不该与梨花同时，好像这晚梅与梨花之间存在某种不解之缘。这句暗点出晚字、白字。所谓思致杳冥，空灵之处。
词的下片仍以拟人之笔，赋晚花以人情，着意描绘梅花的冰肌玉骨，香气袭人和娇丽姿容。而词人那无限怜爱之心，尽在不言中。“香力添熏罗被，瘦肌犹怯冰绡”一韵，写梅香与娇态。一个“添”字，隐示出罗被原先已经被早梅熏过几次，而今晚梅又开放，其香气更添几重。“瘦肌”形容花形，梅花通体晶莹，宛如身着冰绡，作者于是生发出奇妙神思，那清瘦的梅肌，对着寒凉的冰绡，恐怕有几分畏怯。梅花那娇美柔韧、冰清玉洁的体格，跃然纸上。“绿阴青子老溪桥。羞见东邻娇小”一韵，以“青梅枝上晚花”收尾，与词题扣合，首尾呼应。在那绿阴下，溪桥边，青梅日益成熟，而东邻的“枝上晚花”，却风姿绰约，不胜妖娆。两相对照，青梅不禁自惭形秽，羞于睹其芳华。词尾以烘云托月的笔法，借刻画青梅的心理，从另一角度却极写梅枝上的这“一痕雪”般的晚花，是何其娇小清丽。用待嫁的“东邻”美女来比况青梅枝上的晚花，既是拟人手法，又善于融典。
统观全词，词人选材新颖，视角独特，仅仅八句，却调动了多种修辞手段：拟人、比喻、烘托、对比、用典、均自然贴切，富有艺术美感。见出词人构思、运笔、遣词的创作功力。
这首诗首先描写了独乐园的自然环境与园中景物，并设想园主人饮酒下棋的闲适生活。然后委婉地叙述司马光虽云“独乐”，而实际上洛阳名士定将聚集在他周围，标榜“独乐”，其实内里有许多难言的隐衷，诗人对此表示了深深的理解。诗中又用《庄子·德充符》及老子句意，赞誉司马光才全德充，众望所归，“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他想要逃名避世，怕是难以办到，于理亦不合。篇末几句便以嬉笑戏谑的口吻激励司马光，当以政事为重，不宜一味装聋作哑，表达了对他真实地发表政见以及盼其重新入朝执政的殷切希望。此诗观点鲜明，议论直率大胆。
诗的主旨，据苏轼《乌台诗案》自言：“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全诗分四段：
“青山在屋上”八句为第一段，正写独乐园。前四句写园的自然环境、园中景物；后四句以花、竹、棋、酒概括园中乐事。据《独乐园记》：园中有见山台，可以望见万安、轩辕、太室诸山；又有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侧”说的就这样的景致。园内又有浇花亭、种竹斋，故说“花竹秀而野”。诗的首四句形象地概括了《独乐园记》文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纪昀评价“直起脱洒”是恰当的。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此诗用自然脱洒的笔调极写园的朴野之趣，是和园的“卑小”和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相一致的。又，如前所述，苏轼并未亲涉园地，只是根据《独乐园记》的内容加以概括，如果写景过细，反而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党。胡应麟《诗薮》讥此四句为“乐天声口”，“失之太平”，“取法”太“近”，意思是说它缺乏盛唐诗人的那种“高格响调”。他不理解诗人的审美情趣是不能离开审美对象的特征的。
“洛阳古多士”六句为第二段，是由“独乐”二字生发出来的文字。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司马光把园名叫做“独乐”，是因为“自伤不得与众同也”。这虽是司马光《独乐园记》文中所包含的意思，但说得太直露，太简单。苏轼这里却放开一步，绕一个弯，从“与众乐”中来突出“独乐”，更觉深婉有致。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名流荟萃的地方，风俗淳美，即使高卧不出，周围的朋友也会云集在周围，那是不可能不“与众乐”的；所以用“独乐”来命名，并非真有遁世绝俗之意，只不过是“有心人别有怀抱”罢了。“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二句，和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用意略同。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文和诗，其弦外之音，都流露出一种失职者的不平，苏轼深知此意，但说得十分委婉、曲折，所谓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行文妙处。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如满等结社于此，号称“洛社”，此借用以指司马光在洛阳的朋友们。
“才全德不形”以下八句是第三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这一段承接上文“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这层意思加以发展，先引老子、庄子之语作一顿挫，随即递入全诗的主旨。“才全德不形”，用《庄子》原话。《庄子·德充符》篇说，卫国有个叫哀骀它的人，外貌十分丑陋，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男女，都会受到他的吸引，离不开他。鲁哀公和他相处不久，竟至甘心情愿想把国政交托给他，还生怕他不肯接受。庄子说，这是由于他“才全而德不形”。所谓“才全”，按照庄子的意思就是把生死、得失、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与誉，乃至饥渴、寒暑等等都看成是一种自然变化，而不让它扰乱自己的心灵。所谓“德不形”，意谓德不外露。德是最纯美的内心修养，虽不露于外，外物却会自自然然来亲附你，离不开你。按照《老子》的说法：“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人是愈不出名愈好的。就算无求于世，把毁誉、得失看得很淡，但如果才德俱全，众望所归，想逃脱名声也是不可能的。《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身退十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诗中“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是当时反对派的旗帜，士大夫不满新法的，寄希望于司马光的起用。《乌台诗案》里说：“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意亦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这正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名声逐吾辈”四句是第四段，把诗人自己摆进去了。诗人说，我们都背上了名气太大这个包袱，用道家的话说，真所谓“天之谬民”，是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奇怪的是你近年却装聋作哑，不肯发表意见了。《乌合诗案》说：“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东都事略》记司马光退居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司马光自己也曾在神宗面前公开承认说自己“敢言不如苏轼”。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像苏轼那么天真，他是很老练的。
此诗借“题独乐园”的题目，对司马光的德业、抱负、威望、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进行了深微的描写和刻画。在当时的党派斗争中，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主题，苏轼向来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全诗于脱洒自然中别有一种精悍之气，苏轼前期的作品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
曲子首句“朝瀛洲暮舣湖滨”，“朝”与“暮”自然是夸张的说法，意在说明境遇改变之迅速。一看便知作者怀古伤情的原因。作者早上还在集贤院上任，晚上就已经乘船到了长沙，而从他对集贤院的称呼“瀛洲”来看，他对那里的生活十分满意。
“向衡麓寻诗，湘水寻春”交代卢挚到访洞庭一带的目的，在秀丽的山水中寻找快乐，表达他随遇而安、自寻快乐的积极人生态度。
“泽国纫兰，汀洲搴若，谁与招魂？”这三句与屈原密不可分。“泽国纫兰”出自《离骚》中的诗句“纫秋兰以为佩”；“江洲搴若”出自《湘夫人》中的“搴汀洲兮杜若”；“谁与招魂”中的“招魂”指的是宋玉为屈原所作的《招魂》作者徘徊在湘水之滨，隔着悠久的岁月向沉江而死的屈原致敬，其中也包含着对屈原处境与遭遇的深切理解。
“空目断苍梧暮云，黯黄陵宝瑟凝尘。”暮色沉沉，苍梧黄陵山被晚霞笼罩，极目远望，苍梧山上的陵墓、黄陵庙的湘妃宝瑟已经覆满尘土，令人心生感伤。
“世态纷纷，千古长沙，几度词臣！”世态变化万千，长沙千百年来停留过多少遭逐的文人墨客，他们不受皇帝赏识被贬至此，只能用文字诉说心中的抑郁和愤懑。这样的历史至今仍在反复。可见作者名为吊古，实际上是在倾诉自己内心的感慨。他歌颂屈原，歌颂那些历史上同他一样徘徊湘水不得志的词人忠臣，实际上也在为自己明志。
此曲蕴凄凉于苍劲之中，情真意切， 令人感动。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 “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总结：《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开头两句写年复一年，眼见秋花凋落，春花盛开，自己却劳碌奔波，在马背上度过。今天又见春风送暖，不知不觉中，春天已悄然来临。目睹这美好的春景，诗人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感叹人生如梦如醉，流年似水，岁月也正在悄然逝去。一种急于盼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感情溢于言表。
“短发”两句，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诗人长期离开家乡，宦游在外，倏忽间，已到五十岁上下，头发已经稀疏变白，苍白衰老的容颜也只能借助酒力才泛出一点红润。古人不剪短头发，“短发”的“短”在这里是少的意思。头发稀疏，所以只能“轻梳”，头发本不多，又千缕皆白，至于诗人是怎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辛苦操劳，以致身心憔悴而早衰的情形，也就可见一斑了。
以上四句充分表现了诗人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多年为民奔走效力的情况；后面四句则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谋私利，赤心报国的高风亮节。
“离家”二句紧承前面的内容而发，说明“离家”的目的正是为了“报国”，然而离家多年却寸功未建，又深感羞惭。于谦24岁中进士，刚三十岁时，就到江西处理积案，释放了很多被冤枉判罪的百姓。从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到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即诗人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期间，他又做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山西、河南巡抚。“离家自是寻常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诗人的感情又是那样的丰富细腻，目睹异乡的春日美景，他又怎能不想念故乡，产生惆怅之情呢？但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想为国有所作为，离乡的悲愁也只能是“寻常事”了。“报国惭无尺寸功”，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却又表现出他严于律己的人生态度。其实，多年来，作者又何尝“无尺寸功”。他辛苦劳碌，关怀百姓疾苦。灾年里，他下令打开官仓救济灾民。他为到处流浪没饭吃的百姓痛心，为严冬里还穿着破旧单衣的儿童难过。他希望引来天上的银河水灌溉人间的土地，还让老百姓到他的衙门里去控告贪官污吏。在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里，他像冬夜里的火把，给人们带来了温暖，所以老百姓称他为“于青天”。这两句话，实际上正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壮心不已，深感时光易逝，而急切盼望为国建功的心情的剖白，这正像屈原所说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萧涩”两句，诗人请求不要笑他多年为官而囊中空空，表明他只有报效祖国的长剑一柄，倚青空而立。尽管诗人多年位居高官，却一生清白自守，两袖清风，行囊羞涩。以至于这位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只留清白在人间”的民族英雄遇害时，朝廷派人去抄他的家，也只发现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这在当时贿赂成风的黑暗官场里，难得可贵。那独倚青空的耿耿长剑，正是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诗人胸中的赤胆忠心和凌云壮志的象征。
这首诗平仄协调，颔、颈两联对仗工稳，语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话，风格浑然淳厚，质朴刚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