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录的是鲁共公在梁王魏婴宴席上的一段祝酒辞，是诫言各诸侯王要警惕酒、味、色、乐的诱惑，否则将有亡国的危险。言直意重，表现了鲁共公卓越的政治见解。
文章的表达，主要运用了譬喻说理、排比言事的手法。全文以大禹疏仪狄而戒酒，齐桓公食美味而不醒，晋文公远南威而拒色，楚庄王不登强台而排乐为例，说明历代明主贤君都是拒酒、味、色、乐的引诱，而梁王兼有四者，足当警惕。理寓于故事中，以譬作喻，便于接受。排比句的运用，增强了气势和说服力。就内容而言，文章张扬的力戒酒、味、色、乐以强国兴邦的思想，不仅在两千多年前有益，即使在今天仍有其勿庸置疑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始先概括叙述梁惠王与诸侯宴饮的情况。“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一句，言虽简而作用大，既交代了当时情况，又总领全篇，文章皆由此而生，这一句表明了梁王的主人地位，而与会诸侯都是弱小之邦。一“觞”字点出宴饮，而“范台”又是魏国之名台，聚美女歌吹娱乐之所在。在此梁惠王自满自得，恣意作乐的情形自然表露出来了，为下文作了铺垫交代。接着写“酒酣”梁王“请鲁君举觞”，即请鲁共公为与宴的诸侯们祝酒，更突出了梁惠王在这些诸侯中的身份和地位，并引出鲁君的祝酒之辞。
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写鲁共公非同凡响的祝酒辞。鲁共公起身，离开座席祝酒，“避席”这一举动不同寻常，认真严肃可想而知。“择言”一词更显示出鲁共公不是一般地祝酒助兴，而是大有用意。鲁共公的祝酒辞分两层，第一层先以“昔者”领起对古代一些贤明君主对酒色淫逸要提高警惕看法的陈述。文章分别以大禹饮仪狄所造之酒，觉得异常醇美，而引起警觉，疏远了仪狄，再也不喝美酒，并告诫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说明戒酒对一国之君的重要意义。又以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食易牙五味之调而感到舒适，引起警觉，告诫说“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又以晋文公得美女南之威，引起警觉，告诫说：“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庄王有章华台之乐，醒悟后“盟强台而弗登”，告诫道“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说明国君要警惕嗜欲女色等。文章在这里将禹与著名的春秋五霸中有作为的国君拈出，写他们也曾经受到过美酒、佳肴、女色、高台陂池之乐的诱惑，但他们都是有理智又贤明的君主，都能很快有所觉悟，戒掉酒色娱乐给他们带来的坏毛病，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治国安邦，给后世提供了榜样。这层以古人为镜，写得文辞严整，文势贯通，方面俱全，又有层次感，同时又具有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的味道。
在第二层中，鲁共公极自然地将梁惠王与古代贤明君王对比，从以上四个相应的方面指出梁惠王奢侈淫靡俱全，已显露出亡国之兆，却还自恃强大，不知醒悟，点明其“择言”祝酒的深刻含义所在，突出文章的主旨。这段话也是分四方面排比写来，对照鲜明，劝讽之意自然显现其中，并在最后以“有一于此，足以亡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告诫梁惠王，语言遒劲有力度，动人心魄，同时又自然得体，使梁惠王最终也不得不服服贴贴地“称善相属”。
这篇文章短小精悍，结构严整，笔法简练，以祝酒辞的形式，却说出事关国家兴亡的大道理，劝讽有力，含义深刻。文章语言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前后对应，有繁有简，如此短章笔法之妙，不可言喻。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词，历代统治者为夺取巩固政权，据固设险，炫耀武力是其护身的重要法宝。此词针锋相对，大胆提出要“铲平斥堠”，希望政治清明，让百姓安居乐业，主题可谓新颖进步。
发端三句点明潼关的地理形胜。陕西省东边的潼关，是我国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上河南省三门峡市和陕西省西安市之间的一个车站，这是新潼关。老潼关在它的背面，更靠近黄河。词咏的是老潼关。潼关地势险要，西薄华山，南临商岭，北瞰黄河，东接桃林。词作为文学作品，不能象地志一样讲求实际，它需要运用想象、夸张等手法，注重形象。“太华垂旒，黄河喷雪”，潼关周围两大天险形胜，一静一动。静者庄严肃穆，有帝王气象；动者鬐张雷吼，如黄龙震怒。两两相对相形，把佛山与黄河写得极其生动传神。垂旒，原指帝王皇冠前后悬挂的成串珍珠宝玉。这里比喻高耸入云，气象森严的西岳华山，既新鲜又贴切。“咸阳百二重城”，用典。秦者咸阳，后世称“咸秦”。《史记·高祖本纪》：“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苏林注：“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一》“其重险则有潼关”条引杜佑《通典》曰：“其地上跻高隅，俯视洪流，历崤函而潼津，数百里间，盘纡峻极，实为天险。所谓秦得百二者，此也。”都说明潼关一带，是强秦天险。这里借“咸秦”之典，说明潼关历来是关中的屏障，兵家必争之地。以上三句形象生动，气势雄浑，富于表现力和概括力。可谓潼关的大全景。接着二句写潼关本身：“危楼千尺，刁头静无声。”前一句用夸张手法写人工构造的潼关之高大险固，与上天然形胜可谓相辅相成。“刁头”句写登关时氛围。刁斗是古代军中炊具，夜间用于敲更警众。这句暗示此地驻有重兵，只是现在“静无声”而已。城堡高筑，重兵守御，点出统治阶级的良苦用心。下文交待在危楼上登眺所见景象是：“落重红旗半卷，秋风急，牧马悲鸣。”给出登临的时间和季节，也描绘出一幅萧瑟凄劲的秋风牧马图。关前的有声有色，与关上的“静无声”，对照成趣，同时让人悟到关上寂静的原因。清军八旗，擅长骑战，守关劲旅当以骑兵为主，从“红旗”、“牧马”这些颇带军事色彩的描写中，可以想见那广袤田野里放牧的马群，或许正是大批守关将士的战骑呢。
综观上述所写，作者选景极有斟酌，着眼于表达主题的需要，为后文的跌宕和抒慨铺路架桥。
歇拍三句，总束上片登临，渐入感慨。一个“闲”字有两重意思，就抽暇游观来说，登临确是“闲”的；但就其借此抒发长期蕴积在胸中的感触而言，一点也不“闲”，措词甚妙。“兴亡满眼”，概括了潼关地区无数历史盛宴，隐隐与下片咏史相呼应。而特特拈出“衰草汉诸陵”，更是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咸阳城东有汉代五帝陵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潼关上无法望见五陵，这是作者出于主题需要的想象之词。汉代都长安，号称强盛，潼关是其惨淡经营和凭借的重镇。但这个强大帝国有没有立下万世不败之基呢？没有。同“咸秦”一样。它也没有逃脱覆亡的劫运。汉尚且如此，自郐而下当然更不必说了，举一可以反三。汉帝陵墓上衰草离离，这幅充满感慨的形象画面，有很多耐人寻思的象外之意，称得上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否定潼关天险的一笔，文情至此一转，跌入下片借史抒情。
过片五句咏安禄山攻破潼关，惊破唐玄宗美梦的史实。统治者总是崇拜武力，迷信险关。东汉初，隗嚣的将领王元说：“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东观汉记》）意思是有函谷关的天险，只要用一粒泥丸子就能封闭关隘，轻易地拒阻住敌人的进攻。这里“泥丸封未得”是典故的反用，指潼关失守。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反于范阳，当时有渔阳等六郡依附他。天宝十五载，潼关陷落，安禄山直进长安。风流天子唐明皇此时正在骊山华清宫，与杨贵妃一起浴温泉，赏歌舞，尽情享乐。及至闻说军情紧急，这才仓促出逃，避入四川。不久作为西京的长安（东京为洛阳）也陷落了，烽火台上再也不可能发平安信号到西京。词中“渔阳鼙鼓，响入华清”两句，用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春寒赐浴华清池”诗意。这五句以铁一样的史实紧扣潼关，写得如走珠滚丸，一气直下，表现了唐王朝由鼎盛而急遽衰落的过程，而且点明了衰落的原因是政治腐败所致。对上片潼关之险，这是一个讽刺嘲弄的大跌宕；对以下的议论寄慨，这又是一个坚实基础。文心极为绵密。
“自古王公设险，终难恃，带砺之形。”这是承上顺理成章推断出来的历史结论。“自古”也者，历史上以长安地区为首都，以潼关为咽喉的最强大国家，如秦、汉、唐，无一例外地覆灭之谓也。演绎推理，上升到哲学高度，十分精警。后一句又反用了一个典故。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时，立下誓言说：“使河如带，泰山若厉（通砺，磨刀石），国以永守， 爰及苗裔。”这里却说“终难恃”，不啻是对妄图以“设险”永保国祚绵长的王公贵族的当头棒喝。它虽是历史龟鉴，却又明显有针砭现实之意。险不可恃，怎样才能天下太平呢？高潮还在后面。
煞尾三句如异峰突起，形象地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它比前人“化干戈为玉帛”的思想更深入，更石破天惊。“斥堠”，指遍布在各军事要塞的前哨侦察所。从全部军事机器的构成与作用来说，潼关也是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斥堠”，作者这里要铲平的，主要是指潼关。当大大小小的斥堠被铲平后，土地不再被军事设施所分割和占用，人民也不必再去戍守争战，那时就能在如掌一样平坦的田地上辛勤耕耘，安居乐业了。作者设想中的这幅政治清明的春耕图，比上片的秋风牧马图当然要舒心快意得多。但是很渺茫，“何年月”，就透露出这种可望不可即的悲凉。
这实际上是一首政论词，它所表达的思想比贾谊《过秦论》更深邃，这是此词最光彩夺目之处。诚如王炜《珂雪词序》所评：“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于风格之雄浑苍茫，结构之跌宕严谨，典故的出新反用等等，那倒还在其次。
本词描写南宋都城杭州市民暮春游览西湖的情景。清明、寒食一过，百花逐渐凋谢，人们为 了挽留春光，纷纷出城来到苏堤之上，尽情游赏。 然而春之神似乎并不懂得人们的用意，终于随着 游人的船儿默默无言地归去了。词作抒写惜春、 伤春之情，构思新颖，读来别有一番韵味。《蕙 风词话》谓其“番腾妆束闹苏堤”句，形容粗钗 腻粉，可谓妙于语言，天与娉婷，何有于“翻腾 妆束”，适成其为“闹”而已。“闹”字值得玩 味，“闹”是说“妆束”，相当于“闹妆”的 “闹”，指花花绿绿、眼睛应接不暇的景象。 “闹”字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 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有如见 其人，如闻其身之感，表达了身临其境的美感。
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