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乐府诗，题旨大概是由阮籍《咏怀·壮士何慷慨》来的，那首诗道：“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阮籍这首诗在他的《咏怀》中可谓别调，写得也很慷慨激昂，但它表现的功业心主要是从“效命”、“气节”着眼的，而张华此篇虽然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但主要是从人生意义、生命价值这些认识出发，显得比较深切，更能予人们以激励。这是思想上的不同。阮籍的作品是古诗，显得简约朴素，而张华此篇则较铺张，也比较重修辞，“乘我大宛马”以下十句全是对偶，这不仅显出乐府体与古诗的差别，也显出西晋之后的诗歌比“正始之音”更注重形式美了这是一首抒发豪情壮志的诗，全诗共二十句，分为五节。
第一节言天地宇宙时刻不停地在运动，人和万物都受自然规律支配，有生就有灭，有始就有终。首二句化用贾谊《鵩鸟赋》：“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震荡即激荡，回薄意为回旋运转。“禀常格”，禀受常规。天地的运动是“不知穷”，人、物的生长“必有终”，这就显出了无限与有限的矛盾，作为一个人来说，应妥善对待这个矛盾。
第二节道：“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岁月俯仰之间就过去了，功名要赶快建立，使之崇高，壮士心怀愤激之情，不能恬淡无为。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壮士觉着时不我待，所以及时努力，这与当时泛滥的老庄那“守虚冲”的人生哲学正相反对。
第三节写到壮士的立功行动了：“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大宛马，西域产的良马。繁弱弓，古代的一种大弓。“乘我”、“抚我”，着两“我”字，其豪迈自得情态宛然可见。“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宋玉《大言赋》云“长剑耿耿倚天外”，此言“长剑横九野”也是极言长剑之长。屈原《离骚》有“高余冠之岌岌”，此言“高冠拂玄穹”，帽子都摩着天了，也是极言高冠之高。这些夸张，突出壮士的英武。以上这些描写表示壮士要驰逐疆场杀敌立功了。
第四节写壮士参加战斗的英雄气概。“慷慨成素霓，啸吒起清风”，二句是暗用荆轲的故事。据说荆轲刺秦王，有白虹贯日。他赴秦廷前慷慨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史记·刺客列传》）素霓即白虹，啸吒即呼啸。这表现了壮士赴敌时高亢的斗志。“震响骇八荒，奋威曜四戎”，八荒、四戎，指周围的敌国，这是说壮士耀（通曜）武扬威，使敌国为之震慑。真是刀兵未加已声威远被，其立功是指日可待了。
末节即写功或名就。“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濯鳞”意谓像鱼那样遨游，阮瑀《为曹公与孙权书》有“濯鳞清流，飞翼天衢”的话，是以远大相期许，这里的“濯鳞沧海”、“驰骋大漠”是说壮士由东而西横行天下。所以下句说：“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独步”，谓其天下无敌手，这样四海都称赞他这位大英雄了。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不朽。这个壮士在有限的“年时”里建立了不世之功，这样他就可以不朽了。
这首诗表现壮士的英风豪气，自然也表现了自己的胸襟、抱负，可说是一首“风云”之作。这样的作品在诗风日趋轻靡的当时并非多见，而张华集中还有一些，如《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励志诗》等，都是很可值得注意的作品。钟嵘《诗品》谓张华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从现有的作品看，至少是不完全正确的。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贬斥。
本文通过记叙取名为“快哉亭”的原因，借题发挥，劝慰在谪居生活的张梦得和苏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当时苏辙也在贬中，写作此文，亦有自慰之意。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长江水势落笔，写登临亭子能览观江流之胜，暗寓快哉之意。第二段揭出命名的缘由：一是从俯瞰、昼观、夜间、近睹、远眺诸角度，极言观赏亭子周围的山川胜景，足以令人称陕。第三段直议“快哉”：先引《风赋》中的有关文字，点“快哉”的出典，然后就楚王之乐、庶民之忧，联想到“士生于世”的两种不同处世态度，肯定张梦得不以物伤性，自放于山水之间的那种“何适而非快”的乐观倔强的情怀。最后从反面收结，进一步衬托出张梦得旷达胸襟的可贵。
全文结构严谨，紧扣“快哉”着笔，一篇之中“快”字凡七见，既做足了题目，又把不以谪居为患，在逆境中自勉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势宏放，笔致委曲明畅，能体现苏辙散文风格。《古文观止》评：“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俱忘。”这种评价，决非虚言。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