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黄庭坚在太和知县任上登快阁时所作的抒情小诗。

　　一般说来，文章或诗歌开头往往较难，以致有的文学家常将其开头处砍去，这是因为开头处，作者还没有和作品的情境融为一体，因而容易作态。黄山谷此诗起首，用通俗口语娓娓道来，但又能构思奇妙，引人入境。诗人说，我这个呆子办完公事，登上了快阁，在这晚晴余辉里，倚栏远眺。这二句，看似通俗浅近，却包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前句是用《晋书·傅咸传》所载夏侯济之语，“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坐痴，复为快耳！”后句用杜甫”注目寒江倚山阁“及李商隐”万古贞魂倚暮霞”之典，还多有翻新出奇之妙。“痴儿”二字翻前人之意，直认自己是“痴儿”，此为谐趣之一；“了却”二字，渲染出了诗人如释重负的欢快心情，与“快阁”之“快”暗相呼应，从而增加了一气呵成之感此为妙用二；“倚晚晴”三字，更是超脱了前人的窠臼。杜诗之“倚”，倚于山阁，乃实境平叙；李诗之“倚”，主语为“万古贞魂”，乃虚境幻生而成；黄诗之“倚”，可谓虚实相兼；诗人之“倚”，乃是实景，但却倚在无际无垠的暮色晴空。读此三家，宛如一幅艺术摄影，在晚霞的逆光里，诗人与亭阁的背影。

　　不仅如此，“倚晚晴”三字，还为下句的描写，作了铺垫渲染，使诗人顺势迸出了“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的绝唱。远望无数秋山，山上的落叶飘零了，浩渺的天空此时显得更加辽远阔大，澄净如玉的澄江在快阁亭下淙淙流过，一弯新月，映照在江水中，显得更加空明澄澈。这是诗人初登快阁亭时所览胜景的描绘，也是诗人胸襟怀抱的写照。读这样的诗句，不禁使人想起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谢脁“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的名句。但黄山谷之句，既汲取了前辈的养料加以锻炼熔造，又是新的境界再现。所以前人曾评此二句道：“其意境天开，则实能劈古今未泄之奥妙。”（张宗泰《鲁斋所学集》）

　　五、六二句，是诗人巧用典故的中句。前句用伯牙捧琴谢知音的故事。《吕氏春秋·本味篇》载：“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后句用阮籍青白眼事。史载阮籍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见所悦之人，“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诗人这二句大意是说，因为知音不在，我弄断了琴上的朱弦，不再弹奏，于是只好清樽美酒，聊以解忧了。此处“横“字用得很生动，把诗人无可奈何、孤独无聊的形象神情托了出来。

　　结句诗人说自己希望能坐上归船，吹弄着悠扬的长笛，回到那遥远的故乡——我的这颗心呵，早已和白鸥订好盟约了。从全诗的结构看，这个结尾是相当精彩的：起首处诗人从“痴儿了却官家事”说起，透露了对官场生涯的厌倦和对登快阁亭欣赏自然景色的渴望；然后，渐入佳境，诗人陶醉在落木千山，澄江月明的美景之中，与起首处对“公家事”之“了却”形成鲜明对照；五、六句诗人作一迭宕：在良辰美景中，诗人心内的忧烦无端而来，诗人感受到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自己的胸怀无人理解的痛苦。那么，解脱的出路何在呢？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诗人的“归船”、“白鸥”之想。这一结尾，不但呼应了起首，顺势作结，给人以“一气盘旋而下之感”（潘伯鹰评语）。而且意味隽永，让人想象无穷。

　　全诗明白如话，因景抒情寄慨，字字紧扣，层层关联，用典贴切，无一字无来处，体现了江西诗派用字新奇、笔力雄健的特点。

　　此诗极受后人称赏。姚鼐称此诗“豪而有韵，此移太白歌行于七律内者”；方东树评析说：“起四句且叙且写，一往浩然，五、六句对意流行。收尤豪放。此所谓寓单行之气于排偶之中者。”这些评析都是十分切中肯綮的。翁方纲评黄山谷诗云：“坡公之外又出此一种绝高之风骨，绝大之境界，造化元气发泄透矣。”细吟此诗，当知无愧。

　　张丞相即张九龄，也是著名的诗人，官至中书令，为人正直。孟浩然想进入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人能给予引荐。他在入京应试之前写这首诗给张九龄，就含有这层意思。这是一首干谒诗。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这首诗赠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张的赏识和录用，只是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才写得那样委婉，极力泯灭那干谒的痕迹。诗的前四句写洞庭湖壮丽的景象和磅礴的气势，后四句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政治热情和希望。

　　开头两句交代了时间，写出了浩瀚的湖水。湖水和天空浑然一体，景象是阔大的。“涵”，有包含的意思。“虚”，指高空。高空为水所包含，即天倒映在水里。“太清”指天空。“混太清”即水天相接。这两句是写站在湖边，远眺湖面的景色。三四两句继续写湖的广阔，但目光又由远而近，从湖面写到湖中倒映的景物：笼罩在湖上的水气蒸腾，吞没了云、梦二泽，“云、梦”是古代两个湖泽的名称，据说云泽在江北，梦泽在江南，后来大部分都淤成陆地。“撼”，摇动（动词，生动形象）。“岳阳城”，在洞庭湖东北岸，即今湖南岳阳市。西南风起时，波涛奔腾，涌向东北岸，好像要摇动岳阳城似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有的版本作“气吞云梦泽”)，读到这里很自然地会联想起王维的诗句：“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整个城市都飘浮在水面上，微风吹起层层波澜，遥远的天空都在水中晃动。它们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四句实写湖。“气蒸”句写出湖的丰厚的蓄积，仿佛广大的沼泽地带，都受到湖的滋养哺育，才显得那样草木繁茂，郁郁苍苍。而“波撼”两字放在“岳阳城”上，衬托湖的澎湃动荡，也极为有力。人们眼中的这一座湖滨城，好像瑟缩不安地匍伏在它的脚下，变得异常渺小了。这两句被称为描写洞庭湖的名句。但两句仍有区别：上句用宽广的平面衬托湖的浩阔，下句用窄小的立体来反映湖的声势。诗人笔下的洞庭湖不仅广阔，而且还充满活力。

　　下面四句，转入抒情。“欲济无舟楫”，是从眼前景物触发出来的，诗人面对浩浩的湖水，想到自己还是在野之身，要找出路却没有人接引，正如想渡过湖去却没有船只一样。对方原是丞相，“舟楫”这个典用得极为得体。“端居耻圣明”，是说在这个“圣明”的太平盛世，自己不甘心闲居无事，要出来做一番事业。这两句是正式向张丞相表白心事，说明自己目前虽然是个隐士，可是并非本愿，出仕求官还是心焉向往的，不过还找不到门路而已。

　　于是下面再进一步，向张丞相发出呼吁。“垂钓者”暗指当朝执政的人物，其实是专就张丞相而言。这最后两句，意思是说：执政的张大人啊，您能出来主持国政，我是十分钦佩的，不过我是在野之身，不能追随左右，替你效力，只有徒然表示钦羡之情罢了。这几句话，诗人巧妙地运用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淮南子·说林训》）的古语，另翻新意；而且“垂钓”也正好同“湖水”照应，因此不大露出痕迹，但是他要求援引的心情是不难体味的。

　　本文是一首述怀诗，写得很委婉。在唐代，门阀制度是很森严的，一般的知识分子很难得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要想在政治上寻找出路，知识分子须向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求助，写些诗文呈送上去，希望得到赏识，引荐提拔。公元733年，孟浩然西游长安，时值张九龄出任朝廷丞相，便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希望他给予帮助。但由于诗人顾虑多、爱面子，想做官又不肯直说，所以只好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这种苦闷的心情，是不难领会的。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是把写景同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触景生情，情在景中。诗的前四句，描写洞庭湖的景致。“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涵虚，是天空反映在水中的幻景。太清，就是天空。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到了中秋时节，洞庭湖里的水盛涨起来，与湖岸平齐了，一眼看云，只见湖山相映，水天一色，浑然成为一体，美丽极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在这浩翰的湖面和云梦泽上，水气蒸腾，涛声轰鸣，使座落在湖滨的岳阳城都受到了震撼。这四句诗，把洞庭湖的景致写得有声有色，生气勃勃。这样写景，衬托出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暗喻诗人正当年富力强，愿为国家效力，做一番事业。这是写景的妙用。

　　第一首“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杜甫身陷贼中的唯一念想和寄托，就是行在中的唐肃宗了。《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杜甫虽不是圣人，但“一饭未尝忘君”（苏轼评价杜甫语），却不得不说是圣人对杜甫的影响。杜甫于身陷贼中之际依然西望行宫，希望有朝一日能突围抵达，但现实却是音尘不到，无人却回，即没有退回之人。长安本是沦陷区，帝王身边的人当然不会自蹈死地，却不知沦陷区依然有人“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眼穿”就是成语“望眼欲穿”之所本。对着西下的落日，杜甫只能在沦陷中深情凝望。“落日”既暗喻西面的凤翔行在，也暗指江河日下的大唐帝国。“寒灰”同用两个典故，一个是庄子的“形故可如槁木，心可如死灰乎？”表现自己绝望的心理；另一个则是《史记·韩安国列传》中“死灰复燃“的典故：韩安国曾经坐牢被狱吏折辱，韩安国说：”你认为死灰难道不会复燃吗？“狱吏说：”死灰复燃，就用尿浇灭。“后来韩安国出狱后做了大官，遇见狱吏后笑着说：”你现在可以用尿浇灭了。“狱吏大恐。杜甫用”死灰“的典故，表现的是自己仍有”复燃“的可能，绝望中仍有希望。”茂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茂树“又作”雾树“，在”雾树“的导引下，终于望到了凤翔周边的连山，对此杜甫如何不激动？但杜甫却忽然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激动，却写自己的故旧亲朋对自己的惊讶：老了，瘦了，但总算从沦陷区活着回来了。通过他人之口来对自己做一个评价，这是诗人高明的地方。

　　第二首“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先追忆曾经在沦陷区四面胡笳的悲怆，和长安汉苑在铁蹄下凄凉残破的惨状，再感慨生还之不易。虽然基本脱险，但杜甫仍觉侥幸，将脱险之后仍视作“生死悬于顷刻”（仇兆鳌语）的“暂时人”，这既是自怜，又不乏自嘲。杜甫找到了“组织”，自然万分欣喜。“司隶章初睹”虽不算警句，然也化用了南朝傅亮《进宋元帝诏》“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一语，可见杜诗“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语）的特点。“南阳气已新”同样用典，《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春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以望气者（观察天象的人）见王者之气之喜，代指自己接近行在和国君之喜。“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是杜甫诗歌常见的以悲写喜之手法。激动得沾巾，喜不自胜，溢于言表。高步瀛评道：“五六句明写达，暗写喜，七八句明言喜，反说悲而喜弥甚，笔弥幻矣。”杜甫诗歌的艺术，就在于曲折地表现原本简单的感情。

　　第三首开头劈空而至。一开始便假设了自己的死，死且无人知晓，是多么的惨淡，但未曾想到自己居然生还，足堪“自怜”。而“犹瞻”再次表达杜甫的“侥幸”和欣喜。“影静千官里”指自己暂时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和众朝臣一样侍奉天子，王夫之评价此句“写出避难仓皇之余，收拾仍入衣冠队里一段生涩情景，妙甚。非此则千官之静，亦不足道也。”“七校”是汉代的七种校尉，这里也代指朝廷百官。而“心苏”一个“苏”字更是振起全篇。最后“新数中兴年”既是对自己报效朝廷的期望，也是对朝廷能够自振的期望。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