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过”,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过”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
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鬼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伤春”之感都从此生出。
第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第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
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其年,陈维崧字。在他的填词图上题咏的很多,是清初词坛上闻名的风流韵事。朱彝尊的《迈陂塘》词是其中的一篇,是享有盛名的一篇。
朱彝尊和陈其年,私交甚厚,出处也大体相同。早年,二人曾合刻《朱陈村词》,抗清复明活动中引为同志。以后乞食四方,历游半个中国,落魄潦倒,侘傺不得志。晚年同应博学鸿词。这首词写于二人未出仕前。
陈廷焯说:“迦陵(陈维崧号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又说:“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结论是:“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以上均见《白雨斋词话》卷三)都是深中肯綮的公允之论。不信,请看朱彝尊的评说。“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青兕”:传说中的猛兽,这里代指辛弃疾。辛词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神勇无比,后人誉为青兕转生。朱彝尊巧妙地移作迦陵评语,谓其专擅清初词坛,摆脱常规拘束,飞扬跋扈,目无余子。“前身可是青兕?”这一设问极妙,若非青兕,何来如此神勇?既有如此神勇,前身应是青兕,从反诘中予以肯定。同时也揭出迦陵词与辛词的师承关系,其词风是从辛弃疾一脉而来,“跋扈颇参青兕意”(朱祖谋语),形神肖似的程度,不妨说成是清初的辛弃疾,这一点是朱彝尊未明言而会首肯的。至此,读者面对填词图中的人物——陈其年,有了总体把握:是不同凡响的填词大家,有着迥异常人的创作个性,独揽词坛的崇高地位,源出稼轩,以豪放为主要特色的创作天才。言简意赅,肮脏流转,熔叙述、评论、谀扬、疑难,以及旧典新说于一炉,五彩纷呈,先声夺人,予读者以鲜明强烈的感知和印象。后人每以朱(彝尊)陈(维崧)并称,如此句的大笔勾勒,力透纸背,亦见朱氏的功力,确能旗鼓相当。
“风烟一壑家阳羡”,借杜牧诗“一壑风烟阳羡里”成句,点出主人公世居的古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的山光水色,佳美风景。恰好这儿也是宋代著名词人竹山的乡里。竹山,蒋捷号,词风追步稼轩,刘熙载《词曲概》里称他为“长短句之长城”,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为“宋末四大家”,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影响尤大。这从地理上追溯其词学渊源。作者以平淡无奇的笔触,娓娓道来,极自然地一笔带出,为首句的评述作了补充。
犹如影视镜头,渐渐由远处摇至眼前,作者引导我们逼近观察填词图中的生活场景:画面上罨画溪(地名。在宜兴县东南。古时有指为圻溪或东泻溪者)穿越而过,溪水清越,缥碧见底,泉水激石,似闻泠泠作响;两岸夹生藤花,珠结翠绕,摇曳多姿,倒映水中,青绿喜人。图中的主人公,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和桌几之属,安坐在那溪旁的绿树阴中,正悠然出神地苦思冥想,捕捉“空中语”,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创造出飞扬跋扈的好词。
写到这里,已将“其年填词图”题目立体呈现于读者面前,山穷水尽处,笔头一转,突作放达语:人生快意事,但求“紫笋烹泉,银筝侑酒”便足够了,“此外总闲事”!“紫笋”,茶之名器。相当于今天出产的宜兴紫砂壶。“银筝”:名贵的银装筝。也就是说,闲来掬取一勺名泉,烹上一壶酽茶,与三五旧友新欢,意气风发,谈艺论文;兴来丝竹吹弹,饮酒作乐,象刘禹锡诗中说的“插花女儿弄银筝”,姜白石词中说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一曲终了,捧巨觥劝进,昏昏然不复与外事相接。是呀,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是作者的劝慰语,也是画图上无法绘出,深藏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酸楚语。在沉痛的感喟中读者顺理成章地领略到词外之旨:旷世奇才,不为世用,只能沉湎于酒旗歌板之中,有情人当一掬同情之泪!
上片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一、始终扣紧“其年填词图”五字写实写足。从总体到局部,从大处到细节,从外形到内涵,立体交叉,纵横开合,立足画面,从“图”生发。即使是“紫笋”、“银筝”,也是图画中的实有之物。年次少于陈维崧的同里词人蒋景祁,在其词注中便曾说“填词图中旁画士女”,正是“插花女儿弄银筝”的真实画面。而总体评说,乡学渊源,创作环境,烹泉论艺,以及银筝正拍,快意时浮一大白,却说的是“填词”因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其年”二字,多角度地托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陈维崧来。二、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虚实交替,移步换形。言飞扬跋扈,突来“可是青兕”一问;说阳羡山水,攀上古人竹山乡亲;明写创作环境优美,潜台词是:词赋乃小道,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的营生。分看似乎各自独立,合看则围绕“其年填词图”轴心旋转。散珠委地,线穿珠联,一环套住一环,一层递进一层,光怪陆离,变换莫定。特别是充分发挥了有声画(俗说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的功用,以“紫笋”、“银筝”等实有之物为道具,转瞬间,成为深层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成因,有助于多层次地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
过片以下不再就“图”立说,只就“其年填词”进行细部刻镂。
“空中语”:据《冷斋夜话》载,法云和尚劝黄庭坚多做诗而艳歌小词可不作;黄庭坚说:小歌词是“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亦即歌词乃凭空结撰之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菱角”:白居易诗:“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菱角、谷儿皆侍婢名。意谓歌词中的艺术形象,不管是构想中的标致小姐,或是具体描绘的扎着丫髻的婢女,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朱彝尊自题词集《解珮令》亦曾说:“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与此意同,但说得更显露。这里推己及人,说陈维崧凭空结撰之词,虽不乏“燕钗蝉鬓”、“歌筵红粉”之类的题材,其目的在于寄托作者的幽愤。陈廷焯评说:“其实朱、陈未必真空也。”(《放歌集》卷三)是为知言,他们不为世用,饥驱四方、抑塞磊落之气发而为词,正是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并非飘浮空泛的游词。若从艺术创作之法则言,正如陆机《文赋》说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称词为“空中语”,却也合理而又形象。
陈维崧才思横溢,意豪气盛,中遭家门变故,颠沛流离,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全都通过词来宣泄,有时一日作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填词之多,古今称最。“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是实事实说,不是夸诞之言。“乐章琴趣”,柳永词集称《乐章集》,黄庭坚、晁补之的词集同称为《琴趣外编》,是以二集名代指填词。为何二者叠用呢?这是词律规定字数的需要。迦陵词在长期的流传中散失很多,有的是作者漫不经意随作随丢,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千六百多首,也还是古今作者中词作数量最多的。如此既多且好的歌词,就使从前的那些善歌者或记曲者相形见绌了。“团扇底,也直得尊前、记曲呼娘子?”“团扇”:据《古今乐录》载:晋王珉好捉白团扇,其嫂婢谢芳姿善歌《团扇歌》。又“记曲呼娘于”,据《碧鸡漫志》载:张红红颖悟绝伦,每听新声,即能记其拍,一声不失;后招入宜春院,宫中号为记曲小娘子。这些谢芳姿、张红红之流,当然不是陈维崧的敌手,显得名实不副,只有从酒旗歌筵前消失,让位于陈维崧的新声了。
最后数句,极力写陈词之艺术感染力和流传之广大。不论是城市和墟集(“旗亭”,市楼。“药市”,《成都古今记》:九月药市。指墟集)都可听到传唱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江南江北”,向子諲词分为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歌声揭响入云,震落屋梁上的尘土(“歌尘”,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又如清晨吸一口井华水(“井华水”:《本草注》:井华水平旦第一汲者,令人好颜色),沁人心脾,顿觉性平气和,颜色温润。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屯田词。”(按“井华水”已见前《本草注》,此又引《避暑录话》释“柳下井华水”,为行文方便,二注都用了。)迦陵词流传的盛况,也同于柳词的情景。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作圣作贤,建功立业是无望了,有这许多佳词丽篇,家喻户晓,广被天下,也是不朽之盛事,可以聊以自慰了。
后片极写其“盛”,却笼罩悲愤之雾,这也是全词的基调。朱彝尊才学富赡,有喜欢掉书袋的毛病,这首词隶事太多,就是证明。再则迦陵词有蹈扬湖海,一发无余的短处,虽不影响朱氏的总体评价,读者却是应该知道的。
前四句描绘贵家女子无忧无虑,悠闲得意的生活情景。“小苑试春衣,高楼倚暮晖。”这位贵家妖姬袅袅婷婷登上高楼,面对着楼下小巧玲珑、花草繁茂的花园,无忧无虑地在那里试着春衣,然后倚靠栏杆,观赏着夕阳映照下姹紫嫣红的春景。一个“试”字,传神地写出她那对镜穿衣、左顾右盼、搔首弄姿、顾影自怜的情态,大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意味;一个“倚”字,又活画出她那雍容不迫、悠闲自得的闲情逸致,仿佛陶醉在“夕阳无限好”的爽心悦目之中,令人想到王昌龄笔下“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的诗意。如果说首联只是纯用白描手法的人物写实,那么颔联则是用比兴手法进一步以景托情:“夭桃唯是笑,舞蝶不空飞。”上句化用《诗·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句意,以暗示贵妇年少色盛、充满着青春的欢笑;下句化用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曲江二首》)和“留连戏蝶时时舞”(《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诗意,以喻富家夫妻团圆欢聚的幸福,恰如彩蝶双飞,她没有别的妇女那种形单影只的空虚。妙在两句既写出贵妇登楼所见:园中桃红柳绿、莺飞蝶舞的景物,又以景喻人,衬托出贵妇青春韶华的欢乐、伉俪谐守的幸福,似景似人,妙合无痕。修辞上运用借喻,双关物我,意蕴丰富而形象生动;又暗中用典,如盐溶水,自然巧妙而不露痕迹。“夭桃”而能“含笑”,着一“笑”字,不仅园中景物全活,而且人物情态毕肖:在贵妇欢乐得意的眼中,“夭桃”也是“巧笑倩兮”。“舞蝶”之飞,着“不空”一词加以限制,顿然耐人寻味。暗示出贵妇得天独厚的优越幸福感,与下文征妇的“含泪”恰成鲜明对照。且对仗中嵌进“唯是”、“不空”这类虚词,使“夭桃”之笑,“舞蝶”之飞的意态更臻传神。
颈联和尾联则换了另一副笔墨,描写出征人之妻的幽思哀怨。“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诗人笔锋陡然一转,思接边陲,“视通万里”。“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这两句正写当时时事:上句说远戍赤岭一带防御吐蕃的征人久无音耗,归期无日;下句说鸿门一带仍被回鹘军队所围困,战争正在进行。这既是思妇“含泪”哀怨的思绪,也表现出诗人对时局的隐忧。在意脉上与前四句形成陡转,章法上亦有不同:前四句写贵妇于国事了无牵挂的悠闲自得,是实写;此二句写征人之妻遥思边境丈夫音沉信杳、生死难卜之忧,则是虚写。在时空的拓展上也产生了大幅度的跳跃:“久无耗”与“犹合围”暗示出时间之久远;“赤岭”、“鸿门”与“小苑”、“高楼”,则显示出空间之殊异。此联对仗也见工巧,“鸿”谐音“红”,与“赤”同为颜色,构成真假对,而“赤岭”与“鸿门”又是地名对。尾联再挽回笔锋写眼前现实:“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这两句承颈联而言:正因为边疆战士久无音信,生死不明,致使多少家中思妇因为锦书难寄,只能坐在织锦书的鸳机旁边含泪思念远戍的丈夫,那针针线线,经纬交织的锦书,凝聚着思妇多少相思、忧虑和哀怨。
此诗描写两种闺情,除使用对比映衬手法之外,在遣词设色上,接受了齐梁宫体诗艳丽工巧的影响,但内容密切联系时事,风格也不流于浮艳柔靡。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对齐梁宫体的一种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