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这是一首怀人之作。词人把漂泊异乡的落魄感受,同怀念意中人的缠绵情思结合在一起写,采用“曲径通幽”的表现方式,抒情写景,感情真挚。
上片首先说登楼引起了“春愁”:“伫倚危楼风细细。”全词只此一句叙事,便把主人公的外形像一幅剪纸那样突现出来了。“风细细”,带写一笔景物,为这幅剪影添加了一点背景,使画面立刻活跃起来了。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我长时间倚靠在高楼的栏杆上,微风拂面一丝丝一细细,忘不尽的春日离愁,沮丧忧愁从遥远无边的天际升起。他首先说登楼引起了“春愁”。全词只有首句是叙事,其余全是抒情,但是只此一句,便把主人公外在的形象像一幅剪纸那样凸显出来了。他一个人久久的伫立在高楼之上,向远处眺望。“风细细”,带写一笔景物,为这幅剪影添加了一点背景,使画面立刻活跃起来了。他伫立楼头,极目天涯,一种黯然销魂的“春愁”油然而生。“春愁”又点明了时令。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写主人公的孤单凄凉之感。前一句用景物描写点明时间,可以知道,他久久地站立楼头眺望,时已黄昏还不忍离去。“草色烟光”写春天景色极为生动逼真。春草,铺地如茵,登高下望,夕阳的余辉下,闪烁着一层迷蒙的如烟似雾的光色。一种极为凄美的景色,再加上“残照”二字,便又多了一层感伤的色彩,为下一句抒情定下基调。“无言谁会凭栏意”,因为没有人理解他登高远望的心情,所以他默默无言。有“春愁”又无可诉说,这虽然不是“春愁”本身的内容,却加重了“春愁”的愁苦滋味。作者并没有说出他的“春愁”是什么,却又掉转笔墨,埋怨起别人不理解他的心情来了。词人在这里闪烁其辞,让读者捉摸不定。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下片前三句是说,打算把放荡不羁的心情给灌醉,举杯高歌勉强欢笑反而觉得毫无意味。词人的生花妙笔真是神出鬼没。读者越是想知道他的春愁从何而来,他越是不讲,偏偏把笔宕开,写他如何苦中求乐。他已经深深体会到“春愁”的深沉,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排遣的,所以他要借助于酒,借酒浇愁。词人说得很清楚,目的是图一醉,并不是对饮酒真的有什么乐趣。为了追求这一“醉”,他“疏狂”,不拘形迹,只要醉了就行。不仅要痛饮,还要“对酒当歌”,借放声高歌来抒发他的愁怀。结果如何呢?他失败了。没有真正欢乐的心情,却要强颜欢笑,这“强乐”本身就是痛苦的一种表现,哪里还有兴味可谈呢?,欢乐而无味,正是说明“春愁”的缠绵执着,是解脱不了的,排遣不去的。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末两句是说,我日渐消瘦下去却始终不感到懊悔,宁愿为她消瘦的精神萎靡神色憔悴。为什么这种“春愁”如此执着呢?至此,作者才透露出这是一种坚贞不渝的感情。他的满怀愁绪之所以挥之不去,正是因为他不仅不想摆脱这“春愁”的纠缠。甚至还“衣带渐宽终不悔”,心甘情愿的被春愁所折磨,即使形容渐渐憔悴、瘦骨伶仃,也是值得的,也绝不后悔。至此,已经信誓旦旦了。究竟是什么使得抒情的主人公钟情若此呢?直到词的最后一句才一语破的:“为伊消得人憔悴”——原来是为了她!。
这首词妙紧拓“春愁”即“相思”,却又迟迟不肯说破,只是从字里行间向读者透露出一些消息,眼看要写到了,却又煞住,调转笔墨,如此影影绰绰,扑朔迷离,千回百折,直到最后一句,才使真相大白。在词的最后两句相思感情达到高潮的时候,戛然而止,激情回荡,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