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
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万马齐喑”,比喻在清朝统治下,人们不敢讲话,到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这里用了一个典故。苏轼《三马图赞引》:“时(宋元祐初)西域贡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骨,虎背而豹章,出东华门,入天驷监,振鬣长鸣,万马齐喑。”对于“万马齐喑”的局面,用一“哀”字,表明诗人痛惜之情与爱国之心。诗人于1810年到北京做官,满怀经世之志、治国之略,但是仕途的失意。政治主张的破灭,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他处在“平生进退两颠簸”(《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的境遇中。
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现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
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法,表现了诗人渴望砸烂黑暗统治,出现一个崭新世界的愿望。“天公”,即玉皇,亦即世俗所谓老天爷。诗人揭露时弊,忽然就劝起老天爷来了,诗末自注云:“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数万,道士乞撰青词。”这个自注说明了诗人写这首诗的具体环境,看出了诗人是借“道士乞撰青词”之机,用民间迷信活动来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服务。“不拘一格”,充分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怀,远大的目光,具有战略性的设想。当时的清政府,腐朽无能,内忧外患,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虎视耽耽,奴役中国民族、灭亡中国国家之心不死,瓜分风潮,迫在眉睫,要拯救暴风中破船似的中国,非有各方面的大批人才,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诗人劝天公重新振作精神,不拘一格而降大批人才,共挽即倒的狂澜,将倾的大厦。“劝”字,颇具积极意义。它是奉劝,而不是乞求,表现了诗人处于踞离临下的地位,也显示出诗人变革的信心。
诗的前两句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诗人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万马齐喑”比喻在腐朽、残酷的反动统治下,思想被禁锢,人才被扼杀,到处是昏沉、庸俗、愚昧,一片死寂、令人窒息的现实状况。“风雷”比喻新兴的社会力量,比喻尖锐猛烈的改革。从大处着眼、整体着眼、大气磅礴、雄浑深邃的艺术境界。诗的后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传诵的名句。诗人用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他热烈的希望,他期待着优秀杰出人物的涌现,期待着改革大势形成新的“风雷”、新的生机,一扫笼罩九州的沉闷和迟滞的局面,既揭露矛盾、批判现实,更憧憬未来、充满理想。它独辟奇境,别开生面,呼唤着变革,呼唤未来。
这首诗中那在白杨树下踯躅的人儿,究竟是男、是女,很难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或她)一定是早早吃罢晚饭,就喜孜孜来到城东门外赴约了。这约会在初恋者的心上,既隐秘又新奇,其间涌动着的,当然还有几分羞涩、几分兴奋。陈国都城的“东门”外,又正是男女青年的聚会之处,那里有“丘”、有“池”、有“枌”(白榆),“陈风”中的爱情之歌《东门之池》、《宛丘》、《月出》、《东门之枌》,大抵都产生于这块爱情圣地。
此时主人公的伫足之处,正有一排挺拔高耸的白杨。诗中描述它们“其叶牂牂”、“其叶肺肺”,可见正当叶儿繁茂、清碧满树的夏令。当黄昏降临、星月在天的夜晚,乌蓝的天空撒下银白的光雾,白杨树下便该映漾出一片怎样摇曳多姿的树影。清风吹过,满树的叶儿便“牂牂”、“肺肺”作响。这情景在等候情人的主人公眼中,起初一定是异常美妙的。故诗之入笔,即从黄昏夏夜中的白杨写起,表现着一种如梦如幻的画境;再加上“牂牂”、“肺肺”的树声,听来简直就是心儿的浅唱低回。
但当主人公久待情人而不见的时候,诗情便出现了巨大的逆转。“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昏以为期,明星晢晢”——字面的景象似乎依然很美,那“煌煌”、“晢晢”的启明星,高高升起于青碧如洗的夜空,静谧的世界便全被这灿烂的星辰照耀了。然而,约会的时间明明是在黄昏,此时却已是斗转星移的清寂凌晨,连启明星都已闪耀在东天,情人却不知在哪儿。诗讲究含蓄,故句面上始终未出现不见情人的字眼。但那久待的焦灼,失望的懊恼,分明已充溢于字里行间。于是“煌煌”闪烁的“明星”,似也感受了“昏以为期”的失约,而变得焦灼不安了;就是那曾经唱着歌儿似的白杨树声,也化成了一片嘘唏和叹息。
此诗运用的并非“兴”语,而是情景如画的“赋”法描摹。在终夜难耐的等待之中,借白杨树声和“煌煌”明星之景的点染,来烘托不见伊人的焦灼和惆怅,无一句情语,而懊恼、哀伤之情自现。这正是此诗情感抒写上的妙处。由于开笔一无征兆,直至结句方才暗示期会有失,更使诗中的景物描摹,带有了伴随情感逆转而改观的不同色彩,造成了似乐还哀的氛围递换、变化的效果。
这首诗先把欧公与唐代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
诗开篇借读韦应物诗集谈及对滁州的印象,实则借韦赞欧。接着“君才比江海”以下六句赞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贡献。然而这样有才能的人士,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撑船一样,滁州毕竟地小,先生的才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个“恨”字包蕴了诗人对政坛变迁、朋友遭贬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是诗人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鸣。
接着诗人以孔子著《春秋》为例:“虽然孔子曾经遭受‘贬骨’、‘苦笞’之厄运,但历史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气节。”这实际上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商定二人要继续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诗歌的美刺传统,来干预现实,改造社会“人事极谀谄”的不良士风。由此可以见出梅尧臣的文学主张,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谈风月,实际是儒家秉笔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诗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济世情怀。
最后诗人郑重嘱咐朋友“慎勿思北来”,实际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回避。当前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两人虽然不忘他们的政治理想,但如今还是暂避为好。满腔政治热情却迫于形势不得释放,兼济天下之志只得暂以明哲保身代之,诗人内心的无奈与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其济。”这首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