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无名渔父的四言诗，载于《南史·隐逸传》。据传载，刘宋寻阳（今江西九江）太守孙缅，某日出游水边，遭一“神韵潇洒，垂纶长啸”的渔父。缅问他卖鱼否？他却自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邪？”缅劝他出仕以博取“黄金白璧”、“驷马高盖”，他又自言：“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辨贱贫，无论荣贵。”遂作此歌，而后悠然离去。此诗运用古老的四言诗形式，古朴奥雅，读来如闻韶乐，它以极短小的篇幅，表达了丰富的意蕴、玄奥的哲理，精警凝炼，令人玩味无穷。
“竹竿籊籊，河水浟浟。”两句以景物起兴，描绘出一个清幽的隐士境界。首句语出《诗经·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籊籊，形容竹竿长而尖削之貌。此句字面上虽仅写竹竿，但已隐含垂钓之意。次句写水流潺湲，浟浟，水流之貌。这一联在写景中连用两个叠词，复沓回环，曼声长语，很好地表现出一种恬静悠闲的隐逸情趣。
“相忘为乐，贪饵吞钩。”两句转入抒发情志。“相忘”一语，出于《庄子·大宗师》篇：“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把对立的事物看成本质上毫无二致的事物，因而安时处顺，心境平和，这就是所谓“相忘”。而渔父的所谓“未辨贱贫，无论荣贵”，正是达到了《庄子》的这一境界。反之，如果不是与世“相忘”，而汲汲名利，势必引发灾祸，此联次句即是此意。游鱼贪食鱼饵，必有吞钩之祸，它与“相忘为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句既是渔父自己的人生观的写照，同时也是作为对孙缅劝他出仕以求荣名利禄的答复。这两句虽是说理，但字面却都是与鱼相关，正与上句悠然垂钓的意思相承接，理与景结合得十分自然。
最后两句对“相忘为乐”再作发挥，以强化此诗的主旨。“非夷非惠”化用《孟子》的语意，但经诗人改造后，又表达了《庄子》的思想。夷指伯夷，惠指柳下惠。《孟子·告子下》云：“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又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公孙丑上》）孟子的意思是，伯夷洁身自好，清高脱俗，失之器量狭小；柳下惠处浊自安，豁达开朗，惜乎不够严肃。而渔父借用其语，巧妙地化进《庄子》的哲学，指出人生不要执着于进退出处的任何一方，凡事都无可无不可，不要刻意为之。这样，与世委蛇，和光同尘，就能忘忧而为乐。“为乐”、“忘忧”，一章之中，两致其意，足见渔父胸中自是平和安乐的境界，势利富贵的外毒，难以侵入。
此诗运用古老的四言诗形式，古朴奥雅，读来如闻韶乐，它以极短小的篇幅，表达了丰富的意蕴、玄奥的哲理，精警凝炼，令人玩味无穷。渔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历来是隐逸者的化身，《楚辞》和《庄子》中也均有《渔父》篇。这首小诗，语虽简淡，却使这个隐逸者的形象，又丰满、充实了不少。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这首诗首联写登高望远之意；颔联写登高远望所看到的山峦、河水；颈联写看到景象所感；尾联写忧愁无从排遣。全诗意境含蓄素朴，情感朴质真挚，情味隽永。
首二句“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起笔点题，从反面着笔，概括登台远望而愁思袭来的总感受，与谢诗“千里常思归，登台临绮翼”起笔道破主旨，正面点题相比，各有所致，一个“愁”字领起全篇。三、四句承接这“愁”字写景，申发“望”中所见。“连山无断绝，河水复悠悠。”山势连绵，流水悠长，看不到尽头，无有终极，见登临之高，所望遥远，令人忽生彷徨怅惘之感，思绪茫然，一个“复”字，深化了诗人的“愁”思。
五、六两句从以上思绪茫然中引出，“所思竟何在，洛阳南陌头。”自成问答，点明“所思”。“竟何在”三字提，“洛阳南陌头”得以突出。萧衍《临高台》亦云：“仿佛洛阳道，道这难别识。”又有诗云：“十四采桑南陌头。”可见都是沿用乐府民歌，一种泛指。含蓄地意味着诗人思念与眺望之中，不惟有故乡、亲人，还有美丽善良的女子，道破主题，含蕴颇为丰富。这缠绵的乡思、绸缪的爱情、美好的追求，与“连山无断绝，河水复悠悠”的景观联系起来，有一种深厚感人的力量。令人感到：美好事物十分遥远。境界苍茫，美感凄迷。最后二句“可望不可见”这五个字，正是此诗艺术境界之最大的美学特点。一种失落感，多么沉重。“何用解人忧”收住全篇。
全诗语言浅近，承转开合自如。全诗由一个“愁”字出发领起，最后一个“忧”字结束。抒情意味浓重，情景相融。音韵和谐，沉着婉转。首尾扣合，有回环之美，读来余意不尽，饶有民歌风味。
这首诗是赠翔凤诗中写得较好的一篇，不仅突出了翔凤的好客与学识，而且还写出了翔凤的风采及两人一见如故的深厚友谊。
“游山”二句写翔凤为人。“五岳”在这里泛指名山大川。龚自珍曾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游太湖洞庭二山，翔凤家乡在太湖边，成为作者的“东道主”。他热情地接待了龚自珍，谈学论道、陪同游览。翔凤长龚自珍十六岁，其折节下交给龚自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龚自珍还写道“长州重到忽思君”。“拥书百城”言宋氏学问之富。《北史·李谧传》有云：“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言拥书万册而学，胜于做百城之诸侯。作者变换李谧字句，言翔凤拥书众多，而且能够统领众书，仿佛学界之“南面王”，而非“书奴”匍匐在书前。宋氏待人热情，是理想的东道主。他坐拥书城，又能驱使书籍，是个会读书的学者，这些有目共睹，龚自珍用精练的诗句把它表现了出来。
“万人丛中一握手”写龚、宋二人初相识的情景。古人描写邂逅相遇，即成知音，曾用“倾盖如旧”来形容。而龚自珍是写两人相知已久，只是茫茫人海，无由相见，因此他们的情感交谊往往存在于思念之中。龚自珍特别爱回忆两人初相识的情景，那是在红尘扰攘的京师，彼此都闻名已久，待亲见其面，自然就有相见恨晚之意。“一握手”含意丰富，有握手即别之意，也有握手谈心之意，给人留下宽阔的想象余地。最末一句写翔凤之风采，《襄阳记》曾云汉末荀彧“至人家，坐处三日香”。后多用以形容高人雅士之风采。诗中变“三日香”为“三年香”，一方面是极言其馨香流芳之久；另一方面从龚、宋相识到写诗之时恰恰三年，意为握手之后衣袖之香至今不灭。可见翔凤的人格力量给诗人感染之深。此句为点睛之笔，不仅突出了翔凤的精神风貌，也表达出诗人对他人格的崇仰。龚诗含蓄精致，包含了丰富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