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唐太宗这篇《威凤赋》到底是写给长孙无忌，还是写给房玄龄，尽管尚有争议，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肯定写给唐太宗身边的开国功臣的。唐太宗通过此赋，采用比喻的写法，追思建立王业的艰难，表现了他对辅助过他建国的功臣们的感激之心。
开头到“膺明时而自彰”几句的意思是：有一只威震四方的凤凰，向着朝阳敛翅而息，早上在淡紫的山间晨雾中徘徊，晚上则饮玄霜以疗渴。凭借凛冽的风盘旋而起，到达高空之通途而远飞。其向西飞则使山河失色，向东则使日月生辉。变化成一只大鹏曲居在北方，却能教化群鸟于南方。为了消除乱世才应时而降，为了创建盛世而显露才华。这里作者把自己比作凤凰，自傲于自己的风姿，再显耀一下自己平定各方的功劳。
接下来到“本无情于再飞”几句是说，自己因为功劳太大受到猜忌，而且猜忌自己的还是自己的亲人。小人说自己坏话，这些人本身十分鄙陋，还去诋毁贤者，甚至还设了陷阱来陷害。自己因为被陷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几乎连性命都丢了，更别说实现远大的志向了。
从“幸赖君子”到“非崇利于一己”几句的意思是：有幸得遇君子，相互支持信赖。故风驰电掣而来，扫除败类渣滓。虽然自己隐藏在繁茂的枝叶下，但其自身的光华却透过枝叶间的间隙四射闪光。其姿势由委屈既而舒展，叫声一波三折。舒展翅膀高高飞起，在九天之上俯瞰。为百禽谋福利，从不为一己私欲。简单地说就是，幸亏有你帮我，让我扬眉吐气，重新翱翔九天之上。这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众人的利益。
最后几句的大意就是，你的功劳我不会忘记，全都是因为你才有了我的今天。我会好好报答你，我们君臣会善始善终，你的贤德也会万古流芳。
《威凤赋》是唐太宗的精心结撰之作，与贞观文坛的审美倾向基本吻合，是唐太宗文学思想的一个示范，也是唐太宗的文学思想影响贞观文坛的一个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