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朱敦儒曾作渔父词六首，这首是其中之一。

　　绍兴二年，朝廷“访求山林不仕贤者”（《二老堂诗话》），作者被召，回到临安，先后任秘书省正字，兼兵部郎官及两浙东路提点刑狱等官职。后又被劾，罪名是“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宋史·朱敦儒传》）李光反对议和，为秦桧所忌，而遭排斥，朱敦儒也因此止仕。陆游说他“居嘉禾，与朋侪诣之，闻笛声自烟波间起，倾之，棹小舟而至，则与俱归。”（周密《澄怀录》）他自己也有词《好事近》记道：“失却故山云，索手指空为客，莼菜鲈鱼留我，住鸳鸯湖侧……”过着远离世俗的生活。

　　这首词的开头“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写出作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潇洒疏放的襟怀。“活计”两句，勾勒出一位渔父的形象。

　　在词作中描写渔父的形象，在敦煌曲子词中就有了。如：“倦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蓑笠执渔竿。棹向碧波深处，几重滩。”（《浣溪沙》），这实际上是徜徉山水的隐士生活的写照。

　　这里的渔父形象，实际就是作者晚年的写照。他长期住在嘉禾，过着远离俗世的生活，所谓“醒醉无时”、“披霜冲雪”，都是指安闲自得，自由自在。

　　下片写的晚景，更是景色迷人。请看，夜晚来临，一轮新月升起在天空，月光洒满大地，水天一色，万籁俱寂，只有孤鸿的身影时隐时现。在这样一幅山水画中，一位渔夫，也是作者自己，在静静地垂钓……。

　　作者所描绘的鸳鸯湖，即浙江嘉兴南湖，那儿“波平岸远，酒酽鱼肥”，渔舟泛浪，萎荷沁香，引得许多画家、文人讴歌之。唐人张志和有渔父词，元代画家吴镇曾“笔之成图”，并写下八首《酒泉子》，“鸳湖春晓”，即其中一景：

　　湖合鸳鸯，一道长虹横跨水。涵波塔影见中流。终日射渔舟。彩云依傍真如墓。长水塔前有奇树。雪峰古甃冷于秋。策杖几经过。

　　与这些词作相比，朱敦儒的这首渔父词，当然是上乘的山水风物词。只是词人退隐之后，对于国事的关切逐渐淡漠，这是很可惋惜的。他曾月夜泛舟吴江垂虹亭，流连忘返：“放船纵棹，趁吴江风露，平分秋色。帆卷垂虹波面冷，初落萧萧枫叶。万顷琉璃，一轮金鉴，与我成三客。碧空寥廓，瑞星银汉争白。”（《念奴娇》）进一步表示要“洗尽凡心，相忘世尘”。而不再是当年在“南海西头”时，“无酒可销忧，但说皇州……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流”（《浪淘沙》）那种痛心中原沦陷敌手的悲恨心情了。

　　这是一首记游的五言律诗，表现了诗人对佛门胜地少林寺的衷心礼赞。“长歌”的欢悦与“徙倚”的急切，毕现了诗人心中对宝地的久盼，而“宝地”与“珠林”二词，便是诗人对名刹的激赏。接着诗人取“雁塔”与“龙池”两个著名景点，展现其岁月之幽、深难测底。走出历史的风尘，来到眼前的风景中，但见雨后初霁后的宝宇，风光更为绮丽，高檐碧殿，饱蘸秋阴。 留恋之余，不觉秋晚，山蝉相送，意犹未穷。

　　首联是概写游寺。诗人踏着歌声来到这所佛门宝地，仔细地观赏了寺内清幽秀美的园林景色。“宝地”“珠林”，都是出自佛经用语，所谓“黄金七宝为地，摩尼珠为林”。少林佛殿及其幽美园林风光也由此不言自喻。“长歌”二字，表现诗人当时畅游的欢快心情。

　　次联进而描述寺内两处重点景物。一处是古老的雁塔。雁塔原是印度古代佛教僧人为舍身救饥的雁王立塔纪念，出自佛经故事，后世相传成为佛寺的重要建筑。另一处为龙池，指寺中有名的九龙潭，潭水很深，据说有九龙蟠聚其下，“风霜古”“岁月深”，两句上下交织成文，说明雁塔之古是由于岁月之深，而龙池之深也是因为霜风之古。

　　三联再写遍游以后的时间变化。“澄”“下”两字写时间转移动景，最能生动传神。“夕霁”和“秋阴”，既点时间，又指季节，自然引出尾联的“晚霞”与“蝉噪”。

　　尾联写霞彩满目，蝉声盈耳，结得声色并茂，非常尽兴快意。此时的蝉声相送，同首联的长歌来游，前后相应，主体与客观协调一致，早晚一片欢愉场景，诗人畅游的欢快心情，也跃然纸上。这首诗的结尾基本上是宫廷宴会诗“让我们回去吧，天已晚了”的翻版，不过，这一效果的取得，是通过一种触发孤独及秋愁的客观景象。诗人游寺的高潮是一种与觉悟相联系的清澄，但诗人随即面对越来越浓重的暮色，最后是归家，进入烟霞弥漫的孤立世界。

　　沈佺期是唐初的宫廷诗人，也是完成律诗定型的重要人物之一。其诗特点是：“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新唐书·沈佺期传》）按此标准与前代山水诗比较，无论从构思、写景、音律，形式和语言各方面看，这首诗都可说达到后来居上的胜境，实为唐初和沈氏五言律诗的代表佳作。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此诗与《大雅·生民》《大雅·公刘》《大雅·緜》《大雅·皇矣》《大雅·文王》诸篇相联缀，俨然形成一组开国史诗。从始祖后稷诞生、经营农业，公刘迁豳，太王（古公亶父）迁岐，王季继续发展，文王伐密、伐崇，直到武王克商灭纣，可以说是把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写到了，所以研究者多把它们看作一组周国史诗，只是《诗经》的编者没有把它们按世次编辑在一起，而打乱次序分编在各处。朱熹说它和《大雅·文王》那篇一样，“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其实此诗很难看出是周公所作，也很难看出有警戒成王的意思。总观这组六篇诗文，不过是周王朝统治者为歌颂祖先功德，追述开国历史的显赫罢了。

　　全诗八章。历代各家的分章稍有不同，这里是根据诗意确立的。第一、二、四、七章章六句，第三、五、六、八章章八句。排列起来，颇有参差错落之美。

　　首章先从赞叹皇天伟大、天命难测说起，以引出殷命将亡、周命将兴，是全诗的总纲。次章即歌颂王季娶了太任，推行德政。三章写文王降生，承受天命，因而“以受不国”。四章又说文王“天作之合”，得配佳偶。五章即写他于渭水之滨迎娶殷商帝乙之妹。六章说文王又娶太姒，生下武王。武王受天命而“燮伐大商”，与首章遥相照应。七章写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敌军虽盛，而武王斗志更坚。最后一章写牧野之战的盛大，武王在姜尚辅佐之下一举灭殷。全诗时序井然，层次清楚，俨然是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的发展史。

　　诗篇以“天命所佑”为中心思想，以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相继为基本线索，集中突现了周部族这三代祖先的盛德。其中，武王灭商，是此诗最集中、最突出要表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写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不过是说明周家奕世积功累仁，天命所佑，所以武王才克商代殷而立天下。所以，诗人著笔，历述婚媾，皆天作之合，圣德相配。武王克商，也是上应天命、中承祖德、下合四不的。因此，尽管诗意变幻不已，其中心意旨是非常清楚的。全诗虽然笼罩着祀神的宗教气氛和君权神授的神学色彩，其内在的历史真实性一面，还是有认识价值的。

　　这是一首叙事诗，但它并不平铺直叙地叙事。文王两次迎亲的描述，生动具体；牧野之战的描绘，更显得有声有色。“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一连三个排比句子，真可谓把战争的威严、紧迫的气势给和盘托出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然写出了敌军之盛，但相比之下，武王的三句誓师，更显得坚强和有力。“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虽然仅仅描写了一句，也似乎让人看到了姜太公的雄武英姿。至于它有详有略、前呼后应的表现手法，更使诗篇避免了平铺、呆板和单调，给人以跌宕起伏、气势恢宏而重点突出的感觉。这些，在艺术上都是可取的。诗中的“小心翼翼”、“天作之合”等句也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很强的活力。

　　这是一首劝诫世人不要听信谗言的诗歌。此诗分三章，每章以托物起兴的表现手法开篇。所谓“兴”，依朱熹的解释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第一章的“采苓采苓，首阳之颠”，第二章的“采苦采苦，首阳之下”，第三章的“采葑采葑，首阳之东”等等，都是用“先言他物”的手法以引起下文的。“苓”，一名黄药，又名大苦，叶似地黄。“苦”，是苦菜，亦作“荼”，似葵。“葑”，是芜菁，亦称蔓菁，俗称大头菜，根块肥大，可供蔬食。这三种植物，都是《诗经》时代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诗人用这三种习见之物以起兴，从而表达自己“人之为（伪）言”“苟亦无信”、“苟亦无与”、“苟亦无从”的理念。

　　此诗三章，先后告诫人们对待谣言要有三种态度“无信”、“无与”、“无从”。“无信”，是强调伪言内容的虚假；“无与”，是强调伪言蛊惑的不可置理；“无从”，是强调伪言的教唆不可信从。意思是说，首先要认识到它不可信，其次要不参与传播，第三要不能听信折磨自己。语意层层递进，从而强调伪言之伪。接着诗人又用“舍旃舍旃”这个叠句，反复叮咛，进一步申述伪言的全不可靠，要舍弃它们，不要信以为真，因为这世道很复杂，人心不古比比皆是，三人成虎、众口烁金之事不绝如缕。至此，诗人所要申述的“人之为（伪）言”“无信”、“无与”、“无从”的理念已经阐述得淋漓尽致，无须再说了。假若世人都能做到“无信”、“无与”、“无从”，那么伪言也就没有市场，制造伪言的人也无立足之地了。故此诗人在每章的结尾用“人之为言（伪言），胡得焉”以收束全诗，表明造谣者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