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中,字道甫。因“少负奇气,自立崖岸”,陈亮自青少年时即以气类相近而与之为刘琨、祖逖之交。可惜王自中登第后,长期屈居小官,夙志渐灰,两人的晚节末路遂不免异向。因此,陈亮在这首怀念之作中,便提出了语重心长的责讽。
在这首词中,作者首先回忆昔日从游之乐,再写老友久别,几历春秋,相思相忆,书信罕通,但是友情还是时萦怀抱的。这首词语言虽较其他篇目委婉,但其中一种刚直愤激之气,却已活脱脱地展露在读者面前,仍不失龙的本色。
首先,作者同忆昔日从游之乐。当时他们二人虽同处于困厄落魄的境地,但志在恢复,意气豪迈,携手行歌,视人间富贵如无物,这是很值得留恋的往事。然而“头胪如许尚何求”,岁月荏苒,韶华易逝,转眼头发已经变白,现在还要追求什么。这是陈亮对王自中自述衷曲说的,认为二人昔日志同道合,今天仍然应该采取同样态度,不应易志变节,随俗浮沉。
“心肝吐尽无余事,口尚安然岂远谋”,正是说自己多年来屡次上书,披肝沥胆,力陈救国大义,说尽了心中欲吐之言,既不见纳,无以自效,总算尽心了,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值得挂怀的。至于衣食温饱,那是很容易满足的,何须为此而长计远虑、到处奔竞呢。这确是陈亮的真实思想。这句话明写自己,实为写给王自中,借以反衬汲汲于利禄的行为之可鄙。表面是自述胸臆,实则意在责问对方,冀其有所省悟。
下片仍承上意,却不直接指责对方,而先说老友久别,相思相忆,友情时萦怀抱。近来会时时想念友人,作者道:“大都眼孔新来浅,羡尔微官做计周”——不无讽刺地说:大约近来我目光短浅了,也羡慕起你虽官低位卑,却善为自己谋划了。这既是正话反说,又是假己责人。上片明明说自己主张“口尚安然岂远谋”,认为大丈夫应当尽瘁国事,不为一身温饱萦心,这里却又说自己忽然羡慕起对方“微官做计周”了,这当然不是作者本意,实只在于责讽对方新来“眼孔浅”,为了那“微官”而“做计周”罢了。这里既为王道甫怀才不遇、长期官微职卑的处境抱不平,又对他背弃理想,只顾为生活的温饱处心积虑而深表惋惜。这种对友人交织着爱与恨的感情,正是这个一贯以严肃态度对待人生的政治思想家所特有的、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诚挚友谊。
这首诗前两句描写赶路情形,反映了山间的优美景致和诗人的潇洒神态;后两句表现了诗人的心理活动,渲染出到达“山家”时的欢乐气氛。这首小诗纯用白描,灵动有致,清新隽永。
“马蹄踏水乱明霞,醉袖迎风受落花。”是写途中所见。骑马过溪,踏乱了映在水中的霞影,点明了溪水的明澈,霞影的明丽。迎风向前,落花堕于衣袖之上,可见春花满山。“落花”亦点明季节。“醉袖”中之“醉”,有为春光所陶醉之意。马匹、溪水、明霞、落花,构成一幅美妙的“暮春山行图”。诗人来此并非为赏风景,而是访问山家。然而笔触所至,风景自现。
“怪见溪童出门望,鹊声先我到山家。”诗人来到山居人家门口,见儿童早已出门探望,甚使诗人惊奇。“怪”字为末句伏笔。原来是因为“鹊声先我到山家”。这两句先“果”后“因”,巧作安排,末句点明溪童出望的原因,则见“怪”不怪了。重点突出了末句的鹊声。“喜鹊叫,客人到”。故而山家的儿童闻鹊声而早已出门迎接了。山鹊报喜,幼童迎望,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上阕说作者隐居在山水云间,夜来趁着明月垂钓,无比闲适。下阕说自己头发未白,耳朵还不聋,还很能喝酒,还当身强力壮,只是在这重重云山之间,谁能陪我喝酒呢?
这是诗人描写放浪渔隐、泛舟 垂钓的生活环境,表现了一种闲适自得之趣。蓝天浮游着层层白云,地面纵横交错着湖泊、溪流。水照碧空,云映水中,天光水色上下互融,诗人就生活在这碧水白云中间,陶醉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
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
首联描写与洞庭湖阔大之景,次联“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擅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色。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
最后两句,历来见仁见智。对“渔父问”的典故,凡读过《屈原列传》的人都会记得渔父劝说屈原“与世推移”“随其流扬其波”的话。那么,杜甫用此典其意何在呢?“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是称赞裴使君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称赞的原因,我想绝不只是场面上的客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裴使君款待了杜甫,且陪杜甫(不是杜甫陪裴使君)登楼远眺。但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口不对心地妄加颂辞,恐怕不是杜甫一贯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在江陵时,杜甫就曾多次称颂过镇守荆州的阳城郡王卫伯玉——尽管卫伯玉并不是科举出身,也不懂诗词歌赋,但他却掌管着荆州的军政大权。杜甫的称赞其实是一种“感情投资”,希望以文词上发自内心的赞美博得卫的好感,再次“托身官府”续写在成都时与严武相交的翻版故事。可惜的是,卫伯玉不是严武,杜甫的“示爱”在今天看来便成了一种可笑而又令人心痛的单相思。以此来推演,也可以把《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看作是杜甫在江陵一系列诗作的续篇。杜甫此时对裴使君能收留、重用自己是心存希望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裴使君也是文人出身,而文人就应该对我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礼遇、关照、抚慰甚至起用的。只是这样的心思不能明言,毕竟与裴使君素昧平生,自己对裴使君的为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只能在诗的结尾含蓄地借典喻事道出自己的愿望:希望你裴使君像陈蕃那样,待我如徐孺子,那么我就可以违背渔父的劝说,留在岳阳从此不再“与世推移”,不用再漂泊流浪了;换言之,如果你裴使君不能“礼加徐孺子”,那么我岂敢违背渔父的劝说,只好“与世推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继续无奈地“南征”。 可能裴使君没有读出杜甫的意思或者是领会了而装作不知、不愿理睬,总之,杜甫很快离开了岳阳奔向衡州。从某种意义上说,岳阳其实是杜甫的另一个伤心之地(只是伤心的程度不如在江陵,因为他对留在岳阳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离开岳阳后不久后所作的《南征》诗中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分明道出了心中的不满与愤慨,这其中,恐怕也应该分一点儿给岳阳及岳阳的裴使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