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前二联用几个典故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首联以讽喻的笔致，揭示亡国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层在决策思想上对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戒和清醒的认识。一“初”一“已”呼应紧凑，提示了问题的紧迫和严峻。而金廷满脑子求和思想，对蒙古入侵毫无准备，这是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颔联以追悔的语调，指出亡国的原因还在于金朝军队在军事上丧失战斗力，无力抵御蒙古军队的入侵。他只知道金军如汉代霸上驻军一样真把军事守备当做儿戏，谁料到竟导致神州沉沦，江山易姓！“只知”、“谁谓”，流水而对，以意外的惊愕，表达出诗人内心极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情愫。颈联借用历史故实，抒写被羁管出京的凄凉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鹤的典故，倘若汉代丁令威化作白鹤飞到青城城门的华表柱上，看到金朝生灵涂炭，他当然“应有语”，慨叹“城郭如故人非昔”。这正是金亡后人民惨遭蹂躏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铜铸的仙人尚且流泪，而作为有血肉之躯的人，诗人他们的心情就不言自喻。这两句，一“去”一“来”，正切合“出京”和“来”青城“暂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蕴深广，可谓“于极工炼中，别有肝肠崩裂之痛”（清沈德潜语）。尾联揭示历史巧合，哀叹亡国悲剧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青城是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金接受北宋徽宗、钦宗二帝降表的地方，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虏北去，金灭北宋。而一百年后，亡国的金廷皇太后、两宫嫔妃及诸宗族在此被杀戮，诗人和其他官员作为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暂居于此。兴在青城，亡在青城，历史的巧合让诗人感慨不已。在他看来，一“兴”一“亡”，恰恰是天公的意旨。金廷之“兴”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这一“古”一“今”终将被历史的潮汐淘汰，唯有记载金廷兴亡的青城继续存在，给后人留下一面明镜，让人们观览和记取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诗人写下了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诗篇。
诗用了几个典故以寓亡国之痛。“霸上真儿戏”，用《史记》载汉文帝语，暗讽金国军纪松弛，早已潜伏危机，不料竟因此亡国；“华表鹤来应有语”，用“汉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来，城郭如故人非昔”的故事，比喻京城沦陷，“人非昔”矣；用“魏明帝迁徙汉长安铜盘人”故事，喻国祚转移。用古事古语，不着痕迹，如出诸己，是善用典者。“留着青城阅古今”，劫难之后仅仅青城还在，人物荡然无存矣！青城，是两朝痛史的见证。
元好问“纪乱诗”的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
这首词是写夏夜雷雨前闷热潮湿的感受，其中不无象征含义。
上片写实，夏夜、扁舟、流萤，使人倍觉静谧安祥；下片由实转虚，闪电、严城、高歌、寂寞，让人觉得压抑，但充满冲动的欲望。从上下片的对比来看，上片所用的意象纤小而灵动，下片的意象庄重却沉闷。这样不同的意象对比，更加可以突出整个氛围中人的位置。
“暗里追凉”并没有说热，但让我们联想到夏夜房间里热得呆不下去，不得不出来找一个凉快地方，但外边比屋里也好不到哪儿去的那种感受。为了乘凉所以坐上小舟，小舟轻快地从垂柳岸边擦过，这里边就有了一点点凉快的感觉。“湿萤光大”是说由于空气非常潮湿，所以萤火虫发出的光显得特别亮。“一一风前堕”是形容小小的萤火虫在小船划过所带起的微风中不能自主的样子。
“坐觉西南，紫电排云彩破”，是说突然之间，西南方向的天空打了一个闪。如果只是写到这里，我们还不能肯定作者除了写景之外另有什么寄托的用意，可是加上“严城锁，高歌无和，万舫沉沉卧”几句就不同了。“排云破”的“破”和“严城锁”的“锁”是对立的。“排云破”是一种破封闭的努力，而“严城锁”是一种保持封闭的力量。这可能是当时环境的写实。所以作者接着就说，“高歌无和”。这不是王国维一个人对那个时代的感受，他想高歌打破沉寂，可是他得不到响应，所有的船都停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在黑夜中大梦方酣。“高歌无和，万舫沉沉卧”，这情景，这意象，这口吻，已不是单纯的写实。而是由眼前转到对时局的悲怆之慨。
整首词，王国维从夏日追凉的洒脱，转到对个人不得志，平生抱负难张的寂寥。可以看出王国维描写的夏日的闷热和厚重的云层和层层的深城无不应对当时社会环境。欲出的闪电，破天的高歌，又无不述说着自己的平生。而万寂的船只，又揭露了世人的麻木不仁。可以说王国维写这首词无不有其深意。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该词从所表现的情调来看，主要表达了词人对宦旧的厌倦之情。而对宦旧的厌倦，又是出于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词人颇想在一个地方与美色亲近盘桓而留连不归。此词抒情，有词人一定的真实情感在内，如对情欲的追求和壮志难酬的苦闷，官场往来的厌烦，但从总体上看，似乎带有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因为此时的词人，正当意气风发，在朝廷任职，当更激发词人奋身为国的决心。可此词却写得如此颓丧，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词人写这首词的真实思想。
上片写旅途中所见，舟行千里，看到长亭边的树木已经长大，不由想起了“旧愁新恨”。词人此时已经三十九岁，南归也已经有十六七年了，几十年间作者频繁的调动职务，抗金恢复的壮志一直不能实现。这让词人感到十分的愁苦。
下片词人直抒胸臆，点出来主旨，这分明是对自己饱受朝廷猜忌，大材小用的抱怨之辞，词人此时又遇到了一位美女，这位美人不仅邀词人共饮，而且还留词人多住几日，要词人等到寒食节的风雨过了再走，顺便解除旅途疲劳，这使词人归隐的想法更加强烈。
全词主要抒发了词人“宦旧吾倦矣”的感情。这首词所体现的归隐之意，还不同于词人后期词作中的那种归隐的心情，因为这只是一时的牢骚之语，词人仍然对朝廷能够振作精神、北伐复国抱有相当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