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一开头没有从热烈而欢乐的宴会场面人手，而是直接切入有功诸侯接受赏赐的隆重仪式，将读者的注意力一下就集中在诗人所要突出描写的环节上。“彤弓弨兮，受言藏之。”短短两句既写出所赐彤弓的形状和受赏者对弓矢的珍惜，又间接表达了受赏者的无限感激之情。这样开头看起来有些突兀，然而正显示了诗人突出重点的匠心。“我有嘉宾，中心贶之”的“我”代指周天子。按照叙述逻辑，这两句本应居于开头两句之前，诗人安排在开头两句之后，补充说明事情的原委，不仅没有产生句子错位的混乱感觉，而且使全诗显得曲折有致。周天子把自己的臣下称为“嘉宾”，对有功诸侯的宠爱之情溢于言表。“中心”二字含有真心诚意的意思，赏赐诸侯出于真心，可见天子的情真意切。“钟鼓既设，一朝飨之”，从字面就可以看出宴会场面充满了热烈欢乐的气氛，表面看是周天子为有功诸侯庆功，实际上是歌颂周天子的文治武功。
第二、三章与第一章意思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字词上作了一下调整，反复吟唱，个别字句的调整一方面避免了简单的重复，给读者造成一种一唱三叹的感觉，不断加强对读者情绪的感染，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细节的变化。如周天子对有功诸侯开始是“中心贶之”，继而“中心喜之”，最后发展到“中心好之”，主人的心理变化仅仅用个别不同的字的调整就衬托了出来。再如宴会场面从“一朝飨之”到“一朝右之”再到“一朝酬之”，个别字词的变化既说明了文武百官循守礼法的秩序，又可以看出热烈的气氛不断升级。全诗三章不涉比兴，纯用赋法，语言简练而准确。虽是歌功颂德，却不显得呆板，叙述跌宕起伏，使全诗透露了一丝灵气。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这首诗写得很有特点，写景抒情，形神兼备。在对新安江清澄空明的景色的描写中，实际上渗透着诗人对喧闹都市和仕途的厌倦之情。
古诗开始两句破题，诗人乘舟溯流，泛临新安江上，发现江上风景非常优美，心情为之一振，不由发出“兹川信可珍”的由衷感叹。
接下四句，即承“兹川信可珍”意，铺陈描写。无论深处还是浅处，江水都清澈缥碧，略无一点一滴浑浊；无论春天还是秋天，江水都皎若明镜，不沾一丝一毫尘埃。江水简直清澈透了。所以，透过千仞江水，沿江山峰上苍松碧树的身影仍然清晰可见；俯视百丈水府，神情自若、倏忽往来的游鱼也络绎分明。“千仞”、“百丈”，极言江水之深——江水深深如许，而仍能映见乔树，忽闪游鱼，则一湾碧如玉清如月的新安江水，宛然可见。“写”、“见”二字，逼现水底奇景异观，直将江水之清莹缥碧反映出来。总此四句，诗人通过绘写江水之“深”，衬写出江水之“清”，以至使人感到虽深犹浅。这就是诗题中点出的“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的韵致。新安江之“信可珍”，正在于它的“清”。
京官外发，一般都具有贬的意味。沈约此后曾致书徐勉，中有“出守东阳，意在止足”之语（见《梁书》本传），颇有点自宽自慰自我解嘲的意思，可见当时他的心情还是比较低沉的。世事浑沌，祸福难倚，万物皆空矣，由此，修行励志、洁身自好的独善其身的念头便油然而生。接下六句便是抒发这一情怀。
七、八二句分用两个典故。沈约用此二典，前句顺用，后句反用，都为一意：沧浪之水有混浊的时候，清济之水也有干涸的时候。既然如此，那么“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诗人想到，既然自己时运如此不济，既然自己不能随世沉浮，那么，此次前往东阳，便与京师嚣世自然隔绝了，可以自由自在徜徉山水，泛咏皋壤，过上一段清静优闲的日子了，就不必还要假藉沧浪之水来洗濯衣巾、涤神爽志了。正点出此旨。细加品味，诗人言语之间颇有些“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般的庆幸之感。值得注意的是，自“沧浪”句以下，诗已转入抒情；但紧跟“岂若乘斯去”，却落“俯映石磷磷”一句，又回到写景，似颇突兀。实际上，这正是匠心独运之笔。抒情伊始，嵌入一句写景，首先便将诗意荡漾开去，在诗法上，恰似淡云出岫，显得舒展自如，张弛有度，而且，磷磷水中之石，棱角分明，自有一种清峻坚劲的品格在，诗人俯瞰其貌，不期然唤起了崇敬和向往之意，仿佛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依托，映现出了自己的影子。所以，突入此句，实在是一种精神的宣言和戛戛独造的峥嵘品格的展现，暗寓了诗人此去东阳的人生追求。谓之神来之笔，殆不为过。
最后，诗人似乎意犹未尽，寄语京城中的朋友：“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言语之中，颇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得。此句收束全篇，照应诗题，显得周到而严密。诗人的精神似乎获得了解放，他不但洋溢出一种远离尘嚣的轻松愉快之情，更抑制不住透露出一种俯视人寰的超脱和自豪之感。
诗人是久经官场沉浮了，对于一般的荣辱升迁，似乎并不特别放在心上。他以极平静的心情，欣赏新安江的清绮风光，描绘新安江水的清浅透澈，从而折射出诗人的清思洁想。而只是在游览的观想和反思之中，才逐渐流露出了身世之感和隐退之意，并由此反映出由苦闷、沉郁到解脱、轻松的复杂的思想历程，沉稳，老到。反映到文思上，便显得从容不迫，纡徐有致。从写景到抒情，从构句到用典，笔调细腻，婉转多姿，转换贴切自然，景、情、理络绎生辉。在庄重、澹淡的风貌中，显现出圆熟、深沉和隽永的神韵。
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百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