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上片，“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词人先向新任杭州太守林子中诉说着他的仕宦奔波之苦。这句词份量沉重，内涵复杂，至少含有两层意思：其一，词人说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只留下一堆吟咏西湖山景的诗作了，表现了东坡的谦虚和自责精神，令人钦敬。其实，词人这次知杭政绩斐然，尽人皆知，他不仅积极抗旱救灾，施粥送药，救活了很多贫困百姓；而且开河浚湖、兴建水利，在西湖中筑造堰闸，修建南北三十里长堤，并在堤上造六桥，置九亭，遍植杨柳芙蓉，不仅美化了风景，还方便了行旅耕作，深得人民崇敬，以至人们“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做生祠以报。”
下片，集中请求林子中评判其湖山新诗。“此景百年几变，个中下语千难。”词人说西湖山景千变万化，百年数异，自己对之描写是很困难的。这里，词人把其湖山诗作的内容限制在自然景物的范围内，与其他（如政治）无关，而且“百年几变”，“下语千难”，表明其诗歌内涵随着风景的变化而复杂多变，用语费神颇多，是正常现象。“使只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这末二句是词人对林子中的客套颂扬之辞，当然也含有某种期待的愿望，他说林子中才气如壮阔波涛，一定会对自己的新诗做出公正的评判。用语谨慎巧妙，表面上是请友人品赏、评说自己的新诗，而却带有某种警惕性。因为词中连用“公案”、“判断”二词，十分醒目，这涉及到诉讼、判案性质，东坡决不会随便使用之。东坡似是有意把自己当作了“被告”，等待审判，但他实际上却又是问心无愧，心地坦荡，并且充满了自信心。
全词表现了词人对自己奔波在仕宦之途中的无可奈何心境，用意深微，浑然妥贴，章法平中有奇，虚实柜生，宛曲味永。
这首民歌，勾勒出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境界开阔，音调雄壮，语言明白如话，艺术概括力极强。
“敕勒川，阴山下”，说出敕勒川的地理位置。阴山是绵亘塞外的大山，草原以阴山为背景，给人以壮阔雄伟的印象。“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环顾四野，天空就像其大无比的圆顶毡帐将整个大草原笼罩起来。“天苍苍，野茫茫”，天空是青苍蔚蓝的颜色，草原无边无际，一片茫茫。
“敕勒川，阴山下”，诗歌一开头就以高亢的音调，吟咏出北方的自然特点，无遮无拦，高远辽阔。这简洁的六个字，格调雄阔宏放，透显出敕勒民族雄强有力的性格。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两句承上面的背景而来，极言画面之壮阔，天野之恢宏。同时，抓住了这一民族生活的最典型的特征，歌者以如椽之笔勾画了一幅北国风貌图。
诗的前六句写平川，写大山，写天空，写四野，涵盖上下四方，意境极其阔大恢宏。但是，诗人的描写全从宏观着眼，作总体的静态的勾画，没有什么具体描绘，使人不免有些空洞沉闷的感觉。但当读到末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进修，境界便顿然改观。草原是牧民的家乡，牛羊的世界，但由于牧草过于丰茂，牛群羊群统统隐没在那绿色的海洋里。只有当一阵清风吹过，草浪动荡起伏，在牧草低伏下去的地方，才有牛羊闪现出来。那黄的牛，白的羊，东一群，西一群，忽隐忽现，到处都是。于是，由静态转为动态，由表苍一色变为多彩多姿，整个草原充满勃勃生机，连那穹庐似的天空也为之生色。因此，人们把这最后一句称为点晴之笔，对于“吹”、“低”、“见”三个动词的主动者“风”字，备加欣赏。
这首歌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色彩，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从语言到意境可谓浑然天成，它质直朴素、意韵真淳。语言无晦涩难懂之句，浅近明快、酣畅淋漓地抒写了游牧民族骁勇善战、彪悍豪迈的情怀。
上片主要写三山即福州西湖的优美景象，但也透出作者自己的颓放与悲哀。首句以连云的湖水，拂天的翠柳，极写西湖的辽阔、饱满、绿意醉人。接二句写自己，写自己既得以住在风月最佳处，又与这最美的风月景象不相称。“衰翁”一词，可见其颓唐放逸的心情。“垂杨”一韵，接首句“翠拂空”而来，写自己领受了“厚重”的处恩，在西湖无柳处补种芙蓉的情态。
下片赋写自己游湖的快乐，在快乐中也透出颓放之意。首句承上文描写西湖之美的语句，再写西湖之美，但并不重复，因为此处是以“水晶宫”的想像，赋予西湖以神仙幻境般的神奇之美。“有时”两句，暗用晋代山简醉后倒载而为儿童所笑的典故，写自己在此喝得酩酊大醉，于是骑马归去时，不免为儿童辈所笑的情景，用以形容自己像山简一样的颓放。结韵为加一倍法抒情写怀，他说自己既然遭遇到迎面而来的逆风，那么就不再往前行船，索性酣醉于这被风激起的浪花中。以“打头风”象征阻碍他的政治力量，以“醉浪花”比喻自己的索性颓放，但也含有不为风浪所吓倒的风骨。
全词用事浑化无迹，意境如同全为白描绘成，口语造就。因此神迹双清，余味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