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缪钺先生曾论唐宋诗之别道：“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论宋诗》）不仅风格如此，就审美取向来看，也很有区别。例如，唐人笔下，多写牡丹，而宋人笔下，则多写梅花。宋人喜爱梅花的程度，正如南宋人赵师秀所形容的：“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中）要想欣赏晏诗，首先得看一下宋代最富盛名的林逋的《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晏诗对林诗既有继承又有翻案。晏诗里的这株古梅，长在寺院之中，斜欹门槛屋檐。吹香、照影，就是林诗的暗香、疏影，但梅香只许仙人欣赏，梅影只许高士游观，而不容游蜂野蝶相顾，这就明显和“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不同了。如果说，林诗中的梅像一个寒士的话，那么，晏诗中的梅就像一个高僧。你看，时与高贤名士相过从，月涧照影，苔色映姿，确实使人生出关于禅房的联想。所以，最后用神秀和惠能的偈语赞道：“本性由来不染埃”，就是明确点出这一点。这就比只用僧人的清瘦与梅花相联系（如徐集孙《竹所吟稿·杜北山同石峰僧来访》：“梅花同伴瘦，一瘦有谁过？”）似乎进了一步。以梅花喻修持的作品还有不少，如虚舟普度禅师的《墨梅》：“常忆西湖处士家，疏枝冷蕊自横斜。精明一片当时事，只欠清香不欠花。”以画梅作喻，花之易画而香之难形，亦正如所谓道，凡能言语叙说的，终落下乘。
该诗首句“亚槛倾檐一古梅”，以简洁的笔墨勾勒出古梅的高大道劲。古老苍劲的梅枝，高大粗壮。枝头梅花盛开，枝条旁逸斜出，斜掩着栏杆和屋檐。“几番有意唤春回”，赞颂了梅的品格高洁。他是先行者，报春而不争春。在彻骨的清寒中，梅花傲然绽放，为的是唤得春回人间。这也是诗人人格的写照，他几番想“北定中原”，“收拾旧山河”，像梅花一样，唤回大宋朝社稷的春天。但诗人空有一番抱负而不能实现，只能远离京师，独善其身，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
颔联“吹香自许仙人下，照影还容高士来。”“仙人”和“高士”品格自高，不合流俗。“吹香”描写其袭人的清香；“照影”描写其清雅的芳姿。这清香与芳姿只允许仙人和高士欣赏和品鉴，俗人没有资格观赏也理解不了梅花的精神意趣。诗人既可以来此观赏，说明能与梅花志趣相投，品格相通。梅如人品，人如梅品，相互欣赏而心志契合。人之精神与梅之精神相往来，相悦相赏。
“月射寒光侵涧户，风摇悴色锁阶苔”以月光梅影侧面烘托梅的品格。月光皎洁，清辉如霜。在这月光下，梅摇影动，洒布阶苔。梅花精神的高洁与月光的皎洁在诗人心底交相辉映，晶莹洁净，纤尘不染。诗人借月光把梅的精神具体化了，使之如置眉睫之前。
“游蜂野蝶休相顾，本性由来不染埃。”这两句直接赞颂梅花品格的高洁。“游蜂野蝶”喻指世俗中人，品格庸俗之人。花香花美自然蜂围蝶转，好像世人趋于势利。梅花则不然，它超尘拔俗，拒绝蜂蝶相扰，因为它“本性由来不染埃”。诗人于古梅树下，物我俱泯，尘虑顿消，置身朝廷时的烦恼此时也渐渐淡化、消失，心情得到暂时的解脱。
这里的“本性由来不染埃”和六祖惠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意思不同。诗人所谓的“不染埃”指的是志趣高洁，不与趋炎附势的人同流合污。惠能的“无一物”指的是不思善，不思恶，一念不起，即使是“空”念也不要起。志趣高洁体现着诗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诗中处处体现着诗人不合流俗的志趣。但是，第三联所描绘的景色却是纤尘不染的禅境。在斑驳的梅影和皎洁的月光下，诗人忘怀得失，渐渐融人这一境界，这种禅境是佛家空境与诗人高洁品格交相辉映的禅境。
全诗正面勾勒古梅的形神，用仙人、高士、月光、梅影侧面烘托梅花的高洁，尾联点题，直抒胸臆。义脉连贯，水到渠成。作者移情于物，以澄澈淡泊的胸怀观照高雅香洁的梅花，“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物我一体，情景交融，创造了淡雅空净的禅境美，恰似诗人孤傲高洁的内心。
该词上片写大都的盛况。“钿车骄马锦相连，香尘逐管弦。”写大都街上，车马豪华，多不胜数，前后相连，络绎不绝。起首一句表明士女欢游，场面豪华热烈。 次句用“香尘”、“管弦”进一步描绘游乐活动之盛，同时又谊染了气氛，使之更表现出盛况空前。“瞥然，飞过水秋干，清明寒食天。”“水秋千”原指南方在秋千架上翻筋斗跳水的一种游戏，在这实指与此相仿的北方的荡秋干。突然间，见秋千荡起，才醒悟到原来是清明寒食节。《天金遗事》载： 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竟筑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玄宗） 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相与仿之。流传民间，使寒食节以秋千为戏。以此作者可知是寒食节。短短几句，钿车、骄马、香尘、管弦和飞动的水秋千，组成了一幅“清明寒食天”的宏观景象图。
词的下片写词人追怀京都生活中与一位女郎的一段缠绵往事。 “花贴贴，柳悬悬。莺房几醉眠。”“莺房几醉眠”，可见词人与“莺房”的女主人关系非同一般。“花贴贴，柳悬悬“正表现了两人缠绵的生活。 “醉中不信有啼鹃”，“啼鹃”是悲苦的象征，杜鹃啼血既是悲苦，又是离别的象征。作者不相信与那位女郎会有离别悲苦之事，不相信会离开她。但事与愿违，终又劳燕分飞，天隔方，只能将深深的思念留在京都，直至二十年后还时常想起，“江南二十年”即是写此。有人考证词中女郎可能是张炎的老相识，杭州歌妓沈梅娇。
全词充满作者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为更好地表现那段生活，作者择选了《阮郎归》 的词牌调，使语句韵味十足，词调形成一种优美的“节奏流”，语言、情感如流水般自然倾泻，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和谐统一。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
这是一篇怀乡之作。
上片直抒乡愁。作者家乡被金兵大肆屠杀，掠夺一空，自己逃难在外，想起家乡便痛心疾首，黯然神伤。起首以“凭高远望”发端，看到的只是白云茫茫，一片缥缈，对家乡刻苦的思念使他日夜思归，但家乡已为敌人所占，有家难回，白白辜负了子规殷勤地劝告“不如归去”。当他正在新亭为思乡而凄然流泪时，亭外雨声潇潇，更添悲凉。他把目光转向眼前之景：国破家亡，其恨无穷。这滚滚东流的江水，也难流尽家国之恨，语极沉重，情极悲痛，活绘出一个失去家国的流亡者悲怆的形象。
下片以“遥想”二字发端，写自己的思绪又回到了家乡。那里江口依旧，该是到了鸟啼花谢的时候吧？可现在却是江山易主，物是人非，怎不令人伤感！“燕子”三句，他想象不懂人间之事而照常回家的燕子，找不到旧巢后，十分疑惑呢喃而语。作者选取典型事物，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蕲州被敌人破坏的情景。语虽平淡却感人至深。“最苦”三句，作者压抑不住痛失家国的愤怒，直接写出蕲州城破的惨状。富庶的蕲州，十万户之多的人口都被杀尽，生灵涂炭，血流成河，这里虽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但也是写实，揭露和控诉了金兵惨无人道的罪行。正因为如此，作者由对家乡刻骨的思念，再到对敌的愤怒，最后上升为报仇雪恨的决心和壮志。结尾二句“横空剑气，要当一洗残虏”，是力量、是誓言，也是必胜的信念，二句振起全词，壮志凌云，铿锵有力，是被践踏被蹂者奋起反抗而发出的最强音和最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