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开宗明义,指出羽林军的来源是“长安恶少”,都是坏得出了名的!他们在楼下打劫客商,转身上楼,便大吃大喝起来。一般强盗作案后,要隐匿潜逃,而这批恶少,堂而皇之,无视法纪。他们不仅转身上楼醉酒,毫无顾忌,而且是“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诗人接连使用“楼下”、“楼上”、“天明”、“散入”诸词以显示这是一连串毫无顾忌的行动;写他们在长安城中,大摇大摆地干坏事;楼下劫财,楼上醉酒,天明又从楼上下来,径到皇宫里去值班,值班完毕,就又散入到五陵松柏林中。明光宫,汉代宫殿名,这里是以汉代唐:“五陵”,西汉五个皇帝的陵墓,面积很大,多植松柏,是豪门贵族居住的地方。从“散入”二字看,说明参加杀人劫货的人数很多,胆子极大。
以上四句,表面上是写羽林恶少之“胆”,实则是写羽林恶少之“势”,炙手可热,有很厉害的后台。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百回”二字不可轻轻放过。这说明他们尽管常常劫财杀人,谁也奈何不得,直到“百回杀人”,罪大恶极才被问成死罪;但接踵而来的,却是皇帝的赦书,说他们“收城”有功,可以将功折罪!古代,在政治混乱时期,战役中常有虚报战功的现象。中唐之岁,常让根本不懂军事的宦官统兵或监军,更是可以信口雌黄,在叙录战功之际,甚至把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的人也报进去。羽林恶少,或认宦官为义父,或以财货重赂阉党,“赦书”之事,自然就由他们一手操办了。所谓“收城功”云云,就直接反映了军事、政治的混乱与黑暗。
最末四句,是写羽林恶少们逍遥法外的得意之态:“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九衢”,长安城中的各条大街,代指京城。恶少们犯了“身合死”的大罪之后,最多不过更改姓名,暂避乡间,一当被赦的消息从京城中得以证实,他们就又在乡吏的户籍册中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姓名;并且露面之后,依然当他的羽林军,可以“立在殿前射飞禽”,又受到皇帝的赏识了!末句是全篇最精彩、最传神之笔。它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群羽林恶少逍遥法外、有恃无恐的情状。“射飞禽”已见其自由狂放之态,“立在殿前”射御前之鸟,更见其得宠骄纵的神态,他似乎在向人们挑战!读至此,人们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苦笑,诗人对朝政的失望、感叹,尽在不言之中。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贵上。”此篇不著议论,题旨所在,又以一幅令人深思的画面出之,可见作者表现手法之高明。
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真的如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
这在诗之首章,“遵彼汝坟,伐其条枚”——在高高的汝河大堤上,有一位凄苦的妇女,正手执斧子砍伐山楸的树枝。其实已透露了消息,采樵伐薪,本该是男人担负的劳作,现 在却由织作在室的妻子承担了。读者不禁要问:她的丈夫究竟到哪里去了?竟就如此忍心让妻子执斧劳瘁!“未见君子,惄如调饥”二句的跳出,即隐隐回答了此中缘由:原来,她的丈夫久已行役外出,这维持生计的重担,若非妻子没有人能来肩负。“惄”者忧也,“调饥”者朝食未进也。满腹的忧愁用朝“饥”作比,自然只有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们,方有的真切感受。那么,这倚徙“汝坟”的妻子,想必又是忍着饥饿来此伐薪的了,此为文面之意。“朝饥”还有一层意思,它在先秦时代往又被用来作男欢女爱的隐语。而今丈夫常年行役,他那可怜的妻子,享受不到丝毫的眷顾和关爱。这便是首章展示的女主人公境况:她孤苦无依、忍饥挨饿,大清早便强撑衰弱之身采樵伐薪。当凄凉的秋风吹得她衣衫飘飘,大堤上传送来一声声“未见君子,惄如调饥”的怆然叹息时,令人闻之而酸鼻。
第二章诗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遵彼汝坟,伐其条肄”二句,不宜视为简单的重复:“肄”指树木砍伐后新长的枝条,它点示了女主人公的劳瘁和等待,秋往春来又捱过了一年。忧愁悲苦在岁月漫漫中延续,期待也许早已化作绝望,此刻却意外发现了“君子”归来的身影。于是“惄见君子,不我遐弃”二句,便带着女主人公突发的欢呼涌出诗行。不过它们所包含的情感,似乎又远比“欢呼”要丰富和复杂:久役的丈夫终于归来,他毕竟思我、爱我而未将我远弃,这正是悲伤中汹涌升腾的欣慰和喜悦;但归来的丈夫还会不会外出,他是否还会将我抛在家中远去?这疑虑和猜思,难免又会在喜悦之余萌生;然而此次是再不能让丈夫外出的了,他不能将可怜的妻子再次远弃。这又是喜悦、疑虑中发出的深情叮咛了。如此种种,实难以一语写尽,却又全为“不我遐弃”四字所涵容——《国风》对复杂情感的抒写,正是如此淳朴而又婉曲。
女主人公的疑虑并非多余。第三章开首两句,即以踌躇难决的丈夫口吻,无情地宣告了他还得弃家远役:正如劳瘁的鳊鱼曳着赤尾而游,在王朝多难、事急如火之秋,他丈夫不可能耽搁、恋家。形象的比喻,将丈夫远役的事势渲染得如此窘急,可怜的妻子欣喜之余,又很快跌落到绝望之中。当然,绝望中的妻子也未放弃最后的挣扎:“虽则如毁,父母孔迩!”这便是她万般无奈中向丈夫发出的凄凄质问:家庭的夫妇之爱,纵然已被无情的徭役毁灭;但是濒临饥饿绝境的父母呢,他们的死活不能不顾。
全诗在凄凄的质问中戛然收结,征夫对此质问又能作怎样的回答。这质问其实贯串了亘古以来的整整一部历史:当惨苛的政令和繁重的徭役,危及每一个家庭的生存,将支撑“天下”的民众逼到“如毁”、“如汤”的绝境时,历史便往往充满了这样的质问。《周南·汝坟》在几经忧喜和绝望后发出的质问,虽然化作了结句中征夫的不尽沉默。但是读者却分明听到了此后不久历史所发出的巨大回音:那便是西周王朝的轰然崩塌。
这是一篇寓言性质的小品文。作者在文中以谪龙自比,用轻蔑的态度回击了腐朽势力对自己的侮辱,表现了决不与那些“非其类”的人们同流合污的昂扬气概。文章内容神奇瑰丽,形象生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当时的处境和文中的谪龙——奇女子一样。这个奇女子,是一个性格坚强、光彩照人的女神形象。虽然被贬,心中志趣未消。她的人身志趣容不得外人轻辱冒犯。她捍卫自己的圣洁,正如同作者要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一样,一直坚定不移。这里显示了作者在发扬古代士大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正气。当然作者对朝廷仍然心存幻想。所谓“七日当复”,即是说朝廷不久就会收回成命,招作者重归长安,加以重用的。殊不知作者至死也没有再回到朝廷任职。被贬十四年后客死于柳州刺史任上。这正是历代士大夫认识上的悲剧:就算朝政混乱,君主还是好的;小人虽然横行一时,正人君子终会有好报。然而,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作者一类的善良的知识分子的美梦。文章结句“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的严正警示,更令读者深切感受到处于逆境中的作者不甘受辱而自我保护、自我期许的人格精神。
文章通篇记述了扶风马孺子所讲少年时的一段见闻,只有篇末两句是作者的话,但是含义却非常深刻。全文具有借谪龙以喻谪人的象征性,具有强烈鸣不平的现实指向性和警示性。而作为文学作品,它又极生动形象。奇幻惊警。从奇女初谪人间时的“有光晔然”和华丽穿戴,到她被贵游少年狎辱时的“頩尔怒焉”、“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俪也。吾复且害若”,再到她七天之后取杯水饮之,呼嘘云气,化为白龙,徊翔在天的变化,无不悚人耳目,使读者对其事始则同情,终而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