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裁上看,这首诗属于古体诗,从题材上看,这首诗属于边塞诗。
诗一开头,便写告急途中,军使跃马扬鞭,飞驰而来,一下子就把读者的注意力紧紧吸引住了。一、二句形容在“一走马”“一扬鞭”的瞬息之间,“十里”“五里”的路程便风驰电掣般地一闪而过,以夸张的语言渲染了十万火急的紧张气氛,给人以极其鲜明而飞动的形象感受。这是两个倒装句,按一般的写法是:一走马十里,一扬鞭五里。但是这样写,一个五言的句子上三下二,不符合诗歌语言的正常节奏,读起来拗口。像这样“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不仅上口,也因为将“十里”“五里”提前,加以强调,而突出了马的速度之快。
中间两句,点明了骑者的身份和告急的事由。一个“围”字,可见形势的严重。一个“至”字,则交代了军使经过“走马”“扬鞭”的飞驰疾驱,终于将军书及时送到。最后两句,补充交代了气候对烽火报警的影响。
按理,应当先见烽火,后到军书。然而如今在接到军书之后,举目西望,却只见漫天飞雪,一片迷茫,望断关山,不见烽烟。是因雪大点不着烽火呢,还是点着了也望不见,反正是烽火联系中断了。这就更突出了飞马传书的刻不容缓。写到这里,全诗便戛然而止了,结得干脆利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尽管写形势危急,气氛紧张,而诗中表现的情绪却是热烈、镇定和充满自信的。
这首诗,取材的角度很有特色。它反映的是边塞战争,但并不正面描写战争。而是截取军使送书这一片断,通过描绘出一幅迷茫、壮阔的关山飞雪远戍图,侧面渲染边关的紧急状况与紧张气氛,展现出诗篇“意余象外”的深邃与凝重。这种写法,节奏短促,一气呵成,篇幅集中而内蕴丰富,在艺术构思上也显得不落俗套。
温庭筠词抒写男女情事,多是以女性口吻代言女子的相思恋情,以女性形象的华美艳丽及相思情意为其审美特征,精致地描摹女性艳丽华贵的容貌、服饰、起居、心态等,而极少从男性的角度写相思恋情。一般认为此词所反映的是男子对女子的追慕,叙写一男子追慕一女子的情景。
开头二句是男子所见到的女子的美丽形象,“似带如丝”,“团酥雪花”,即形如柳丝轻盈婀娜,色如雪花丰润光洁。后面三句,写男子对女子的倾慕之情:见到女子乘坐着的华美小车,车帘卷起,玉钩斜悬,在繁华的道路上驶过,男子留连忘归,虽然暮色降临,他的眼与心还追逐着远去的香车。
全词虽仅短短五句二十三个字,却写尽了缠绵缱绻之情,把一个痴情男子的形与神都写活了。他痴情地爱她,却并无轻浮的行为;他“逐香车”,却并无狂放之举。作者对单相思的描写是能把握分寸的。
对此词还有另一种解读,认为是闺中女子期盼男子归来。前三句写女主人公盼男子归来的情景,后二句写其想象意中人正驱车赶来。
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
“渔父”之咏,篇数很多,古往今来,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与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声情舒缓平和,如行云流水,表现了作者的如野鹤闲云,与世无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声情孤傲冷峻,表现了作者的愤世嫉俗。然而“出世”也罢,“入世”也罢,他们笔下的“渔父”都是自我形象的外在表现,这一点是共同的。
起句“海滨蓑笠叟”五字,点出地点和人物。
“驼背曲,鹤形臞”二句承上,以三字短联具体刻画出“渔父”形象:其背既曲如驼,其躯又瘦似鹤。活脱脱地表现出一干瘪老儿,颇有调侃的意味。接着,词人又郑重其辞地宣布道:“定不是凡人,——古来贤哲,多隐于渔!”“任公子,龙伯氏,思量来岛大上钩鱼;又说巨吞饵,牵翻员峤方壶。”任公子是什么人呢?先秦寓言中之钓于海者也。据说他特制一竿大钓长绳,以五十头牛为饵,踞坐会稽山顶,投竿东海水中,钓得大鱼,切片晒干,令那浙江以东、苍梧(山名,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以北广大地区的居民吃了个够。
龙伯氏又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古代神话中之钓于海者也。相传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处有五座神山,曰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浮于海面,随潮水动荡不已。天帝恐其漂往西极,使岛上群仙流离失所,就命令十五头巨轮番负载之。不料龙伯国有巨人一钩连钓六而去,以致岱舆、员峤二山竟沉入海底。常言道:“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这老儿若非任公子、龙伯氏一流人物,又岂敢到海边来看上了如海岛大的鱼要它上钩?——以此知其“定不是凡人”也。这段词写得似庄似谑,能令人肃然起敬,能令公莞尔一笑,精采之至。
上阕已揭出“古之贤哲,多隐于渔”的命题,而历史上第一个以渔隐名世的贤哲,非西周那位“直钩钓国”的姜太公莫属,故拈出他来作为典型。“磻溪老子雪眉须,肘后有丹书。”磻溪,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源出南山兹谷,北流入渭水,相传是姜太公当年垂钓之处。肘后,是随身的意思。古人随身携带书籍,每悬于肘后,故云。丹书,即古史传说中之“天书”,字色赤红,故名。这二句说太公垂钓磻溪之时,年虽老迈,须眉皆白,却熟谙上古帝王之道,有王佐之术。“被西伯载归,营丘茅土,牧野檀车。”西伯,即周文王。文王出猎,偶遇太公垂钓于渭北,交谈之下,大为敬服,遂“载与俱归”,立为国师。文王死后,太公辅佐武王,誓师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讨伐纣王,灭商建周,以开国之功封于营丘(在今山东淄博市北)。三句高度概括了太公一生之出处大节:遭遇文王、伐纣、受封。按太公负不世之才,立非常之勋,位极人臣,名垂青史,其事迹代表着旧时代知识分子个人价值最完满的实现;这种实现固有赖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但也离不开文王对他的赏识与重用。“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即此之谓也。因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姜太公的身上,积淀了千百年来绝大多数士子们主客观双向之梦想与追求。由此,读者不难感受到,词中所幻想出的这个海滨钓叟无非是历代寒士们的化身,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被封建帝王慧眼识英雄,以至飞荡腾达,为王者师,为王者友。但无情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因此,作者一声断喝:醒来吧、小心“钓竿拂着珊瑚。”似这等好事,世上已很久不曾有过了,请问您还呆坐在长满苔藓之石矶上等候谁哩?只怕等到瞌睡虫上来,连手中渔竿也拿不稳了,看扫着海里的珊瑚礁罢!写着写着,上阕幽默之风又重现了。
此篇的命意,由于作者以“渔父词”题篇,词中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嘲弄一位妄想做姜太公第二的海滨钓叟,粗读之下,很容易使人得出其讽刺对象即为此渔翁所代表的怀才不遇人物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中错觉。其实,“世间久无是事”即点明,它的矛头,分明是冲着当代乃至前世不知多少代以来一切高高在上、不思求贤的封建统治者们来的。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一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的内容,滑稽家之辞不同于寻常打油之辞,于此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