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清照的咏梅词之一，后人曾补题为“残梅”，借梅花清瘦高雅之趣，写个人情思；堪称咏物词中的佳作。
词的起笔与词题好似无关，但却描绘了一个特殊的抒情环境。前人称这种写法为“先盘远势”。作者首先写出了她住处的寂寞无聊：“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小阁”即小小的闺阁，这是妇女的内寝，“闲窗”即表示内外都是闲静的。“藏”与“锁”互文见义。美好的春光和充满生气的白昼，恰恰被藏锁在这狭小而闲静的圈子里。唐宋时富贵之家的内寝往往有厅堂相连结。小阁设画堂里侧。春光和白昼俱藏锁住了，暗示这里并未感到它们的存在，因而画堂显得特别深幽。“深幽”极言其堂之狭长、暗淡、静阒。作者已习惯这种环境，似乎还满意于它的深幽。古人爱尚雅洁者都喜焚香。篆香是一种中古时期的高级盘香。它的烧尽，表示整日的时光已经流逝，而日影移上帘箔即说明黄昏将近。从所描述的小阁、闲窗、画堂、篆香、帘箔等情形推测，抒情女主人公是生活在上层社会中的妇女，富贵而安闲，但环境的异常冷清寂寞也透露了其生活不幸的消息。“手种江梅渐好”是词意的转折，开始进入咏物。黄昏临近之时，女主人公于室外见到亲手种植的江梅，忽然产生一种欣慰。它的“渐好”能给种树人以安慰；欣赏“手种江梅”，又会有许多往事的联想，因而没有必要再临水登楼赏玩风月了。除了对梅花的特殊情感之外，似乎心情慵倦，于应赏玩的景物都失去了兴致。
词上阕的结尾，由赏梅联想到南朝文人何逊迷恋梅花的事，使词情的发展向借物抒情的方问过渡，渐渐进入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何逊（约480—520）是南朝梁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情辞宛转、意味隽美，深为唐宋诗人杜甫和黄庭坚所赞赏。梁代天监（梁武帝年号，502—519）年间，他曾为建安王萧伟的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有咏梅的佳篇《扬州法曹梅花盛开》（亦作《咏早梅》）。清人江昉刻本《何水部集》于此诗下注云：“逊为建安王水曹，王刺扬州，逊廨舍有梅花一株，日吟咏其下，赋诗云云。后居洛思之，再请其任，抵扬州，花方盛开，逊对花仿惶，终日不能去。”何逊对梅花的一片痴情，是其寂寞苦闷情附着所致。杜诗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清照用何逊之事，又兼用杜诗句意；按她的理解，何逊在扬州是寂寥的。她在寂寞的环境里面对梅花，遂与何逊身世有某些共鸣之感。
词人善于摆脱一般咏物之作胶着物态、敷衍故实的习径、而是笔端充满丰富的情感，联系个人身世，抒发对残梅命运的深深同情。“从来知韵胜”，是她给予梅花整体的赞语。“韵”是风韵、神韵，是形态与品格美的结合。梅花是当得起“韵胜”的，词人肯定了这一点之后，却不再多说，转笔来写它的不幸，发现它零落后别有一番格调意趣。“藉”与“揉”也是互文见义，有践踏摧损之意。梅虽不畏寒冷霜雪，但它毕竟是花，仍具花之娇弱特性，因而也难以禁受风雨的践踏摧损。这是花的命运。由落梅的命运，作者产生各种联想词意呈现很曲折的状态。由落梅联想到古曲《梅花落》，是虚写，以此表现落梅引起作者个人的感伤情绪，造成一团“浓愁”而难以排解。但作者又试图进行自我排解，词情为之一变。梅花的暗香消失、落花似雪，说明其飘谢凋零，丰韵不存。这本应使人产生春恨，迁恨于春日风雨的无情。但词人以为最好还是“莫恨”，“须信道、扫迹情留。”“扫迹”即踪迹扫尽，难以寻觅。“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是补足“情留”之意。“难言处”是对下阕所表达的复杂情感的概括，似乎还有与作者身世的双关的含意。想象一个美好的夜晚，淡淡的月光，投下梅枝横斜优美的姿影。从这姿影里还显示出梅的俊俏风流，应是它扫迹后留下的一点情意。也许明年它又会重开，并带来春的信息。“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突出了梅花格调意趣的高雅，使全词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赞美了一种饱经苦难折磨之后，仍孤高自傲，对人生存信心的高尚的精神品格。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因缺乏必要的线索而无法详考，但从词中所描述的冷清寂寞“无人到”的环境和表现凋残迟暮“难言”的感伤情绪来看，它应是清照遭到家庭变故后的作品。这种变故使清照的词作具有凄凉悲苦的情调。因而在咏残梅的词里，不难发现作者借物咏怀，暗寓了身世之感，其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厚，达到了意与境谐、情景交融的程度，故难辨它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还是咏物了。它和清照那些抒写离别相思和悲苦情绪的作品一样，词语轻巧尖新，词意深婉曲折，表情细腻，音调低沉谐美，富于女性美的持征，最能体现其基本的艺术特色。这首《满庭芳》不仅是《漱玉词》中的佳作，也应是宋人咏物的佳作之一。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青溪是三国东吴时开凿的一条水道，起钟山西南，逶迤九曲，穿过今南京市区，流入秦淮河。陈维崧的这首《尉迟杯》以“青溪路”一句起调，既是点词题中所说的《青溪集》，也是把它作为南京的象征、历史的见证，表明这首词写的是饱经历史沧桑的南京。南京是作者青少年时的旧游之地。他在《留都见闻录序》中曾追述:“余年八九岁，祖父挈来金陵，僦宅成贤街莲舟桥下；后随先大人省试，率三岁一至以为常。”其祖父为东林领袖之一的陈于廷，其父为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共称“四公子”；的陈贞慧，都是明末士林推重的人物。明亡前夕，作者十八岁时又曾随陈贞慧至南京，据其《金陵游记序》称，当时的南京依然名士云集，“人各据一水榭，每当斜阳叆叇，青帘白舫络绎縠纹明镜间”。这些记载，正可作这首词的次句“记旧日、年少嬉游处”的注脚。这一句，看似平平写出，而对作者来说，却有终身难忘的生活内容，负载着沉重的岁月之感、家世之慨和易代之悲。下面，“覆舟山畔人家。麾扇渡头士女，水舟风片，有十万、珠帘夹烟浦”三句，就是把词思在时间上推回到“旧日”，在空间上推回到“年少嬉游处”，回忆当年南京城内、秦淮河一带的繁华景象。句中的“覆舟山”即玄武山，东连钟山，北临玄武湖；“麾扇渡”在秦淮河上，位于朱雀桥之左，以晋时顾荣挥羽扇退陈敏军而得名；“烟浦”指歌楼妓馆骈列两岸的秦淮河。过拍“泊画船、柳下楼前，衣香暗落如雨”两句，则紧承“烟浦”二字，描写当年秦淮河上画舫云集、衣香暗闻的旖旎风光。
上片八句都是思昔，追记这一既是作者旧游之地、又是明代留都的当年盛况。八句中没有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字眼，而字里行间寓藏着对往昔、对故国的无限怀念，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介周密《武林旧事》一书时所说，“恻恻兴亡之感，实曲寄于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
词的下片由思昔转到伤今。换头“闻说近日台城，剩黄蝶蒙蒙，和梦飞舞”三句，把上片所刻意描画的繁华景象一笔扫去。上一句中“闻说”二字表明下面所写都非目睹，而是听“新自金陵归”的许月度口述；“近日”二字与上片次句中的“旧日”二字两相映照，界分今昔；“台城”为东晋、南朝的台省及宫殿所在地，故址在今南京鸡鸣山南，这里用来与上片首句的“青溪”遥遥呼应，都是代指南京。下两句化用《庄子·齐物篇》中梦蝶的寓言，以喻人事之变幻无常、国家之兴亡如梦；句中的一个“剩”字暗示一切旧日的繁华都已烟消云散，只有黄蝶迷迷茫茫在梦境中飞舞而已。接着，就以“绿水青山浑似画，只添了、几行秋戍”两句，抒发其“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晋书·王导传》中述周顗语)的悲慨。至于下片词的后四句，更以凄怆之笔表达其亡国之恨。在“三更后、盈盈皓月，见无数、精灵含泪语”两句中，作者借助想象，展示了一个午夜后、明月下“新鬼烦冤旧鬼哭”(杜甫《兵车行》)的凄凉阴森的境界。“想胭脂、井底娇魂，至今怕说擒虎”两句，则用隋将韩擒虎攻破台城时，南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叔宝与其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藏匿于胭脂井中，当夜终于被隋军擒获的史实，以影射清军攻破南京，又追俘在南京称帝仅一年的福王朱由崧一事。这后四句词合起来看，既是哀悼南明弘光朝的覆亡，也是暗写清军占领南京时为这座历史名城带来的灾难。清军下江南之初，极其残暴。一些地方易手时，大量人民被屠杀，不少妇女被掳掠。“无数精灵”之含泪相语，“井底娇魂”之怕说擒虎，实即写清军入城后杀掠之惨。陈朝的张丽华、孔贵嫔未死于井中，并非“井底娇魂”。这说明，作者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时事，只是借以泛写在战争中屈死的妇女。作者另有一首《八声甘州》词，题作“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中有“叹灌婴城下，章江门外，玉碎珠残。争拥红妆北去，何日遂生还”诸语，更是明写清军的暴行。
作者对南京有特殊的感情，在其作品中每一提到南京总是感慨系之。其所以抱有这样的感情，不仅因为南京是他的“年少嬉游处”，这里有他的童心绮梦，而且南京在他的心目中是代表故国的。对于青少年时未去过北京，从小生活在江南的作者来说，清军攻破南京后才尝到亡国之痛。其业师陈子龙、吴应箕在南京陷落后先后举义师抗清，兵败，慷慨就义；其父陈贞慧回乡隐居于陈于廷墓侧，凡十二年不入城。家庭和师友的影响，使其直到三十岁后才多次参加省试，谋求见用于新朝，而且始终眷恋前朝，怀有故国之思。前面提到的《留都见闻录》为吴应箕所写，作者为此《录》写序时已经五十六岁，距其去世只有两年。他在序言的终篇处还寄慨遥深地说:“展《东京梦华》之录，抚《清明上河》之图，白首门徒，清江故国，余能无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从这几句话再回过来看这首《尉迟杯》词，就更可以领会其感情深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