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旅途中冒雨赶路的辛劳以及归来后歇宿的情景。词一开始，就描绘出苏轼带着酒意冒着山中阵雨匆匆赶路的形象。带酒冲山雨”，苏轼的劳苦以至于狼狈不言而喻（这同苏轼在黄州时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脱不可同日而语）。接着便转到写归来后酣睡的情景。当他赶回凤翔城时，已是傍晚时分，天已放晴，苏轼似乎什么也顾不上，连衣服都没有脱，就躺在床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真香，连城里报晓的钟鼓声都没有听到。以上两句叙述，除了写出天气变化，表示人已归来（由“钟鼓”所示）之外，主要是从侧面表现出旅途的极度疲劳。苏轼还写到夜里或清晨（李商隐有“庄生晓梦迷蝴蝶”之句）做了一个梦。“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此句显然是用典，而不是梦境的实录。其用意可能有两点：一是表示行旅生活（虽然是短暂的）结束后的一身轻松，二是表示自己具有源于庄周的淡泊功名的意识，因为庄周梦中化为蝴蝶，物我不分，是意味着超然物外的。
下片着重抒写归来后的牢骚情绪以及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这两句反用或借用前人诗意，集中抒发了内心的不平和牢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仁宗嘉祐八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府任，陈希亮来代，陈氏驭下严肃，不假人辞色，而苏轼年轻气盛，每与之争议，胸中不平，时或流露于笔端。事实上，苏轼当时28岁，何谈“老去”。这大概缘于宋人的一种文化心态，喜欢称“老”。苏轼同时创作的《题宝鸡县斯飞阁》诗中的“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与此意正同。接着笔锋一转，“求田问舍笑豪英”。“求田问舍”，这一典故用来比喻辞官归隐。“笑豪英”，是说为英雄豪杰所耻笑，因为退隐等于放弃苏轼自己早年立下的报国的壮志。这句写出了苏轼进退两难的心情，而后苏轼在诗词中反复抒写这种情绪，表现了苏轼对仕途和人生的一种文化思考，凤翔之作仅仅是初露端倪。 “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是因为凤翔有东湖的缘故，这句是承上“归来”二字而言，又与开头写马在雨水泥泞中艰难跋涉的情景相呼应，表现出苏轼此次行役归来后轻松、欣慰的心情。
全词，先描写苏轼旅途的生活情景，再由景入情抒发感慨，反映了苏轼摆脱了仕宦名利、红尘俗务的束缚，以及旷达潇散淡然的人生情怀。
第一首诗的起笔即化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点明主题，并以感情急切、激愤的“情何极”、“气未平”定下了全篇悲壮激越的基调，表达出作者誓灭清人，恢复明朝的强烈爱国情感。接下来由情入景，写道：雄风中，传来军中的号角声；红日里，飘动着战旗。用“角”与“旗”两个意象，用“劲”与“明”两个醒目的词，突出体现义军庄严、雄壮的军威。“缟素酬家国，戈船决死生”是写誓死报效国家，是开篇“复楚”“亡秦”的补充。“酬家国”是目的，“决死生”是决心，鲜明的突出了为雪耻复国而生死决战的惨烈情怀。最后，以悲凉的胡笳与凄冷的月色来渲染义军战斗的艰苦和作者的悲凉心情。
诗之一三联直抒抗敌复国之志，二四联描写雄豪悲壮之景，情景交融，形成诗歌颇具特色的连环映带、交综流走的气韵，最便于表达诗人内心的郁郁不平之气和铭心刻骨的家国之恨。而“一片月临城”，以景结情，更使诗意开阔，思入微茫，诗人的复国之志和家国之恨糅合在一起，浩然充塞于天地之间。
第二首着重写斗争的艰苦。诗人运用比喻、象征的手法，选取了一些具有边塞特色的意象，胡沙、悲笳等，描绘出一幅边塞特有的苍凉画面：在胡地黄沙滚滚的大漠中，夜色里回响着悲凉的胡笳之音······但这仅仅是比喻、象征而已，实际上诗人写的是起义军艰苦的抗清复明的战斗生活。首联把战斗和思乡结合起来，以“战苦”提携全篇，因为是寡难敌众才“难酬国”，因为仇深才不“敢忆家”，苦而且难，仍能坚持战斗，这就突出了仇之大且深。“仇深”二字是关键。颔联用具有民族特色的“汉腊”代指作者为之奋战不息的明朝，表达了忠于国家的决心，但明王朝大势已去，清军入侵，山河沦丧、满目荒凉，诗人痛惜而无奈的心情跃然纸上。颈联是艰苦的战斗生活的写照，“翻旗影”“冷剑花”高度概括了刀光剑影的惨烈战斗；“落月”“清霜”等典型意象，象征诗人思念故国的拳拳情怀。尾联把诗人无比痛惜、悲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推向高潮：起义军全军覆没，悲凉的胡笳之音在夜空中回荡。全诗意境厚重沉郁，慷慨悲凉，感人至深。
第三首写同仇敌忾的精神。开篇即直言对明思宗的怀念。崇祯皇帝煤山自缢，到作者写此诗时已经三年。接着写史可法蒙难，扬州城破，是各镇不听调动，福王政权腐败无权威的结果，叙述中有揭露，有批判，有深沉的感慨。接着又转向对自身的描述，惭愧自己身为幕宾而没有潘岳那样的才能，这是作者的自谦，最后以设问作结，引人深思。
三首诗的共同特点是：直抒胸臆与典型意象、景物烘托相结合。都是用对起手法，四联中有三联是对句，形成整饬的格律、庄严的风韵。都是用衬托手法表现义军不畏强敌，不畏艰苦的崇高精神，有时用比喻、象征等手法，把作者强烈爱国情感抒发出来。诗风激越而蕴藉、沉雄。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全诗仅四句二十八字，该诗撇开了暑热难耐的感受，而仅就“追凉”着墨，以淡淡的几笔，勾勒出一幅夏夜追凉图，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
“追凉”，即觅凉、取凉。较之“觅”和“取”，“追”更能表现对“凉”的渴求，杜甫“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羌村三首》其二)诗意可见。但这首诗在艺术处理上却有其独到之处：它撇开了暑热难耐的感受，而仅就“追凉”着墨，以淡淡的几笔，勾勒出一幅夏夜追凉图，其中有皎洁的月光，有浓密的树荫，有婆娑的竹林，有悦耳的虫吟，以及作者悄然伫立的身影。
第一句貌似平直，其实也有一层曲折：中午时分，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为酷热的时刻，而今，“夜热”竟然与“午热”相仿佛，则“夜热”之甚，可想而知。唯其如此，才引出次句诗人月下独立的形象。“开门”，点出作者原在室内。或许他本已就寝，而因夜里天热的缘故，辗转反侧难以入梦，迫于无奈才出门纳凉。而“明月”，则点出正值“月华皎洁”的三五之夜。这样，作者“独立”的目的，应该说是“追凉”与“赏月”兼而有之，追凉可得体肤之适，赏月则可得精神之快，难怪他要独立不移、执着若此了。
第三句是对周围环境的点染：竹林深深，树荫密密，虫鸣唧唧。“竹深树密”，见其清幽；“虫鸣”，则见其静谧——唯其静谧，“虫鸣”之声才能清晰入耳。诗人置身其间，凉意顿生，于是又引出结句“时有微凉不是风”，这一真切、细微的体验。“不是风”，点明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夜风送爽。范成大《六月七日夜起坐殿取凉》诗亦云：“风从何处来？殿阁微凉生。桂旗俨不动，藻井森上征。”虽设问风从何来，但既然桂旗不动，可见非真有风，殿阁之“微凉”不过因静而生。人们通常说“心静自凉”，其理相若。因此，范诗实可与这首诗参读。
显然静中生凉正是作者所要表现的意趣，但这一意趣并未直接点明。如果没有“不是风”三字，读者很可能将“凉”与“风”联系在一起。陈衍《石遗室诗话》早就指出：“若将末三字掩了，必猜是说甚么风矣，岂知其不是哉。”然而，这首诗的妙处恰恰也就在这里。作者故意直到最后，才将微露其本意的线索交给读者——既然明言“不是风”，善于神会的读者自当想到静与凉之间的因果关系；随即又当想到，前面出现的月光、竹林、树荫、虫鸣，都只是为揭示静中生凉之理所作的铺垫。这样，自然要比直截了当地道出本意更有诗味。大概这就是《石遗室诗话》所称道的“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