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诗的主旨,历代学者看法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毛诗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官人”语出《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意谓善于选取人才并授以适当官职。而姚际恒《诗经通论》则曰:“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谓‘文王能官人’,差些,盖袭《左传》释《卷耳》之说。”“作士”一语直接取自此诗的“遐不作人”。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朱熹《诗集传》:“作人,谓变化鼓舞之也。”概而言之,即为培育造就人才及鼓舞振作人心。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无大异,小序着眼的是前三章,故得出“官人”的结论,姚氏着眼的是后二章,故得出“作士”的结论。“官人”也罢,“作士”也罢,都离不开周王的盛德。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除第二章外,其余四章均以兴为发端,这在《大雅》中是罕见的。
首章以“棫朴”起兴。毛传释曰:“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此是将棫朴喻贤人。而《诗集传》释曰:“芃芃棫朴,则薪之槱之矣;济济辟王,则左右趣之矣。”意为灌木茂盛,则为人所乐用,君王美好,则为人所乐从。此是将棫朴喻君王。毛传释兴,每每孤立地就兴论兴,所以兴与下文的关系往往显得牵强附会。朱熹释兴,总是将起兴句与被兴句有机地联系起来,符合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的定义。就此章而言,朱熹的解释似更为合理。
首章是总述,总述周王有德,众士所归。而士分文、武,故二、三篇又分而述之,以补足深化首章之意。
二章四句皆为赋。前两句“济济辟王,左右左璋”承上两句“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而来,而又启出下两句:“左璋峨峨,髦士攸宜。”“璋”有二解,一为“牙璋”,发兵所用;一为“璋瓒”,祭祀所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左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曰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据此,此章则与下章一样,均与武士有关。但马瑞辰注意了下章的“六师”而疏忽了此章的“髦士”。“髦士”在《诗经)中凡二见,另一为《小雅·甫田》中的“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的髦士肯定为文士(多以为是田畯,即农官),故此诗恐亦不例外。所以璋还是训“璋瓒”为好。
三章以“泾舟”起兴。朱熹《诗集传》以为舟中之人自觉划动船桨实喻六师之众自觉跟随周王出征,云:“言‘淠彼泾舟’,则舟中之人无不楫之。‘周王于迈’,则六师之众追而及之。盖众归其德,不令而从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云:“文王征伐,六师扈从,有似烝徒楫舟,则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见。”齐诗根据此章末两句“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而断定此诗是言文王伐崇之事,后人多有从之者。其实以诗证史可信,以史证诗难信,况且把诗中所言一一坐实并无多大意义,所以还是把此章看作泛言为好。
如果说前三章是以众望所归来烘托周王的话,那么后两章则转为直接的歌颂了。
四章以“云汉”起兴。郑笺曰:“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诸家多认为“云汉”乃喻周王。末句“遐不作人(何不培养人)”虽是问句,实则是肯定周王能培育人。严粲《诗缉》云:“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类似的用法还见于《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遐不黄耇”。
末章的兴义较难理解。朱熹在《诗集传》中曰:“追之琢之,则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则所以美其质者至矣。勉勉我王,则所以纲纪乎四方者至矣。”他还在《诗传遗说》中补充道:“功夫细密处,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线索内牵著都动。”他答人问“勉勉即是纯一不已否?”又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二者合而言之,也就是说:精雕细刻到极致,是最美的外表,纯金碧玉到极致,是最好的质地,周王勤勉至极,有如雕琢的文彩和金玉的质地,是天下最好的管理者。如此释诗,似太迂曲,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前两句视作兴,他们认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其”指的就是周王,意谓周王既有美好的装饰,又有优秀的内质,而又勤勉不已,所以能治理好四方。
上片词人回忆了作者与丰真州相聚共饮的情景,然后感叹自己流落江湖的困境。下片具体抒写作者的劝勉,表达自己盼望对方出马挂帅,驰骋疆场,早日抗金复国的迫切心情。全词笔力豪健,气势浑厚,用典巧妙含蓄。作者通过对中原沦丧区的怀念和对友人的勉励,抒发一腔爱国热情。
上片开头三句紧扣词题,回忆与丰真州相聚时用金罍盛酒的深情厚谊,感叹别后自己流落江湖的不幸处境。以“光阴荏苒”来表达自己对光阴虚掷、无所作为的苦闷,再加上别前与别后两样不同的境遇和心情,更有力地反映眼前心境的悲凉。正因长期流落江湖,一生在仕途上又不得意,便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世事不堪”两句便表现他对“世事”的厌恶、看不顺眼,看多了只有使自己“两眉长皱”。这一神色,说明是何等使人难堪,逼真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无穷怨恨,言下也是告诉人们对“世事”应采取否定的态度。因而这里的“世事”就不是一般的生活琐事,而是与时局、与国家前途命运相关的国事;是对南宋王朝主和派推行投降政策,压制、排斥抗战人才,倒行逆施,不图恢复的“大政方针”而言的。表明作者积极抗金复国的鲜明态度。因此,尽管对“世事”否定,对中原沦丧区仍是满怀深情的,这是并不矛盾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后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当他东望故人,眼前是“木落山空天远大,飞鸿北去”的一片凄凉景象时,却使他久久伤怀。由怀念故人,见大雁春天北飞而联想到北方的中原失地,不禁同情、痛苦、愤恨一齐涌上心头。“伤怀久”三字从时间上表现感伤之深。由此也见到作者虽是“江湖宿留人”,但并不是专意纵情山水,真正不关心“世事”,而是殷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惦念着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天下事”。因而才以询问的口气向友人提出“天下事,公知否”的事来。这一方面表达他心里是装着“天下事”的,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友人要时刻牢记着“天下事”。展现出以国事为重的宽阔胸怀。
换头三句以眼前景致为南渡前所无法享受作比较,突出杭州、西湖风光的秀丽。言下包含着有容易使人沉醉于湖山之乐而忘怀“天下事”之意。因而“唤起东山”五句便从勉励出发,告诫友人应从哪些方面去努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这里所提及的是不要像谢安那样纵情山水,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要广泛地招揽人才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等。作者认为只要能如此开明,“是英雄尽为公奔走”的。说明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强调了“早晚枢庭开幕府”的重要意义,还必须要有诚意。这都是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忠告,其侧重点是突出人才的作用,最终的落脚点则是“要整顿封疆如旧”。足见作者对国家和友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抗金复国的英雄的热切希望。在结构上则是对“天下事,公知否”的呼应。结拍两句是上述五句的结果,以进一步激励友人,期待友人,寄予无限希望于友人。表达他抛开个人得失,时刻以国事为重的崇高思想。
全词通过怀念友人,勉励友人,并借景物的衬托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精神,显得强烈而深刻。
诗的前四句,先从位于齐城(今山东淄博)东南荡阴里(一名阴阳里)之三壮士冢写起。“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步出”与“遥望”相呼应,人未到而两眼视野先到,表明了对三坟之专注。“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这是已经来到冢前,看清了三坟相连,形状相似。这三坟相似,也象征着三位勇士之相似,皆勇力超人,皆有功于君,皆使气好胜,皆被谗不悟。接下去六句转而写坟中三人的遭遇。
“问是谁家墓”,明知故问,是为了突出所咏对象。答曰:“田疆古冶子”,这是以两人之名代三人之名,其中包括公孙接。“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紧承上句,盛赞三人勇力绝伦。排南山,推倒南山(齐城南之牛山)。绝地纪,语出《庄子·说剑篇》:“此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这里指折断地脉。这样的勇士,结局却又如何呢?“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一朝,既言时间之速,也表明此阴谋之轻易得行。“谗言”二字,倾向性极明,既是对三士的同情、惋惜,也是对主谋者的有力谴责。二句写得斩截有力,使入感到毛骨悚然。二桃,比起三个力能推倒南山、折断地纪的勇士来,那真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竟能实现杀掉三士的目的。诗句所构成的这一巨大反差,足以使人惊心动魄。诗至此,似可结又实未结,因为还留下一个疑问,这就是“谁能为此谋”?答曰“国相齐晏子”。结尾再一次用问答句式,波澜突起,把做国相的晏子指名道姓地点出来。二句看似客观叙述,不着议论,不含感情,实则皮里阳秋,有深意在。一问,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设此不寻常之谋的人,一答,指名道姓交代出为谋之人。
“国相”,字面上是点明其身份,实际上是谴责这个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肩负沟通上下、协调文武之责的“国相”,人当以至此。这样的行为与“国相”的地位、气度、职责该是多么的不相称。“齐晏子”,是直点其名,意在立此存照,永远展出示众,使人们知道,这个善机变、巧谋划的“名相”,竟干出了这样的事。关于此诗作意,一般皆取前引朱乾的说法,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朝有悍臣武夫,宰相不能制,就应该有晏婴这样的能臣。
从诗的主题和语言看,这首古辞当是出于文人之手。在汉乐府诗作中,此诗显得朴拙了一些,但结构还是比较严谨的,诗从望荡阴里、见三坟写起,转到写坟中人被谗言遭杀害的悲惨事件,再转到揭出设此毒计之人。层层推进,语语相衔。诗中两用问答句式,都处在诗的关键处,既起醒目作用,又使文气免于平实。语言虽质朴而少文彩,但句句简洁,文雅而不艰涩,明白而不浅俗,可见是经过一番锤炼之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