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颔二联描写游杭州近郊所见。诗人所见,有山峦、田野、人烟和村庄,还有飞鸟、丛花和流水。诗人所闻,除了晚钟外,也还有鸟语、花香和流水声。二联种种意象所交织的成一幅幅迷人的画图,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诗章。其中首联“四山矗矗”和“野田田”是崇高美和秀丽美的对照、“人烟”和“村”是近和远的对照;颔联用声和色对照。
颈联写诗人所见即诗、画,非能来写、说。“有逢即画元非笔,所见皆诗本不言。”诗人想,他不需要、也无可能用笔墨和言语把这些大自然的杰作描写出来。这一联诗人用空间艺术的画跟时间艺术的诗进行了对照。三联直抒感怀,说游览所逢所见,处处皆是画意诗情,这天然的美景,无需彩笔点染,也是笔墨和言语难以刻画和形容的。
尾联为诗人的卓见和此诗的旨趣。“看插秧栽欲忘返,杖藜徙倚至黄昏。”这两句表明,诗人最爱赏的是农民的“插秧针”,他看得几乎忘了归去,直到黄昏时候,农夫在田间劳作,诗人和朋友拄着藜杖时徙时倚,仿佛贪看于插秧,夕阳西下,黄昏来临。大概是因为他领悟到只有辛勤劳动,才可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足见直到晚年,诗人对生活仍持着积极的态度,十分可贵。诗人末尾用农夫的辛劳跟诗人的沉思对照。结尾余音袅袅,给读者留下无限思索,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这首诗采用了一系列对照手法。诗的前半是通过形象去描写自然景物;后半则是稍带议论以宣讲人生哲理。正由于诗人采用了这样一系列的对照手法,才使得形象更加鲜明,不因议论而削弱;结构更加紧密,不因跳跃而松弛。同时也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
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就,在盛行王、孟和元、白诗风的中唐时期,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还受到一些人的贬损。韩愈在这首诗中,热情地赞美李白和杜甫的诗文,表现出高度倾慕之情。在对李、杜诗歌的评价问题上,韩愈要比同时的人高明许多。
此诗可分为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作者对李、杜诗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讥斥“群儿”抵毁前辈是多么无知可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二句,已成为对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千古定评了。中间二十二句为第二段。力写对李、杜的钦仰,赞美他们诗歌的高度成就。其中“伊我”十句,作者感叹生于李、杜之后,只好在梦中瞻仰他们的风采。特别是读到李、杜天才横溢的诗篇时,便不禁追想起他们兴酣落笔的情景。“惟此”六句,感慨李、杜生前不遇。天帝要使诗人永不停止歌唱,便故意给予他们升沉不定的命运。
“平生”六句,作者叹惜李、杜的诗文多已散佚。末十二句为第三段。“我愿”八句,写自己努力去追随李、杜。诗人希望能生出两翅,在天地中追寻李、杜诗歌的精神。他最后四句点题。诗人恳切地劝导老朋友张籍不要忙于经营章句,要大力向李、杜学习。
韩愈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流派。叶燮《原诗》说:“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诗人以其雄健的笔力,凌厉的气势,驱使宇宙万象进入诗中,表现了宏阔奇伟的艺术境界。这对纠正大历以来诗坛软熟浅露的诗风,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调张籍》就正像诗界异军突起的一篇宣言,它本身最能体现出韩诗奇崛雄浑的诗风。
诗人笔势波澜壮阔,恣肆纵横,全诗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奔流直下,而其中又曲折盘旋,激溅飞泻,变态万状。如第二段中,极写李、杜创作“施手时”情景,气势宏伟,境界阔大。突然,笔锋急转:“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豪情壮气一变而为感喟苍凉,所谓“勒奔马于嘘吸之间”,非有极大神力者不能臻此。下边第三段“我愿”数句,又再作转折,由李、杜而写及自己,驰骋于碧海苍天之中,诗歌的内涵显得更为深厚。诗人并没有让江河横溢,一往不收,他力束狂澜,迫使汹涌的流水循着河道前泻。此诗在命题立意、结构布局、遣词造句上,处处显示出作者独具的匠心。如诗中三个段落,回环相扣,展转相生。全诗寓纵横变化于规矩方圆之中,非有极深功力者不能臻此。
尤可注意的是,诗中充满了探险入幽的奇思冥想。第一段六句,纯为议论。自第二段始,运笔出神入化,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用大禹凿山导河来形容李、杜下笔为文,这种匪夷所思的奇特的想象,决不是一般诗人所能有的。诗人写自己对李、杜的追慕是那样狂热:“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他长出了如云般的长翮大翼,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探索李、杜艺术的精魂。追求的结果是“百怪入我肠”。此“百怪”可真名不虚说,既有“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又有“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下海上天,想象非常神奇。而且诗人之奇思,雄阔壮丽。韩诗曰奇曰雄,通过此诗可见其风格特色。
诗人这种神奇的想象,每借助于夸张和比喻的艺术手法,就是前人所盛称的“以想象出诙诡”。诗人这样写那些妄图诋毁李、杜的轻薄后生:“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设喻贴切,形象生新,后世提炼为成语,早已家喻户晓了。诗中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玮奇丽的事物,都被用来设喻,使诗歌磅礴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到充分的表现。
此诗乃“论诗”之作。朱彝尊《批韩诗》中所谓的“别调”,其实应是议论诗中的“正格”,那就是以形象为议论。在此诗中,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夸张、比喻等表现手法,在塑造李白、杜甫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的同时,也塑造出作者其人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诗人对诗歌的一些精到的见解,这正是此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值得珍视的地方。
这首诗记述作者愉快的游赏以及同朋友们惬意的交往,表达了他的悲秋恋乡之情。诗中所展示的秋景,静谧而又纷乱,繁闹而又萧索,在清新雅逸、气息纤轻的景物对比描写中,透出悲秋之情,而援引的“青毡故物”典故,更流露出子美的恋旧恋乡之情。
这首诗写得很出色,让人真切地新鲜地感觉到那秋水的清澈、那傍晚泛舟的愉快、那城边景物的萧疏和那因季节的更换而产生的淡淡的乡愁。宋代周紫芝说:“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杜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タ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通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作诗正要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竹坡诗话》)
前人评这首诗,有的说:“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有的说:“一片血泪,更不辨是诗是情。”这都可以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至于说它“屈曲赴题,清空一气,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时一格”,则是就艺术特点而言的;说它“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则是就艺术感染力而言的。
杜甫和郑虔是“忘形到尔汝”的好友。郑虔的为人,杜甫最了解。他陷贼的表现,杜甫也清楚。因此,他对郑虔的受处分,就不能不有些看法。第三句中的“严谴”,就是他的看法。而一、二两句,则是为这种看法提供依据。说“郑公樗散”,说他“鬓成丝”,说他“酒后常称老画师”,都是有含意的。
说郑公“樗散”,有这样的含意:郑虔不过是“樗栎”那样的“无用之材”罢了,既无非分之想,又无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什么危险人物。何况他已经“鬓成丝”,又能有何作为呢。第二句,即用郑虔自己的言谈作证。人们常说:“酒后见真言。”郑虔酒后,没有越礼犯分的言论。他不过常常以“老画师”自居而已,足见他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既然如此,就让这个“鬓成丝”的、“垂画”的老头子画他的画儿去就行了。可见一、二两句,并非单纯是刻画郑虔的声容笑貌;而是通过写郑虔的为人,为郑虔鸣冤。要不然,在第三句中,就不会突然冒出个“严谴”了。
次联紧承首联,层层深入,抒发了对郑虔的同情,表现了对“严谴”的愤慨,的确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对于郑虔这样一个无罪、无害的人,本来就不该“谴”。如今却不但“谴”了,还“谴”得那样“严”,竟然把他贬到“万里”之外的台州去,真使人伤心。这是第一层。郑虔如果还年轻力壮,或许能经受那样的“严谴”,可是他已经“鬓成丝”了,眼看是个“垂画”的人了,却被贬到那么遥远、那么荒凉的地方去,就是明明要他早一点画啊。这是第二层。如果不明不白地画在乱世,那就没啥好说;可是两京都已经收复了,大唐总算“中兴”了,该过太平日子了,而郑虔偏偏在这“中兴”之时受到了“严谴”,真是太不幸了。这是第三层。由“严谴”和“垂画”激起的情感波涛奔腾前进,化成后四句,真“不辨是诗是情。”
“苍惶”一联,紧承“严谴”而来。正因为“谴”得那么“严”,所以百般凌逼,不准延缓。作者没来得及送行,郑虔已经“苍惶”地踏上了漫长的道路。“永诀”一联,紧承“垂画”而来。郑虔已是“垂画”之年,而“严谴”又必然会加速他的画,不可能活着回来了。因而发出了“便与先生应永诀”的感叹。然而即使活着不能见面,仍然要“九重泉路尽交期”啊。情真意切,沉痛不忍卒读。诗的结尾,是需要含蓄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杜甫当然是忠于唐王朝的,但他并没有违心地为唐王朝冤屈好人的做法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斥之为“严谴”,毫不掩饰地为受害者鸣不平,表同情,以至于坚决表示要和他在泉下交朋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人格。有这样的人格,才会有“从肺腑流出”、“真意弥满”、“情见于诗”的艺术风格。
从词意看,这首词的主人公应是一位妇女。起句“人影窗纱”,点明她看见窗纱上映出人影。“是谁来折花?”她心里想,这是谁来折花呢?她没有怀疑这人会来干别的,首先想到的是来折花,则她爱花之心切,便可想而知。既然爱花,尤其爱自家的花,当然要护花而不愿让人攀折。但她转而又想,虽然不知来折花的是谁,可既来折花,想必也爱花,“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就“折则从他折去”吧。况且“知折去、向谁家?”如果送到爱花、惜花的人家,岂不是花得其所、花得其人了吗。上片,写发觉折花人时的思想活动。
下片承前,写交代折花人折、插的具体方法。这时,女主人干脆发话了:“从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她告诉折花人,靠近屋从边的花枝最好,折时要把手伸得高些。从这番话中可知,女主人对家中的花枝多么熟悉;生怕别的花枝被损害,又是多么怜爱。及至折花人折完花即将离去时,女主人还向折花人说道:“须插向,鬓边斜。”言这些好花最适合美人插戴,“花面交相映”,方能相得益彰。只是戴的时候,要斜着插在鬓边,才更显得别有风韵。女主人交代别人如此插法,则表明她自己必然是这样插惯了的,是非常欣赏这种插法的。
这首词反映了妇女爱花、爱美的思想和表现,写得极有层次:从“见影”到“猜想”,到“发言”;女主人和折花人由对立(一防一折)到统一(女主人同意折花人折花,并告诉他什么地方花好,怎样来折,怎样去插)。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首短词中先后用了7个“折”字。其实,这是词人有意这样安排的。在中国诗歌领域的创作中,运用“反复”这一修辞方法,增强语言的复沓美,是屡见不鲜的。单以词而论,如王观的《卜算子》下片“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便是明证,四句中便用了三个“春”字。
这是一首极有韵味的小令。词人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一件小事的描述,反映了他的近乎童心的情趣。辛弃疾《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下片云:“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中闲看。”两首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颇异其趣的一面:都表现了作者某种童心未泯、热爱生活的情趣,但一是单纯的旁观者,一是积极的参与者,就富有人情味一端而言,此词更能贴近生活,因而更能引人入胜。通首皆用通俗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更使作品写得异乎寻常的生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