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由景及情，写词人的离愁别绪。开头三句“尽日东风吹绿树。向晚轻寒，数点催花雨。”点明时令，又以春尽花落、孤独寂寞的时空环境暗寓“重来崔护”之感。““催花雨”在宋词中多有出现，意为春雨一过，春花自会早日开放，富含着浓厚的自然哲理。“年少凄凉”四字蕴含无限伤感。“年少”本是青春和欢乐的时节，但词人却感到凄凉，完全是为“春思”和“离绪”所困，而主因则在于词人多情。但把“年少凄凉”说成是“天付与”，则又有自我解嘲的味道，意思是情之所钟，无可解脱。这“年少凄凉”的况味，不能不甘心忍受了。
词的下片写思人。“临水高楼携酒处。曾倚哀弦，歌断黄金缕。”三句，紧接上片的“离绪”而转向怀人。这三句是追叙往事，在“临水高楼”这昔游之地回忆当年送别时的情景。黄金缕用来形容初春鹅黄色的柳条，古人有折杨柳赠别的风俗“歌断黄金缕”，在这里也有作为离别之曲的含意，与上句“哀弦”相应。“楼下水流何处去”一句引用唐杜牧《题安州浮云寺寄湖州张郎中》：“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两句。这首词从“临水高楼”的眼前实景出发，借杜牧诗意以“水流”比喻“人去”，写得自然熨贴，不露针线，密合无缝。“相随流水到天涯”，寓含飘泊流落的命运，以及一去不返、此恨绵绵的情意。这样情意在这首词中也都包含在“楼下水流何处去”这个深表关切的问侯之中了。结句凭栏目送苍烟暮”，其意为凭高极目，远望水流人去的天际，寄托遥思，不觉暮烟四合。感伤离别之情，就寓于久久痴望中。有着悠悠不尽的余味。
这首词怀念往昔一位曾于临水高楼一曲赋别的女子。上片记时，下片记地，风物依然，而她已不在，通篇贯串着伤离念远之情。词人以春尽花落、孤独寂寞的时空环境来暗寓心中之伤感情绪，意绪虽悲凉，然饱含真挚情意。
张淑芳，宋朝女词人。《西湖志余》记载：”张淑芳，贾似道妾，南宋临安（今杭州市）人，西湖樵家女，姿容美丽，能诗善词”。
清朝文人徐士銮编辑的《宋艳》书中，有引自《西湖志余》的记载：“（张淑芳）木棉之后，自度为尼，结庵九溪，栽花种竹以老，罕有知者。”
另据《续比丘尼传》中记载：“张淑芳，西湖樵家女。理宗选妃日，贾似道匿为已妾，木绵之后，自度为尼，罕有知者。今五云山下，九溪坞内，尚有尼庵。
张淑芳保留下来的作品并不多，《历代词话》、《全宋词》、《词苑萃来编》、《词苑丛谈》以及《本事词》的书中，分别收录了她的三首词。
而这是一首写于秋季的，悲秋思乡之作。
红蜡泪，一作灯下泪。词中”桐叶落，蓼花残”，是化用冯延巳《芳草渡》词中的：“梧桐落，蓼花秋。烟初冷，雨才收。”
作者的笔法熟练，构思巧妙。借助红烛泪、桐叶落、蓼花残、雁声叫、风声寒、流水远这一系列低沉而压抑的气氛，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果，烘托出女主人公内心的悲苦哀怨之情。
秋天，本就是一个令人愁浓思重的季节，更何况她孤苦在这寂静的黄昏。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空气中散发着纸上残留着的淡淡墨迹香气。蜡烛像是猜透了她的心思，滴着眼泪也在替她难过。梧桐叶在窗前凌乱地飞舞，白日里篱外的那些鲜艳的红蓼花，此时也一定该凋零了吧？
嘎——嘎，天空传来几声凄恻清越的雁叫，刺破了寂静的夜空，也叫碎了她的心。
真没想到在九溪坞这片世外桃源，到了秋季，居然也是显得如此的冷清。听秋风瑟瑟，闻溪水淙淙。蓬蒿满径之地，无人问津。
通往家乡的路在何方？这多愁寂寞的季节里，又有谁能告诉她有关春的消息？
这首词的上片写作者感怀亡国的愁恨和梦回故国的痛苦。
起首二句由悲叹、感慨而入，用直白的方式抒发胸中的无限愁恨。“人生”句是一种感叹，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抽象概括，既是说自己，也是说众生，其“愁恨”自有一番别样的滋味，“愁”是自哀，也是自怜，是自己囚居生活的无奈心情：“恨”是自伤，也是自悔，是自己亡国之后的无限追悔。也正因有如此“愁恨”，作者才“销魂独我情何限”，而句中“独我”语气透切，词意更进，表现了作者深切体会的一种特殊的悲哀和绝望。正如俞陛云《南唐二主词集述评》中所云：“起句用翻笔，明知难免而自我销魂，愈觉埋愁之无地。”第三句“故国梦重归”是把前两句关于愁恨的感慨进一步的具体化和个人化。李煜作为亡国之君，自然对自己的故国有不可割舍的情感，所以定会朝思夜想。可是事非昨日，人非当年，过去的欢乐和荣华只能在梦中重现，而这种重现带给作者却只能是悲愁无限、哀情不已，所以一觉醒来，感慨万千、双泪难禁。“觉来双泪垂”不仅是故国重游的愁思万端，而且还有现实情境的孤苦无奈，其中今昔对比，抚今追昔，反差巨大，情绪也更复杂。
词的下片续写作者往日成空、人生如梦的感伤和悲哀。
“高楼谁与上”是无人与上，也是高楼无人之意，进一步点明作者的困苦环境和孤独心情。所谓登高望远，作者是借登高以远眺故国、追忆故乡。故国不可见，即便可见也已不是当年之国，故乡不可回，此恨此情只能用回忆来寄托。所以作者的一句“长记秋晴望”，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鸣。现实中的无奈总让人有一种空虚无着落之感，人生的苦痛也总给人一种不堪回首的刺激，作者才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的感慨。在现实中，“往事”真的“成空”。但这种现实却是作者最不愿看到的，他希望这现实同样是一场梦。“如一梦”不是作者的清醒，而是作者的迷惘，这种迷惘中有太多的无奈，以此作结，突显全词的意境。
全词以“梦”为中心，集中写“空”，笔意直白，用心挚真。全词八句，句句如白话入诗，以歌代哭，不事雕琢，用情挚切。全词有感慨，有追忆，有无奈，有悲苦，这一切因其情真意深而感人不浅，同时也因其自然流露而愈显其曲致婉转。
此词以一个仙凡恋爱的故事起头，写词人与情人分别之后，旧地重游而引起的怅惘之情。整首词通篇对偶，凝重而流丽，情深而意长。
首句“桃溪”用东汉刘、阮遇仙之事典。传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于桃溪边遇二女子，姿容甚美，遂相慕悦，留居半年，怀乡思归，女遂相送，指示还路。及归家，子孙已历七世。后重访天台，不复见二女。唐人诗文中常用遇仙、会真暗寓艳遇。“桃溪不作从容住”，暗示词人曾有过一段刘阮入天台式的爱情遇合，但却没有从容地长久居留，很快就分别了。这是对当时轻别意中人的情事的追忆，口吻中含有追悔意味，不过用笔较轻。用“桃溪”典，还隐含“前度刘郎今又来”之意，切合旧地重寻的情事。
第二句用了一个譬喻，暗示“桃溪”一别，彼此的关系就此断绝，正象秋藕（谐“偶”）断后，再也不能重新连接一起了，语调中充满沉重的惋惜悔恨情绪和欲重续旧情而不得的遗憾。人们常用藕断丝连譬喻旧情之难忘，这里反其语而用其意，便显得意新语奇，不落俗套。以下两句，侧重概括叙事，揭出离合之迹，遥启下文。
“当时相候赤阑桥，今日独寻黄叶路。”三四两句，分承“桃溪”相遇与“绝来无续”，以“当时相候”与“今日独寻”情景作鲜明对比。赤阑桥与黄叶路，是同地而异称。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引顾况、温庭筠、韩偓等人诗词，说明赤阑桥常与杨柳、春水相连，指出此词“黄叶路明点秋景，赤阑桥未言杨柳，是春景却不说破。”同样，前两句“桃溪”、“秋藕”也是一暗一明，分点春、秋。三四正与一二密合相应，以不同的时令物色，渲染欢会的喜悦与隔绝的悲伤。朱漆栏杆的小桥，以它明丽温暖的色调，烘托往日情人相候时的温馨旖旎和浓情蜜意；而铺满黄叶的小路，则以其萧瑟凄清的色调渲染了今日独寻时的寂寞悲凉。由于是“独寻黄叶路”的情况下回忆过去，“当时相候赤阑桥”的情景便分外值得珍重流连，而“今日独寻黄叶路”的情景也因美好过去的对照而愈觉孤孑难堪。今昔之间，不仅因相互对照而更见悲喜，而且因相互交融渗透而使感情内涵更加复杂。既然“人如风后入江云”，则所谓“独寻”，实不过旧地重游，记忆中追寻往日的缱绻温柔，孤寂中重温久已失落的欢爱而已，但毕竟寂寞怅惆中还有温馨明丽的记忆，还能有心灵的一时慰藉。今昔对比，多言物是人非，这一联却特用物非人杳之意，也显得新颖耐味。“赤阑桥”与“黄叶路”这一对诗歌意象，内涵已经远远越出时令、物色的范围，而成为一种象征。
换头“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两句，转笔宕开写景：这是一个晴朗的深秋的傍晚。烟霭缭绕中，远处排立着无数青翠的山峦。夕阳的余辉，照映空中飞雁的背上，反射出一抹就要黯淡下去的红色。两句分别化用谢朓诗句“窗中列远岫”与温庭筠诗句“鸦背夕阳多”，但比原句更富远神。它的妙处，主要不景物描写刻画的工丽，也不景物本身有什么象征涵义；而于情与景之间，存着一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联系，使人读来别具难以言传的感受。那无数并列不语的青嶂，与“独寻”者默默相对，更显出了环境的空旷与自身的孤孑；而雁背的一抹残红，固然显示了晚景的绚丽，可它很快就要黯淡下去，消逝一片暮霭之中了。
结拍“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粘地絮。”两句，收转抒情。随风飘散没入江中的云彩，不但形象地显示了当日的情人倏然而逝、飘然而没、杳然无踪的情景，而且令人想见其轻灵缥缈的身姿风貌。雨过后粘着地面的柳絮，则形象地表现了主人公感情的牢固胶着，还将那欲摆脱而不能的苦恼与纷乱心情也和盘托出。这两个比喻，都不属那种即景取譬、自然天成的类型。而是刻意搜求、力求创新的结果。但由于它们生动贴切地表达了词人的感情，读来便只觉其沉厚有力，而不感到它的雕琢刻画之迹。“情似雨馀粘地絮”，是词眼，全词所抒写的，正是这种执着胶固、无法解脱的痴顽之情。
此词纯用对句，从而创造了一种与内容相适应的凝重风格。整首词于排偶中，仍具动荡的笔墨，凝重之外而兼流丽风姿。《白雨斋词话》评此词云：“美成词有似拙实工春，如玉楼春结句云：”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两臂，别饶姿态，都不病其板，不病其纤，此中消息难言。”以这段话评价此词的工巧深沉和灵活轻捷，应该是精当的。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