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描绘作者复杂的心情，“烟中一线来时路”便是他这种复杂心绪的形象概括：词人风尘仆仆地长途跋涉，来到这远离京城的异地，他首先回顾的是来时的道路，而这路已为茫茫的烟尘所笼罩，只留下若有若无的一线痕迹，这便把他一刻也不想在此地勾留而急想归去，然而归期亦如归路一样渺茫难寻的复杂情怀尽现无遗。“极目送，归鸿去”，是他思归心情的又一次展露，他举目望见天际的归鸿翩飞北去，他望到它们飞向天边，飞得不见了踪影，还在引颈翘首目送那已经消失了的影子。那是因为鸿雁能归而己不能归，他多么想变成一只鸿雁离开这举目无亲的异乡呵！“第四阳关云不度”，极言此地之荒僻遥远。“阳关”本在陇西。王维《渭城曲》云：“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阳关”乃借用，“第四阳关”形容此地比“阳关”还要遥远好多倍，以至天空的行云都不再飞渡，而人还得渡越此关……“山胡新啭，子规言语”形容季节的特征，尤其增加乡思的愁怀，山雀的鸣啭与子规的哀啼益发令人增加千种别意，万种愁怀。
下阕愁情惨怀的抒发，而极力自我排遣：“忧能损性休朝暮”是一句诉诸理性的语言，词人说忧愁能损伤性情，休要朝朝暮暮为它所困扰纠缠。他想起醉中曾经写过的诗句：“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词人愿自己常常处于酣醉状态，这样就可以从忧中解脱，而让满川风月去替他人忧愁。“渡水穿云心已许”是一句认命之词，词人千里迢迢渡水穿云飘泊异地已不止这一次，对于坎坷的命运心中已早该默认了。他自知已到暮年时光，那么便让它与自己所在的南浦小轩一同去领受西山来的风雨吧。“同卷西山雨”中的“同”字用得极妙，它把抽象的暮年光景与具象的“小轩南浦”合二为一，便使抽象意念具体化，而且给以豁达的态度迎接人世风雨的深层意识也赋予了形象性的特征。“卷西山雨”显然是从唐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而来，但较之前人的名句，它增添了哲理性意蕴，因而更显得深沉蕴藉。
上阕写词人在临皋亭上看到的黄昏景致。“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起首两句新奇突兀，用夸张的手法写出水天一色的景致。放眼望去，傍晚的云山显得苍翠欲滴，夜色与山色交相辉映，倒映在琼杯一样的江中，仿佛将满江春水都染成了绿色。阔大的“晚景”落在精致的“琼杯”里，比喻与夸张两种手法双管齐下，营造出新颖生动的意境。
“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认涨渌醅。”作者看着满眼碧绿的江面，回想起初到黄州时，见到这碧波荡漾如葡认美酒般的江水，竟认为是由岷山与峨眉山上的雪浪融化而来的。苏轼《与范子丰八首》其八曾有言：“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作者见到这样的景致，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峨眉山的雪浪，勾起了乡思之情。
下阕由静景转向描写动景，写春雨骤降骤停，更为满江春水增添了新的情调。“春雨暗阳台，乱洒歌楼湿粉腮”写春雨来势迅疾，而来不及防避。因满江碧波，作者的思绪正飘向万里之外的故乡，忽然天色骤暗，迅疾的春雨倾泻而下，打湿了未及躲避的美人的粉腮。
经过春雨的搅扰，作者被迫收回思绪，但其对外界的观察十分敏感，转而以更加细腻的手法描景色的变化。“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写雨停，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东风，仿佛有人掌控一样，雨立即停止了。如同来时一样，春雨在人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突然停止。“落照江天一半开”，雨停，云开。雾散，夕阳的余晖斜倚着山顶，将半边天空都染成了红色，天水辉映，江面上霎时呈现出半红半绿的景色来，奇幻瑰丽，令作者叹为观止。
虽未描述作者的行为事迹，也恰恰表现了他被贬之后不得自由、无所适从，只能寄情山水的生活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作者，对自然环境自然有超乎常人的感知能力。所以他状景细致入微，思维广阔，描写景致奇幻瑰丽；抒情则含蓄蕴藉，于字里行间不经意散发出饱满的乡思愁绪，似有自得之趣，又有千回百折的情感波澜。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