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这首诗诗人一开始就坦露自己惊喜的心情和宽广的胸怀。“来来先上上方看,眼界无穷世界宽。”他站在寺院的上方,好象在召唤后来的游人:来啊,来啊,请先到山林的顶峰来吧!这里你尽可以扩展视野,放眼看这世界是多么宽阔广大!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兴致勃勃,意气飞扬。“来来”、“先上”,语言通俗,带有鲜明强烈的感情色彩。
接着,诗人撷取了四个最具美感的镜头──悬岩飞瀑,林萝绿荫,迢递群峰,盘旋山道,艺术地再现了报恩寺上方的无限风光。
先写岩上瀑布的动态:“岩溜喷空晴似雨”。岩上的飞泉悬瀑,凌空迸射,水珠四溅,化为一片迷蒙的云烟,袅袅而下,宛如在朗朗晴日,挂起一幅白色的雨帘。“喷空”,状水势之大,飞泻之急,遣词有力,把岩溜写活了。“晴似雨”,使景色空蒙缥缈,分外清幽秾丽,给人们多少神思异想。
接着写林萝的静态:“林萝碍日夏多寒”。林间的藤萝,缠树绕枝,遮空蔽日,形成了浓密的树荫。置身其间,一阵阵爽人的凉意,沁肌侵骨。哪里还有什么盛夏的炎威,溽暑的烦恼!
再写众山的远姿:“众山迢递皆相叠”。步出林荫,纵目瞭望,遥远的群山,重峦叠嶂,点点峰尖,如碧海浪涌。这是一幅立体感很强的画图,令人游目骋怀,开拓心胸。只有居高临下,放眼天边,才能把群山写得这样形神俱活,气势磅礴。
然后写山道的由近而远:“一路高低不记盘”。登临高处,回顾来时走过的山间盘旋小路,绵延起伏,曲折回环。“却顾所来径”,又引起多少的遐想。刚才上山时,只觉得左绕右转,上下攀缘,奇趣无穷,再也记不清经过了多少次的盘旋,才登临到这个群山的绝顶。这一句回首总括了山路的艰险,景色的苍茫渺远。
最后,诗人深情地写道:“清峭关心惜归去,他时梦到亦难判。”这上方的美景久久地萦绕着诗人的心,可惜眼下就要归去了,真有些留恋难舍。“清峭”一词,总括前二联的景物:“清”,指“岩溜”、“林萝”:“峭”,指“众山”、“一路”,用词贴切不移。今日一别,何时还能重游呢?将来在梦中重游此地恐怕也要难舍难分呀!全诗在无限的依恋中结束,读者却久久沉浸在一种留连忘返、情难自已的况味之中。
这首诗情景交融,妙合无垠。那情是触景而生,情中有景;那景是缘情而生,景中含情。题寺诗却以情景取胜,又很少有所谓佛家禅味,足见诗人宽广的胸次、深细的体察和灵活多变的笔致。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孟浩然诗有“看取莲税净,应方不染心”之句;周敦颐谓。莲,花之君于者也”,极赞其。出淤泥而不染”。自古以来,莲花便是人们心圆中高洁品性的象征,诗家墨客每每称叹颂美,寄情写意,留下不少名篇佳句。
然而,刘因这首《秋莲》却独脱旧制,不是正面歌颂莲花之洁美形质,而是以深沉抑郁的笔调伤惋秋后莲花之凋萎衰残。诗旨所在,是对美好事物横遭厄运的悼惜,也是自己坎坷身世、苦闷心绪的写照,别具一番情味,别呈一种意趣。
首联开笔于“瘦影”二字,写出了“秋莲”枯衰的躯形,虽然仍是“亭亭”竖起,却瘦弱乏力,难以自持。“影”固如此,“香”更微淡,杳杳飘散之时,不知欲与谁相通消息。“不自容”,已见立身极其不易,随时均有倒下的可能;“欲谁通”,又显寂寞无朋,四周寻不到足以互慰的同伴,自怜、自叹、孤立、怅惘,种种辛酸情绪在两句中流露无遗。
颔联进一步针对。秋莲’的遭遇与严酷的环境作了具体描述,当日盛开的花朵凋谢了,碧绿的叶子枯萎了,正是不堪忍受的“翠减红销”之际。尤有甚者,眼前的环境,江水清凉,月色冷漠,更增添了寒惨凄苦的气息。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秋莲”萎顿落寞的状态,那么,这两句则点明造成此种状态的原因是大自然消长生杀的基本规律所致,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
颈联笔意转深,谓“秋莲”虽已落尽铅华,却欲留得青青莲房,以保持美好的“晚节”;不料白露寒霜中吹来了凛冽秋风,连这一颗微小的秋实也将被横扫净尽。显然无论往日的花开得何等鲜艳,无论它的本质何等洁美,在严酷的季节,面临无情的风霜,“秋莲”被摧残而衰亡的命运是不可逃脱的。
至此,这三联六句,字面上是句句写“秋莲”,但实际上却是处处写诗人自己。联系刘因的身世,他是南宋入元的遗民,作为元初的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在不少诗作中表露了对宋朝的追忆和怀恋、对当代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对自己坎坷遭遇的感伤。这首诗正是以象征的手法,借咏“秋莲”来寄托感慨,诗中所写“秋莲”的一切情状都暗示着诗人自身的遭遇。因此,尾联两句,便明确点出世道、人生的盛衰变化,在自己眼中依然历历分明,还是聊且逍遥自乐,不要令小船上的酒杯空着。于愁闷之时想到了酒,希望在“醉乡”中逃避现实、自我完善,这是古代历遭磨难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常常采用的一种“解脱”手段;就诗歌作品中的此类内容而论,所造成的感情韵味,则宛如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这首律诗以四分之三的笔墨吟咏秋莲,笔触细腻入微,既写了此花在特定环境下的形态、香气、色泽、花实,又写了江、月、风、露等与之同时并存的自然景物。其中以“瘦影亭亭”对“淡香杏杏”、“翠减红销”对“江清月冷”(此为句中对)。“青房全晚节”对“白露已秋风”,均见工巧贴切,独开新意。至于末两句的抒情,可谓真挚沉痛,寓旨幽深,为读者留下了品味回思的余地。
这首诗可看作是第一首的续篇。诗人到家以后,通过与亲朋的交谈得知家乡人事的种种变化,在叹息久客伤老之余,又不免发出人事无常的慨叹来。“离别家乡岁月多”,相当于上一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诗人之不厌其烦重复这同一意思,无非是因为一切感慨莫不是由于数十年背井离乡引起。所以下一句即顺势转出有关人事的议论:“近来人事半消磨。”这一句看似抽象、客观,实则包含了许多深深触动诗人感情的具体内容,“访旧半为鬼”(杜甫《赠卫八处士》)时发出的阵阵惊呼,因亲朋沉沦而引出的种种嗟叹,无不包孕其中。唯其不胜枚举,也就只好笼而统之地一笔带过了。
三四句笔墨荡开,诗人的目光从人事变化转到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上。虽然阔别镜湖已有数十个年头,而在四围春色中镜湖的水波却一如既往。诗人独立镜湖之旁,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触自然涌上了他的心头,于是又写下了“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诗句。诗人以“不改”反衬“半消磨”,以“惟有”进一步发挥“半消磨”之意,强调除湖波以外,昔日的人事几乎已经变化净尽了。从直抒的一二句转到写景兼议论的三四句,仿佛闲闲道来,不着边际,实则这是妙用反衬,正好从反面加强了所要抒写的感情,在湖波不改的衬映下,人事日非的感慨显得愈益深沉了。
还需注意的是诗中的“岁月多”“近来”“旧时”等表示时间的词语贯穿而下,使全诗笼罩在一种低回沉思、若不胜情的气氛之中。与第一首相比较,如果说诗人初进家门见到儿童时也曾感到过一丝置身于亲人之中的欣慰的话,那么,到他听了亲朋介绍以后,独立于波光粼粼的镜湖之旁时,无疑已变得愈来愈感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