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词以清新可爱而又富有生活情趣的语言，描写一群采莲姑娘荡来采莲时喝酒逗乐的情景，塑造出活泼、大胆、清纯的水乡姑娘形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艺术享受。

　　首句“花底忽闻敲两桨”，“闻”字、“敲”字，不写人而人自现，“桨”字不写来而来自在，用“花底”二字映衬出了敲桨之人，是一种烘托的手法，着墨不多而蕴藉有味。第二句“逡巡女伴来寻访”，方才点明了人和人的性别。“逡巡”，顷刻，显示水乡女子荡来技巧的熟练与急欲并船相见的心情，人物出场写得颇有声势。“酒盏”句，是对姑娘们喝酒逗乐的描写，是一个倒装句，即“旋将荷叶当酒盏”的意思，倒文是为了协调平仄和押韵。这个“旋”二字，与上面的“忽”字、“逡巡”二字，汇成一连串快速的行动节奏，表现了姑娘们青春活泼、动作麻利的情态，惹人喜爱。

　　“酒盏”句写荷叶作杯。据说是把荷叶连茎摘下，在叶心凹处，用针刺破，一手捧荷叶注酒凹处以当酒杯，于茎端吸饮之。隋殷英童《采莲曲》云“荷叶捧成杯”，唐戴叔伦《南野》云“酒吸荷杯绿”，白居易《酒熟忆皇甫十》云“寂寞荷叶杯”等，都是指此。在荷香万柄、轻来荡漾中间，几个天真烂漫的姑娘，用荷叶作杯，大家争着吮吸荷杯中的醇酒，好一幅生动而富有乡士气息的女儿行乐图！接着轻荡莲来，碧水微波，而荷杯中的酒，也微微摇动起来，映入了荷花的红脸，也映入了姑娘们腮边的酒红，一似红浪时生。

　　下片第一、二两句“花气酒香清厮酿，花腮酒面红相向”，是从花、酒与人三方面作交错描述。花的清香和酒的清香相互混和，花的红晕和脸的红晕相互辉映。花也好，人也好，酒也好，都沉浸在一片“香”与“红”之中了。这就把热闹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然而第三句“醉倚绿阴眠一饷”笔锋一转，热闹转为静止。又拈出一个“绿阴”的“绿”字来，使人在视觉和听觉上产生一种强烈的色彩和音响的对比，从而构成了非凡的美感。下面两句笔锋又作一层转折，从“眠”到“醒”；由“静”再到“动”，用“惊起”二字作为转折的纽带。特别是这个“惊”字，则又是过渡到下文的纽带。姑娘们喝醉了酒，在荷叶的绿阴中睡着了，而船因无人打桨随风飘流起来，结果在沙滩上搁浅了。“惊起”是言醒来看到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场面，这样既坐实一个“醉”字，又暗藏一个“醒”字。

　　这首词妙在起、承、转、合脉络清晰；更妙在其风格清新、言语含蓄而又设境秾艳，词风健康明朗、生动活泼，是少有的佳作。

　　《端正好·上高监司》为叙事套曲，分前、后两套。在元散曲作品里，表现作者厌世的、玩世的和出世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社会重大问题的题材却寥若晨星。而在这些为数很少的题材中，指斥时弊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这两套《上高监司》则可称得上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不仅篇幅最长，且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历来的文学史家和元曲研究者所称道。

　　前套反映的是元代大旱之年，颗粒无收，物价飞涨，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又歌颂了高监司开仓赈粮、救济饥民的“德政”；真实描绘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灾民流离图和刻画了一个恤老爱贫、公正无私的清官形象，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了当时昏暗无道的社会现实。

　　全套十五支曲子大体可以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首曲〔端正好〕，可视为全套的序曲，与〔尾声〕相呼应，交待写作的缘起。第二部分是〔滚绣球〕与〔倘秀才〕的三次反复，共六支曲子，描写天灾与民瘼。这是全曲的重头戏。第三部分是〔滚绣球〕与〔伴读书〕两支曲子，揭露官吏昏庸，与劣绅勾结，加重了百姓的困苦。第四部分是〔货郎儿〕和〔叨叨令〕两支曲子，先写高监司的仁政给百姓带来一线生机，继而再写百姓的困苦情状，向高监司呼吁。第五部分由〔煞〕〔尾〕四支曲组成，歌功颂德，表达了对高监司的感激与祝福。

　　这套曲子真实地描绘了一幅灾年流民图。旱灾发生时，田野龟裂，麦谷无收，物价高涨，钞票贬值；米比珍珠还贵，无米为炊，锅子生尘，灾民个个饥肠辘辘，僵卧于惨淡的夕阳之下，或者靠剥树皮、采野菜充饥。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东倒西歪，四处流落于街头巷尾，偶尔能吃点麻柘浆糊、麦麸糠米，就得感谢上天的恩赐；癌疫流行，死者暴尸于野，人们为了活命，卖光家产，甚至卖儿卖女，骨肉生分，水无见时，那些无人要的奶娃，只好忍痛抛入江中活活淹死。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奄奄一息，瘦骨嶙峋的人们，抱女携男，拄杖弓背，拖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哭，泪如雨下，再加路途艰辛，风吹日晒，更是惨景非常。

　　作者采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面描写人民的苦难，一面揭露富豪奸商和地方官吏的种种罪恶活动，在同一幅天灾图中勾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灾民食不果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时，那些“殿实户”和“停塌户”却“欺心不良”，“瞒天不当”，怀着“吞象心肠”，在“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或者非法倒卖，抬高粮价，克扣斤两，牟取暴利；还有各色官吏，平日就大量侵吞义仓的粮食，灾荒发生以后名义上是开仓赈济，实际上仓中并没有多少存粮，有的也被有钱人家买通官吏把粮食发放给了他们，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实惠，什么印信凭证都是谎话，都不过是画饼充饥，只有官吏从中捞取油水。总之，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债息，纳宠妾，买人口，好不兴旺；无钱的饥饿难挨，骨肉分离，尸填沟壑，倾家荡产，好不悲惨，这是多么鲜明的阶级对比，多么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作者不是对现实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表现出鲜明的爱。他一面对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写出了“万民失望”的愤怒情绪，以“小民好苦也么哥”的呼声喊出了人民抗争的心声，一面以无比憎恨的感情揭露富豪奷商、贪官污吏的“伎俩”，称他们是无耻之徒，诅咒他们断子绝孙。与此同时，他还对在灾荒严重的紧急关头能够不辞辛劳，亲临灾区，开仓赈济，爱民忧国，发政施仁，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的高监司加以赞颂。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充《论衡·佚文篇》中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作者是实践了这些有关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的。

　　后套以生动具体的写实手法再现了元代历史上起恶劣作用的“钞法”给广大人民的无穷危害，揭露了从官吏到商人的种种罪行。

　　第一首〔端正好〕是序曲。内容说，官府很清明，能采纳舆论，听众人申诉。愿在江西大郡南昌府您的亲临处，广开言路，听那大家的意见。第二首〔滚绣球〕至第十五首〔呆骨朵〕，揭露了钞票库藏管理中的严重弊端、商人的虚伪和庸俗、商人们狼狈为奸、勾结官府的罪行，揭露了官府吏役伙同奸商、贪赃枉法、坐地分账，揭露了官府在管理“钞法”中营私舞弊行为、贪污受贿、高利盘剥、窝藏商贾、倒卖假钞的罪行，揭露了元代“钞法”行市和押送钞票中的种种弊病，揭露了暴发户穷奢极侈的生活，指出暴发户也有麻烦、倒霉的时候。第十六首〔脱布衫〕请求高监司出谋划策，剪除邪恶。第十七首〔小梁州〕抨击市井小人横行霸道的行为。第十八首〔幺〕提出要使盗窃府库者受到重处。第十九首〔十二月〕作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第二十首〔尧民歌〕强调严肃法纪的重要性。第二十一首〔耍孩儿十三煞〕至第二十九首〔五〕说明中国币纸的源流及其意义、元初所行币制的重要作用，揭露变更“钞法”之后的弊病。叙述到京都中都省交送管钞的情况，抨击了盗窃仓库者和管理们作威作福、欺压乡邻的罪行，揭露了官吏和商人的妻妾儿女的奢侈生活、奉官差赴京师的旅途之苦。第三十首〔四〕至第三十三首〔一〕建议官府对贪污舞弊者要施以严刑峻法、改革官吏任免赏罚制度，清除不称职的官吏，制定相应的制度。第三十四首〔尾〕是全曲的结束语。

　　这套曲子能抓住社会生活的特征、细节进行具体描述，叙事生动，人物形象具体而突出。对历史的交待，对钞法的制度，叙述得非常真实；对形形色色人物的描绘，用于恰如其分，又含讥讽之意；典故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整个作品感情强烈，寓感情于叙事之中，两者结合得相当好。作品强烈的思想性，借助于高超的艺术手法得到较好的表现。

　　作者以其惊人的胆气和无情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元末社会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法律机关的贪污腐败，作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凶狠贪暴的元蒙统治者。然而，作者毕竟受到其阶级地位的限制而从维护其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张，并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所谓清官廉吏身上。在元蒙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像这样大胆而深刻地切中时弊、揭出矛盾、最富现实性的作品实属罕见，它类似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而又超出了白氏的新乐府，堪称为元代散曲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文。

　　《端正好·上高监司》，一扫曲坛吟风弄月、离愁别恨的旧习，直接以创作来评议当时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元代的残暴统治。这在元散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前套由十五支小令组成，描写在天灾人祸下，广大贫苦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遭遇。后套由三十四文小令组成，长达一千八百字，为元代散曲之冠，揭露了当时江西库吏的营私和钞法的积弊。尽管曲中也表现出作者的阶级局限，但其战斗性和思想艺术成就不容置疑。全曲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称得上是元曲中的史诗性作品。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这首留题记游的即兴之作，颇能表现诗人潇洒坦荡的性情。诗的首句写诗人访问袁氏别业，其实与别业的主人并不认识；次句写诗人不仅贸然来访，而且还选了个风景绝佳的地方；后两句写诗人劝主人不要为买酒招待客人担心，客人口袋里自有买酒的钱。全诗清新脱俗，别有风味。

　　诗人并非专程访友，只是随性游春至此，因为风景优美，虽然主人不相识，仍然停留下来，“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不是一个开朗、洒脱、好交友、好结客的人，是不会这样行事的。

　　既然留下来了，对着周遭美景，不可枯坐，要饮酒赏春，诗人心里这样想着，嘴上也就说了出来，“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主人你可不要发愁、唠叨说你没钱买酒呀，我的荷包里自有钱。只要你能陪着我，咱们来痛快地喝上一杯，如何？”这真是心无城府，豪放、洒脱、大方。

　　拥有这样的天真，这样的豪爽，无怪乎老贺归乡，最先迎上来的是一群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比起苏轼“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参寥《东坡先生挽词》），别是一番景象。

　　这首诗是作者豁达性格的一个突出表现。诗人与别墅主人素不相识，仅为林木泉石所吸引便来此游览，从侧面暗示出林园之可观。接下来诗人自言自语，拂去主人对他的担心，道出自己饮酒玩赏的雅兴。诗人对别业不着一字，却处处显露别墅身影，于此之中，诗人自身形象也呼之欲出。诗歌写得活泼清新，富于情趣。

　　这是诗人感慨人生、自伤怀才不遇之作。前两句再现诗人蹉跎时日、沉迷声色的生活状况；后两句抒发感慨，表现悔悟、自责以及欲将振作之意。全诗表面上是抒写自己对往昔扬州幕僚生活的追忆与感慨，实际上发泄自己对现实的满腹牢骚，对自己处境的不满。此诗流传很广，在后世尤其得到文人的激赏。”

　　诗的前两句是昔日扬州生活的回忆：潦倒江湖，以酒为伴；秦楼楚馆，美女娇娃，过着放浪形骸的浪漫生活。“楚腰纤细掌中轻”，运用了两个典故。楚腰，指美人的细腰。“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掌中轻，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体轻，能为掌上舞”（见《飞燕外传》）。从字面看，两个典故，都是夸赞扬州妓女之美，但仔细玩味“落魄”两字，可以看出，诗人很不满于自己沉沦下僚、寄人篱下的境遇，因而他对昔日放荡生涯的追忆，并没有一种惬意的感觉。

　　“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发自诗人内心的慨叹，好像很突兀，实则和上面二句诗意是连贯的。“十年”和“一觉”在一句中相对，给人以“很久”与“极快”的鲜明对比感，愈加显示出诗人感慨情绪之深。而这感慨又完全归结在“扬州梦”的“梦”字上：往日的放浪形骸，沉湎酒色；表面上的繁华热闹，骨子里的烦闷抑郁，是痛苦的回忆，又有醒悟后的感伤。这就是诗人所“遣”之“怀”。忽忽十年过去，那扬州往事不过是一场大梦而已。

　　“赢得青楼薄幸名”—最后竟连自己曾经迷恋的青楼也责怪自己薄情负心。“赢得”二字，调侃之中含有辛酸、自嘲和悔恨的感情。这是进一步对“扬州梦”的否定，可是写得却是那样貌似轻松而又诙谐，实际上诗人的精神是很抑郁的。十年，在人的一生中不能算短暂，自己却一事无成，丝毫没有留下什么。这是带着苦痛吐露出来的诗句，非再三吟哦，不能体会出诗人那种意在言外的情绪。

　　前人论绝句尝谓：“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胡震亨《唐音癸签》），杜牧这首绝句，可谓深得其中奥妙。这首七绝用追忆的方法入手，前两句叙事，后两句抒情。三、四两句固然是“遣怀”的本意，但首句“落魄江湖载酒行”却是所遣之怀的原因，不可轻轻放过。前人评论此诗完全着眼于作者“繁华梦醒，忏悔艳游”，是不全面的。诗人的“扬州梦”生活，是与他政治上不得志有关。因此这首诗除忏悔之意外，大有前尘恍惚如梦，不堪回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