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作竺乾之孽，崛起释门之害。
口吧吧地说尽万千，究竟不知有这一解。
横作竺乾之孽，崛起释门之害。
口吧吧地说尽万千，究竟不知有这一解。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这首词的特点是风调闲雅，气象华贵，二者本有些矛盾，但词人却把它统一起来，形成表现自己个性的特殊风格。晏殊以相位之尊，间为小歌词，得花间遗韵。刘攽《中山诗话》说：“晏元献尤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也就是说他的词风酷似冯延巳。但从这首词来看，它的闲雅风调虽似冯词，而其华贵气象倒有点像温庭筠的作品。不过温词的华贵，大都表现词藻上的镂金错采，故王国维以“画屏金鹧鸪”状其词风。晏词的华贵却不专主形貌，而于精神。“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见吴处厚《青箱杂记》）这首词中所写的风，正与上举两例相似。它所塑造的形象，借用晁补之评论其子晏几道词的说话，一看就知道“不是三家村中人”，而是一个雍容闲雅的士大夫。
此词突出反映了晏殊词的闲雅风格和富贵气象。作者以精细的笔触，描写细细的秋风、衰残的紫薇、木槿、斜阳照耀下的庭院等意象，通过主人公精致的小轩窗下目睹双燕归去、感到银屏微寒这一情景，营造了一种冷清索寞的意境，这一意境中抒发了词人淡淡的忧伤。
词的上阕是写酒醉以后的浓睡。
起首二句在写景中点明时间，渲染环境。金风，即秋风。《文选》张协《杂诗》“金风扇素节”，李善注曰：“西方为秋而主金，故秋风日金风也。”此时庭院内是秋风落叶，画堂中的词人因饮了几杯绿酒，一会儿便醉眠了。用笔轻灵，色调淡雅，语气仿佛在与一位友人娓娓而谈。其巾“细细”、“叶叶”两组叠字，首尾相接，音律谐婉。以“细细”状金风，就没有秋风惯有的那种萧飒之感，而显得平静、悠闲。以“叶叶”这两个名词相连用，就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片叶子飘落的景象，显得很有次序，很有节奏。向来写梧桐经秋而落都是较为凄厉的，如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经过一代又一代词人的染笔，以至于使人一听到秋风吹拂梧桐，就产生凄凉况味。而像晏殊写得如此平淡幽细的，却极为少见。下面“绿酒”一句，因为用了“初”、“易”二字，就觉得他的酒量不大，浅尝辄醉，虽是淡淡的一笔，但却是陪笔；至“一枕小窗浓睡”，才写出此阕的主旨。小饮何以“易醉”？浅醉何得“浓睡”？原来词人有一点闲愁。然而以酒浇愁愁更愁，愁深故易醉，醉易故睡浓。此意于下阕尤能见出。
如果说上阕是从昨晚的醉眠写起，那么下阕则是写次日薄暮酒醒时的感觉。
词人一醉就睡了整整一个昼夜，睡极浓矣。浓睡中无愁无忧，酒醒后情绪如何，他没有言明，只是通过他眼巾所见的景象，折射出心情之悠闲，神态之慵怠；不过在结句中仍然透露出一丝丝哀愁。过片中的紫薇，植物名，夏季开花；朱槿，夏秋间吐艳。上阕说金风吹得梧桐叶坠，分明是秋季了，所以词人从小窗望出去，此刻这两种花都已凋残。值得注意的是，前阕的梧桐叶坠，为耳中所闻；后阕的两种花残，乃眼中所见。词人正是通过对周围事物的细微体察，来表现此际的情怀。“斜阳却照阑干”，紧承前句，描写静景。晏殊在《踏莎行》词中云：“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情境皆相似。两处都用了“却”字。却者，正也。此处是说抬头望去，一抹斜阳正照着阑干，颇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神韵，然而词人所见者不是南山，而是残花、斜阳，其中似寓有无可奈何的心境。
日暮了，斜阳正照着阑干，也正是“双燕欲归时节”。此意平平说来，似不相干语，没要紧语。可是词不比诗，它往往用这样的语言，来调和气氛，缓冲节奏，烘托情感。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言情之词，必借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感。”“燕子欲归”，乃系景语，它对下旬“银屏昨夜微寒”，正好起了一个铺垫和烘托作用。双双紫燕即将归巢了，这个景象便兴起词人独居无愣的感觉。于是他想到昨夜醉后原是一个人独宿。一种凄凉意绪，落寞情怀，不禁油然而生。但他不用“枕寒”、“衾寒”那些用熟了的字面，偏偏说屏风有些寒冷。寓情于景，含蓄蕴藉，令人低徊不尽。
此词之所以受到评论家们的一致称赏，主要在于它呈现了一种与词人富贵显达的身世相谐调的圆融平静、安雅舒徐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大晏深厚的文化教养、敏锐细腻的诗人气质与其平稳崇高的台阁地位相浑融的产物。在这首词里，丝毫找不到自宋玉以来诗人们一贯共有的衰飒伤感的悲秋情绪，有的只是在富贵闲适生活中对于节序更替的一种细致入微的体味与感触。抒情主人公是在安雅闲适的相府庭园中从容不迫地咀嚼品尝着暑去秋来那一时间自然界变化给人之身心的牵动之感。这当中，也含有因节序更替、岁月流逝而引发的一丝闲愁，但这闲愁是淡淡的、细柔的，甚至是飘忽幽微若有若无的。作者通过对外物的描写，将他在这环境中特有的心理感触舒徐平缓地宣泄出来，使整个意境十分轻婉动人。
这首词也是《珠玉词》中的名篇。它用精细的笔触和闲雅的情调，写出家作者这样的富贵高雅的文人在秋天刚来时的一种舒适而又略带无聊的感触。
宋·俞文豹《清夜录》：“范文正公镇钱塘，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
范仲淹是宋朝时的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他学问很好，能诗能文。他写的《岳阳楼记》十分著名，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
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任职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或晋升，大家对他都很满意。
这时候，有一个叫苏麟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当他见到自己周围的同事，无论职位比自己高的、低的都一个个得到了升迁，而自己却没人理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一定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范大人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委婉的办法来，这就是写首诗去向范大人请教，实际上去提醒他：千万别忘了自己！想到这里，苏麟高兴起来，他赶忙拿出纸认真地写了首诗，并将诗句呈给了范仲淹，很虚心地请他赐教。
范仲淹读着苏麟的诗，很快就会意地笑了。他吟诵着诗中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完全懂得了苏麟的言外之意。是呀！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麟得到了提拔。
苏麟的这首诗，因为只写了两句，所以称为“断句”。“易为春”，后来演变为“易逢春”、“早逢春”。
这首词表现的是南宋江湖词客的矛盾心态。他们是一群处于才与不才，仕与不仕之间的所谓的名流。在他们的性格中，有浪漫恬淡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无法割舍对功名、爱情等的渴望，这一切使他们经常会处于焦虑、惆怅之中。本词便是他们无奈的轻叹低语。
“摘青梅荐酒，甚残寒，犹怯苎萝衣。”孤山多梅，故有“摘青梅”之说，同时梅也是隐士自比之物。“青梅荐酒”，既言生活的俭朴，又别有一种风味，但后面的犹怯、残寒，又传达出其并不闲适自得。
“正柳腴花瘦，绿云冉冉，红雪霏霏。隔屋秦筝依约，谁品春词？”这几句写景如画，色彩绚丽迷人，充满着红尘的欢乐和喧嚣。
“回首繁华梦，流水斜晖。”此二句写眼前的见闻，唤醒了词人记忆深处的繁华旧梦。
“寄隐孤山之下，但一瓢饮水，深掩苔菲。羡青山有思，白鹤忘机。”这几句写词人性格中恬淡隐退的一面。“苔扉”化用唐刘禹锡《陋室铭》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以及叶绍翁《游园不值》中“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的意蕴，极写隐居处的清幽和主人的高雅。“孤山”、“白鹤”显然是参照隐居孤山、终生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林和靖来说的，他是宋代隐士的楷模，其故事则被传为佳话。
“怅年华、不禁搔首，又天涯、弹泪送春归。销魂远，千山啼鴂，十里荼麋。”这几句又转而抒发心中的惆怅焦虑，这几句抒发词人的伤春之情。啼鴂是送春之鸟，荼麋是殿春之花，词人送春，更是在送走自己的一切青春和追求。他终非真正的隐士，简陋的生活方式、平淡的生活内容，常常使他觉得自己在虚耗青春，并因人生愿望得不到实现而心有不甘。这也正是其思想中矛盾的一面。
全词既有孤高的情怀，又充满着对红尘的向往，更有深深的悲愁无奈，这三者交织在一起，把南宋江湖词客的复杂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艺术上，全词婉约而深沉，十分动人。
前片写隐居者的举止行为，后片写隐居者的心灵世界；前片逐层衔接而下：因摘青梅佐酒而赏花，却见绿叶如云冉冉，飘动，红花如同飞雪纷纷凋谢，沉思静想中又隐约听到邻里歌妓唱词弹筝，唤醒了他记忆深处的繁华旧梦：后片的抒情全从上片饮酒、观花，听琴中来。他羡慕青山白鹤，惆怅年华消逝，弹泪送春，销魂仁立……末三句中，啼鴂是送春之鸟．荼麋是殿春之花，词人送春，象征着送走了自己的一切青春和追求。
该诗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中，所咏之物与人相同之处就是就是诗歌感情所在，该诗以劲草比喻“汉家不降士”，草之刚韧不屈与人之坚贞不屈形成精神上的对应，句句写草，但又处处喻人，在凄凉冷落的景象中歌颂了汉家将士的威武气节，咏物与咏人合而为一，是对当时混乱现实的生动写照。
《劲草行》通过对秋天霜风中吹不倒的劲草的描写，极力赞美劲草威武不屈，洁身自好，不向苦难、不向权贵折腰，歌颂了具有民族气节的“汉家不降士”的崇高精神。诗中所谓的“权贵”就是元朝的当政者，所谓“佞臣”就是汉奸走狗，所谓“劲草”就是像诗人这样千千万万与元朝当政者势不两立的底层困苦人民。该诗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汉家不降士”的崇敬心情。诗尾用“金马铜驼”之典，既是对政治局势的客观判断，又是希望元蒙统治早日结束的主观愿望，感情强烈，意味隽永。
从诗的内容上看全诗可分为两层。
前八句为第一层，以咏物为主，描写劲草的自然形貌和风吹不倒的姿态，从草之茂盛写到草的气节，草生长蔓延的处所似乎出自草的有意选择，与王孙公子无缘，也绝对不长在谗佞的坟上；但是草根直下土中百尺，与忠臣之魂相拥相抱。表达了诗人对劲草的喜爱和钦佩，为下文抒情做了铺垫。第八句承上启下，由忠臣之魂写及忠臣的死因，过渡到咏人。
后半十二句为第二层，描绘汉家不降士为国死节的悲凉气氛，仍以“草"为线索，将士尸骨沉埋于地，战血滋养了劲草，晴时有蝴蝶飞舞，雨时有麒麟悲泣，而草在风中摇摆似乎为将士倾吐愁恨，一闻战鼓声声，将士骷髅也随风起舞。他们死后只占很小的一方土地，唯有金马铜驼在荆棘丛中飞泪如雨。第二层歌颂汉家不降士的气节源于第一层对劲草风骨的描绘，全篇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该诗采用比兴手法，通过对秋天霜风中吹不倒的劲草的描写，歌颂了具有民族气节的“汉家不降士”的崇高精神，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诗尾用“金马铜驼”之典，既是对政治局势的客观判断，又是希望元蒙统治早日结束的主观愿望，感情强烈，意味隽永。诗中所选取的诸多意象，如蝴蝶、麒麟、金马铜驼等，均烘染了一种寂寞凄楚的氛围，衬托出汉家将士身后的悲凉，也是对冷漠现实的一种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