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绘了一幅萧瑟衰败的旧居景象,基调凄凉哀怨。房屋的变迁,人事的推移,直接的原因是社会的动荡,而又像是生命枯荣变幻的必然。全诗以“一觞聊可挥”做结,看似要以及时行乐来驱散心中的“恻怆”和“所悲”,但是诗人的“及时行乐”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是其人生智慧的表现形式:纵浪于“自然”之中,身心达到适意之境。陶渊明的生活建立在田园生活的“自然”的基础之上,他解决人生问题的智慧也是由此生发出来。
陶渊明在回旧居之前已经历了辞官归田后的六年躬耕生活,可以说历尽艰难困苦,而今体力渐衰,迫使他不得不回到老家。眼前破落的故里,又增添了诗人的恻怆之情。浔阳(今江西九江)为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与西境重镇江陵(今湖北荆州)之枢纽。在过去十年中,桓玄篡乱,卢循起义,浔阳地区及左近都有激战。社会动荡与战乱,使浔阳日益凋敝。这首诗表面上似乎是专因环境、体衰而悲慨,但如果联系“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之五)来看,那就会令人感到陶渊明可能有更多而未明言的悲哀。诗的最后两句“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便透露了这一消息。
全诗不写离愁,不诉怀才不遇之苦,而赞美郑处士浪迹江湖的恣意洒脱,流露出诗人欣赏羡慕的情绪,诗人在结句中透露出归隐山林,忘却俗世的倾向。 “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此句诗人代郑处士自谓,叙其身世。“白发”“浮云”本带有一定的消极意义,前者意味着时光的流逝,后者多指漂泊无定,此处则表现处士的仙风道骨、落拓不羁,诗境飘逸大气而不失慷慨豪迈。颔联根据季节温度的变化,具体勾勒郑处士寒时山中观棋、暖时沙洲垂钓的惬意生活,“归”“入”二字写出了毫无牵挂,以一己之身融入天地的自然,深悟归隐之旨趣,呼应“浮云一片是吾身”。颈联用张翰“莼鲈之思”、陆机“千里莼羹”两典,凝练巧妙,重视炼意。其一,以“越”“蜀”两字带出地点的转移,言其漂泊江湖,照应首句。其二,张翰、陆机皆为魏晋名士,他们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为后人所赏,暗含对郑处士品格和生活方式的赞美。最后,就地取材,且精细烹调,颇富自然雅趣,远胜于席有粱肉,此郑处士远离名利之情。尾联总结其“疏放”的性格,想象日后相见“相逢一笑”的场景,蕴含着老友相见不必赘言的默契,扁舟相伴之时便也是诗人归隐之际。
以“春情”为题的词作,大抵写闺中女子当春怀人的思绪,王安国这首小令却是写一个男子在暮春时节对一位女子的思而不见、爱而不得的愁情,内容与贺铸的《青玉案》相仿。贺作另有寄托,此词有无别的寓意尚难确定。
首句点女子居处建筑的精致华美、环境的清静幽雅。居处如此令人神往,则伊人芳姿倩影之使人倾慕难忘自不待言。这一句借物写人,是男主人公情感变化的基点。
次句交代气候、时令。春尽花残,惜花人情已不堪,更何况急雨劲风又摧花!“飞不起”三字暗写雨势的猛恶,展现残红“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凄凉景象,暗喻主人公的心境也如落红沾雨般沉重暗淡。这种心境源于伊人倩影的悄然杳去。
第三句写时间。从黄昏到月出,主人公在一片迷濛的景象里长时间伫留不去,足见他对女子的痴情。
第四句依照情感变化的规律采用顺延笔法,写主人公由痴情向迷离恍惚深化的情态,揭示他内心由极度爱慕而升华的思而不见的惆怅之情。“余香”二字饶有韵味,既含蓄地画出伊人“芳窬散麝、色茂开莲”的风致容颜,又绰约地显露池中明镜悬倩影、屋里衣香胜如花的境界。这一句完满地收结了上片,又为下片的状态抒情蓄势张本。换头言近旨远,写人物情态,现主人公形象。“月徊”是痴情的延续,“不语”是惆怅的外露。两者相辅相成,愈显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下片第二句用设问句申足上句,并从反面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何处去”不是无处可去,恰恰是去向杳若黄鹤的伊人处。采用反面运笔的方法,用得好时,能深化作品的层次。这里的反面运笔,很成功地突出了主人公魂牵梦绕的焦点。然而,梦魂飞近伊人身,只是主人公的主观想象和美好企望,现实却是香歇人去,光沉响绝,只有自身踯躅路旁,吊影惭魂。歇拍两句以杨花有幸反衬人物的无缘,正是主人公在这种现实处境中的自怨自叹。
以上的简析,只是按照词语的措置顺序作出的。其实,如按照主人公感情变化的脉络去寻求端倪,很难分清事由的前因后果,时间的迟早先后。因为词中写景抒情逞回旋吞吐的态势,前后句、上下片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或相反相成,引发难分。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主人公目睹伊人之后由爱慕而兴起的思而不见、爱而不得的愁情。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