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从头至尾不写离愁别恨,而主要是描写自然景物和生活场景。写嵩山景色的部分,清幽高远;写杨山人归山后的生活,恬静安适。通篇紧扣诗题,通过色彩鲜明的画面,把送别之意、惜别之情表达出来。借用前人的话说,就是用景语代替情语。
全诗可分三个层次。前四句为第一层,写嵩山的景色,抒发了诗人对嵩山以及对昔日遁迹山林、寻仙访道生活的眷念之情。首联写峰峦,起句豪迈。一个“我”字颇有“万物皆备于我”的气概。李白当年访道嵩山,未必就栖身于玉女峰,这里选用“玉女”的峰名,是为了与上句的“万古宅”相对应。“万古宅”就暗含仙人居所的意思,使神异的气氛更加浓厚,也更加令人向往。三、四句展示的境界更加美丽神奇。月不可留,而要“长留”,并且使它处在最恰当、最美好的位置上。晶莹的月亮悬挂在苍翠挺拔的松树之上,下面是长流不断的溪水。它不只生动地显现了嵩山秀丽的景色,而且寄托着隐居者高洁的情怀。
五、六句为第二层,写杨山人归山后的活动。诗人想象杨山人归去后将采摘仙草,而嵩山玉女峰一带就散布着开满紫花的菖蒲。这种菖蒲“一寸九节,服之长生”(《神仙传》),正可满足他求仙的欲望。这联上句写人,下句写山。人之于山,犹鱼之于水,显然有“得其所哉”的寓意。“尔”字又和前面的“我”字呼应,渲染出浓郁的别离气氛。
末二句为第三层,诗人向好友表示“岁晚或相访”要和他一起去过求仙访道、啸傲山林的生活。结句把这种思想情绪化为具体的形象:仿佛在湛蓝的天空中,一条白龙在向前蜿蜒游动,龙身上骑坐着风度潇洒的诗人,他那仙风道骨与“青天”“白龙”相表里,构成了美丽和谐的意境。这种骑龙相访的神奇画面,显得豪放飘逸。
此诗所写的“景”,既为外在的景物,也为内在的感情,是“情与景偕,思与境共”的统一体。例如描绘嵩山秀丽的景色,抒发了诗人对它的爱慕之情,就寓有怀念杨山人和向往栖隐生活的思想感情在内。三者迭合在一起,惜别的情意,就显得十分浓烈。惜别而不感伤,一往情深,而又表现得超奇旷达,这样的送别诗是非常罕见的。它构思新奇,如镜花水月,亦真亦幻,不受通常的时空观念的束缚,不为常人的思想感情所左右,更不因袭模仿,落入前人的窠臼,表现了诗作者惊人的创造力。
李白写诗还常常运用夸张的艺术手腕使描绘的对象理想化、神奇化,以引起读者想象与思慕的情趣。这在此诗中有典型的表现。例如,“宅”为常见事物,并无新奇之处,可是在前面加上“万古”二字,就变得神奇、空灵而耐人寻味了。又如一轮明月挂在溪边的松树上,景物固然迷人,但若仅仅如此,诗味并不很多。诗人别出心裁,在前面冠以“长留”二字,突出意志的力量,这样人和物都发生了“超凡入圣”的变化,涂上一层神奇瑰丽的色彩,从而引人遐想,逗人情思。唐人张碧曾用“天与俱高,青且无际”(《唐诗纪事》)评价李白的诗,这八个字形象地表现了李白诗歌神奇超迈而又质朴自然的特色,是很恰当的评判。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