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沂孙的艺术风格特长在于咏物。他借用前人诗句，略加点染，榴花风貌就历历在目。把哀感也融入新鲜的审美感中。全词表意清楚，用古事和前人词诗，能消弥其于无痕，这种艺术写法，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玉局歌残，金陵句绝，年年负却熏风”，起笔之处就点出了榴花，并说从苏轼、王安石咏柳花诗词后，便没有续响，任榴花自开自落，年年辜负了夏日熏风。玉局指苏轼。苏轼曾因反“新政”反被贬至海南岛。微宗即位后，他遇赦而还。后被任为提举玉局观，因而后人或称之为苏玉局。他的《贺新凉·夏景》后片，就是写榴花的：“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另一首《南歌子·暮春》，气象更为宏美，词是：“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惟见石榴新蕊一枝开。冰簟堆云髻，金尊滟玉醅。绿阴青子莫相催。留取红巾千点照池台。”“金陵”是指王安石，因其晚年家住金陵而称之。《王直方诗话》有句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谓翰林苑有一枝石榴，叶长而花独一。这段讲述自从苏、王二人赋咏榴花诗词后，后来再无续响，花自落水空流，夏日熏风皆辜负。但是王沂孙感到诗词家久没有这样的描写了，让石榴花寂寞冷落，辜负了初夏时光。这三句既点出了榴花，又已有今昔盛衰哀感。
“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朱熹《榴花》诗云：“窈窕安榴花，乃是西邻村。坠萼可怜人，风吹落幽户。”“坠萼”、“却红”意谓盛后将谢光景，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前度绿阴载酒，枝头色比舞裙同”。这里暗用唐人万楚《五日观妓》“裙红妒杀石榴花”句意。红裙即石榴裙，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诗：“日照石榴裙。”这样就点出石榴花来，并讲它可以同石榴裙媲美。由昔及今，由他人及己，续写对榴花的欣赏。说：“何须拟，蜡珠作蒂，缃彩成丛。”笔力顿挫，反衬石榴花之好。温庭筠《海榴》诗：“蜡珠攒作蒂，缃彩剪成丛。”这里一反温氏之诗意。这里用缃彩花树作比。六朝唐宋立日春剪彩为花，曾有诗云：“白雪剪花朱蜡蒂”。词人认为榴花艳似舞裙，更不须用剪缃彩作的假花相比。
“谁家旧家殿阁”之下由一般榴花突然写到旧时宫殿榴花，他却是据唐朝故事写的。《洪氏杂俎》说杨贵妃曾在骊山遍种石榴。“谁在旧家殿阁？自太真仙去，扫地春空。”借唐玄宗去蜀，贵妃马嵬自缢事，而暗喻宋王朝德佑之难后亡国之事。王沂孙身历亡国情境，借古今兴亡国辙迹，这几句话是假借石榴话古，实则伤今。“朱幡护取，如今应误花工”，典出《西阳杂俎·支诺皋下》。唐玄宗天宝年间，有处士崔玄者在洛阳居住。有一个叫阿措的女郎告诉他：“各位女伴都住在花囿中，每次都被恶风所挠。崔玄依其言，在苑中立了一个朱幡。在东风振地时，苑中繁花无损。石阿措即安石榴。众女伴都是花精。词引入此故事，是说而今却再无花工设幡来护惜石榴。
“颠倒绛英满径，想无车马到山中”由宫中榴花转写山中榴花。这二句，是融化韩愈《榴花》诗“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的诗意，诗中有很浓的山野情趣。写榴花花开花落，无仕女到山里看花。从而赋予榴花以清新洒脱的品格。“西风后，尚余数点，犹胜春浓”三句作结，借“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意，反映了榴花的自然美，不因西风而减，反胜过“五月榴花照眼明”时，表现词人欣赏榴花并不在于一片繁红。结尾从榴花由盛转凋着眼这就和上阕“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何须拟，蜡珠作蒂，湘彩成丛”等句，互相照应，这里自有一种高贵的品格蕴含其中，歌咏了亡国后逸人高士的高贵品质。
这首咏榴花的词，王沂孙自然流露的是对榴花的鉴赏。词中正面描绘很少，而是用前人咏榴花的诗词和种榴故事来烘托出榴花的美。
这是一首写景诗，写得意新语工，结构严密，体现了诗人的一片闲情逸致。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诗人专门乘舟到东溪去看水，一是说明东溪水好，再就是诗人自己“爱闲”’整天挣扎在名利场中的过客是无暇欣赏山水的；第二句写到了东溪，登山孤屿，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不由地流连忘返。“发船迟”正见此意。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四句具体描绘东溪风光。坐临孤屿，诗人看到的是野鸭眠岸，老树着花，短短蒲茸和平平沙石，平平常常的野鸭在岸边栖息，诗人竟看到了其中的闲意，不是“闲人”哪有此境界?这正是推己及物，物我两忘。又看到老树着花，盘枝错节，人老心红，焕发了诗人的青春气息。“无丑枝”新颖俏皮，恬淡悠然的心绪又一次得到深化。再看那“齐似剪”的蒲茸，“净于筛”的沙石更觉赏心悦目，心灵也得到了净化。
结句“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风景虽好，但不是自己的久居之地。“情虽不厌”回应了首句的“发船迟”，天色已晚，“住不得”说出了心中的无奈，薄暮催人回，车马也劳顿了一天了。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