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岁暮”二字,在直观上有一种“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凄凉之感,且二字均仄声,读来更抑郁寡欢,仿佛给全诗定了一种低沉的调子,罩上一层黯淡的色彩。这首诗通过描写边境战争,时局艰难,朝廷却无人请缨抗敌,而自己漂泊异乡,孤独寂寞;表达了诗人对朝廷里懦弱无能的大臣们的谴责;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全诗语言简洁,感情真挚。
首联“岁暮远为客”,“远”字不是对成都草堂言,而是对河南老家言。诗人流寓西蜀,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羁旅生活,故有“远为客”之叹。但是西蜀一隅也仍然不平静,所以接下去便说“边隅还用兵”。“还用兵”之“还”字,有仍然之意,言自己虽避地西蜀,暂得一席安身之所,没想到这里仍有战争。另外,“还”字又有又、复意,意谓中原战事未了,川中徐知道叛乱刚平,而吐蕃之侵袭又至,战乱似永无宁尘。 “还”字隐含诗人对生活和时局的失望与叹息。于此可见杜甫炼字的功力,极为平常的字,出自杜手,便往往辞警意丰,耐人咀嚼。当时吐蕃的威胁尘益严重,当年七月,吐蕃入寇,侵取河陇,十月攻入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十二月又攻陷松维保三州(均在四川境),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抵御,全川为之震动。
颔联“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二句承上“用兵”,具体写吐蕃侵蜀之事。“烟尘”,吐蕃兵马过处尘土蔽天,代指吐蕃军队。“鼓角动江城”写备战情形。“动”字既显出战争的紧迫,形势的严重,又写出吐蕃入侵给社会带来的动荡。这一联相当警策生动,前句写雪岭,后句写江城;前句写吐蕃,后句写唐军;前句是所闻,后句是亲见;一远一近,概括而形象地写出吐蕃来势之猛和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
颈联“天地尘流血,朝廷谁请缨。”此句既指吐蕃入侵以来的情况,又是对安史之乱以来时局的高度概括。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天天都在流血,在呻吟,国家处于十分危急之中。“朝廷谁请缨”一句,是杜甫对当时那些贪禄恋位、庸懦无能的文武大臣的讽刺和责问,表现了他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杜甫和他们不同,他早年就怀有“致君尧舜”的宏愿,当此国家危殆、生民涂炭之际,更激发了他舍身报国的意愿。
尾联“济时敢爱死”,为济时活民,岂敢爱惜一己之性命而苟且偷安,杜甫是希望“请缨”的,但是虽有捐躯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自从疏救房培,他被朝廷冷落,流寓西蜀,寄人篱下,连生活尚且经常发生危机,哪有机会和条件过问国事。“寂寞壮心惊”,在客居边隅的寂寞岁月中,壮志一天天消磨,每想及此,诗人便感到愤激,不由得拍案惊起,心如刀割。
这首诗,前四句主要陈时事,后四句主要抒怀抱,层次清楚,结构井然,语无虚设,字字中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殷忧和关注,对国家的热爱,对庸懦无能的文武大员的失望和谴责,也抒发了他不被朝廷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也很有特色,如借代修辞手法,颔联中的“烟尘”代边境战争;与后文“鼓角”相应,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战争的紧张,渲染了时局的艰危。而且还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如“请缨”,典出《汉书·终军传》,在诗句中暗示朝中无人为国分忧,借以表达诗人杜甫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又如“对偶”和“双关”手法,诗题“岁暮”表面指的是时序岁末,深层指杜甫已进入人生暮年,还指唐帝国由盛而衰进入风雨飘摇的晚唐。
本诗还运用了虚实结合描写手法,如“边偶还用兵,烟尘犯雪岭”“朝廷谁请缨”是杜甫的想象,是虚写;“鼓角动江城,天地尘流血”是眼下情景,是实写。表现手法中有对比,如朝廷之臣无人请缨与江湖之士的杜甫“敢爱死”对比;杜甫高远的心志与报国无门对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自己的言行反差的对比;“鼓角动江城”暗含战争前后对比;诗歌开头“远为客”与结尾“寂寞壮心惊”思想感情对比。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该词所描写的就是带湖附近一个偏远山村的风土人情。这里鸡鸭成群,桑麻茂盛,山民吃饱便罢,别无所求,嫁女娶媳,怡然自乐,宛若世外桃源。此词题为“戏”作,故笔触轻灵,情趣盎然,流露出词人对田园生活的欣喜之情。词中描述鸡鸭成群,桑麻生长的生活,这朴实、安静、平稳的农村生活使词人羡慕。他希望做个农民,过过这种生活,什么都不用想,只要能吃饱,安安静静的生活就算了。“新柳树,旧沙洲”,农村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冲击和变化,只有这条小河水,去年从那边流,今年从这边流。就是这个地方的儿女,不嫁余家就聘周。这就以典型的细节描写,反映出农村极为朴实的生活情景。
词人写农村的朴实,是为衬托官场的复杂;写农村的简朴安静,是为了反衬官场的恶浊与倾轧,从而表现了作者厌恶官场,热爱农村生活的思想。
语言清新,内容朴实是这首词的特点。
这首诗前两句以视觉角度展现暮春时的和丽景色,后两句以听觉角度从细处描摹气候转变。诗人善于捕捉细节,把难于表现的季候特征写得非常细腻。
前两句写“游子春衫”,游子长年在外,对气候冷暖的变化最易感知。此时游子脱去冬衣而换上单薄的“春衫”,这个视觉形象反映出气候的温煦,又给人一种舒服、轻松的美感。一个“试”字写出游子的心理状态,寓有因气温不稳定而尝试之意,也为后面的“又作东风十日寒”埋下伏笔。次写“桃花”和“野梅”。桃花于仲春开放,但此时已“飞尽”;梅花于初春开放,夏初结梅子,此时则“野梅酸”,二物皆足以显示江南三四月的特征。写桃花,仍从视觉角度,不仅“桃花”二字有色彩感,“尽”前冠以“飞”,又显示了动态美。写梅则从味觉角度,一个“酸”字,足使口舌生津。这两句写气侯乍暖,点出春夏之交的季节。
后两句写忽寒。诗人审美感受相当细腻,也很会捕捉典型的细节:“怪来一夜蛙声歇”,这是从听觉角度落墨,写气候忽冷。诗人很会捕捉典型的细节:先是从听觉角度着笔,前两天气候乍暖时,田蛙也为之欢欣歌唱,增添了暖意。但忽然“一夜蛙声歇”,确令人感到“怪”。“又作东风十日寒”:原来是气温又变寒,青蛙于气温变化极敏感,他们躲进洞里,声息全无,正显示着“东风十日寒”。此句又从触觉角度来写。“十日”与“一夜”相对,时间更长,但毕竟已是“东风”,此“寒”自是强弩之末,不必为之生畏。
这首诗纯然写春夏之交人们对乍暖还寒气候的体验,并无深刻的寓意寄托。但选材精到,体验细致,有跌宕曲折之致。诗人注意全面调动各种审美感觉,从视觉、味觉、听觉、触觉等角度进行描写,使诗的意境显出多层次,多侧面,具有立体感,给人以更丰富的美感。语句清晰,体验真切。通过典型细节和景物描写,表现游子对季候变化特别敏感的某种心理。
词的上片主要描述词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起笔自报家门,直陈心迹,态度散漫,老气横秋。“未老心先懒”,词人还未曾衰老,却看透世情,失却斗争与进击之心的消极精神。颓莫大于心懒。然这种状态不会是天生如此,而或是人生灾厄、磨难使然。词人从自号、自诉心志到下文铺陈居处条件与处世态度,均浸染了道家的简淡无为。“爱学道人家”以下统承“心懒”而来,极言日常需求的简便。先言用物,“办”字领起,只办读写用竹几、煮茗用茶碗、憩坐用蒲团。次言隐居的生活环境,人青山一角,结草屋三间,小径通幽,清溪如带,绿竹绕宅。这里没有侯门深宅的楼台广厦、高车驷马、酒绿灯红,没有烦闹的送往迎来,没有无聊的笙歌宴集,没有不测而至的风云变幻。这里的主人可以焚香煮茗,倚竹闲吟,登山长啸,或垂钓清溪。假如人世间没有民族与家国利益需要去奋斗,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无可厚非。然而这正是南宋倾覆前二、三十年间,战云四合,血雨飘风,词人躲进青山,不免过于冷漠,过于忘情。
词的下片叙述自己待人处世的方式和态度。“客来便请”,一个“便”字,既无热情,亦不冷面拒人于千里。抽身世外而并不与世隔阻,清高中含着通达。“若肯小留连,更薄酒”,仍旧是待人以不即不离。词人老实道来,始终没有斩断与尘世关联的尾巴。“吟诗度曲,风月任招呼”,既应开篇“懒”字,又呼出下文“不关心”云云,是说随意写点文词,吟风弄月,而决不关涉邦国民生。“身外事,不关心,自有天公管”是“风月任招呼”的进一步渲染。但说多了,似乎反出破绽,“不关心”反而像是并未忘怀。天公,天地造化;或另有人事所指。那么末句则是一种对于“管”者有所愤愤的讥诮。联系他也曾那样地想参预与投入,那么这消极里或都含着对于“管”者、统治者的无能的愤愤之音。当然字行间的这种声响极其微弱。
全词措语平白,疏于锻炼;顺序而写,无意谋篇。唯用意老实,接物通达,于世情世事并未完全忘怀,故不妨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