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从写景入笔,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之间的真挚友谊。
诗开篇就是“荆吴相接水为乡”,既未点题意,也不言别情,全是送者对行人一种宽解安慰的语气。以“荆吴相接”几个字将千里之遥写得近如比邻,给人以比邻咫尺之感,恰似说“天涯若比邻”,“谁道沧江吴楚分”。说两地,实际已暗关送别之事。但先作宽慰,超乎送别诗常法,却别具生活情味:落魄远游的人是最需要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的。这里就有劝杜晃放开眼量的意思。长江中下游地区,素称水乡。不说“水乡”而说“水为乡”,意味隽永:以水为乡的荆吴人对飘泊生活习以为常,不以暂离为憾事。“水为乡”描出江南特点,也有以水为家之意。语属宽解,情实至深。这样说来虽含“扁舟暂来去”意,却又不著一字,造语洗炼、含蓄。此句初读似信口而出的常语,细咀其味无穷。若作“荆吴相接为水乡”,则诗味顿时“死于句下”。
“君去春江正淼茫”。此承“水为乡“说到正题上来,话仍平淡。“君去”是眼前事,“春江正淼茫”是眼前景,写来几乎不用费心思。但这寻常之事与寻常之景联系在一起,又产生一种味外之味。“春江淼茫”,春江水满,正好行船,含有祝友人一帆风顺之意,但“淼茫”二字又透出凄惘之情。“淼茫”一词包含着复杂的情感,从字面上来看它是描写眼前景:春江上烟波浩淼,雨雾蒙蒙,其实是写诗人心中的茫然,写出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怅然若失。既有喜“君去”得航行之便,也有恨“君去”太疾之意,景中有情在,让读者自去体味。这就是“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司空图《诗品·冲淡》)了。
“日暮征帆何处泊”,撇景入情。朋友刚才出发,便想到“日暮征帆何处泊”,联系上句,这一问来得十分自然。春江渺茫与征帆一片,形成一个强烈对比。阔大者愈见阔大,渺小者愈见渺小。由景入情,抒发别绪。写出友人的孤单寂寞。友人走后,诗人遥望江面,但见“日暮孤帆”,航行在渺茫春江之上,于是代人设想,船停何处?投宿何方?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揣度行踪,可见送者的心追逐友人东去,又表现出一片依依惜别之情。这一问实在是情至之文。
“天涯一望断人肠”,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断人肠”点明别情,却并不伤于尽露,可谓“不胜歧路之泣”。原因在于前三句已将此情孕育充分,结句点破,恰如水库开闸,感情的洪流一涌而出,源源不断。若无前三句的蓄势,就达不到这样持久动人的效果。
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杜晃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杜晃之间的真挚友谊。诗中四句从写景入笔,寓主观感情于客观景象之中,使客观的景象染上浓重的主观感情的色彩。
此词描写歌妓小莲。上片写她貌若天仙,风韵妖娆,歌舞技艺也高妙非常。两个对偶句,是修辞炼句的重点所在,尤见作者的功力。“云随绿水歌声转,雪绕红绡舞袖垂”,词人抓住了歌唱的清亮高亢,以行云、流水作比喻,抓住了舞蹈的飘动回旋,以飞雪、垂袖作比喻,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强调色彩,强调动态,词句更加鲜明生动。
下片从离别相思的角度描写小莲的内心世界。别易欢迟,是她的总体感受,故而放在过片之处,用作引领。“惜无红锦为裁诗”,是说诗篇、信笺无由寄送,其忧愁难以表述;结句告诫“行人”,不要断然离去不予眷顾,牛郎、织女尚且期待着一年一度的相会,切不可让多情的“思妇”失望。
想必此时,晏几道已经颇为贫困潦倒,所以才会前往许田镇做一个监税的小官,才会感叹连给歌女的“缠头”之资也无从筹措。但也因为许田镇离汴京并不遥远,未来总有可期,所以这首离歌还是寄寓着许多希望。
蜉蝣是一种渺小的昆虫,生长于水泽地带。幼虫期稍长,个别种类有活到二三年的。但化为成虫,即不饮不食,在空中飞舞交配,完成其物种的延续后便结束生命,一般都是朝生暮死。蜉蝣又是漂亮的小虫。它身体软弱,有一对相对其身体而言显得很大、完全是透明的翅膀,还有两条长长的尾须,飘舞在空中时,那姿态是纤巧而动人的。而且,蜉蝣喜欢在日落时分成群飞舞,繁殖盛时,死后坠落地面,能积成一厚层。因而,这小东西的死,会引人瞩目,乃至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二千多年前,敏感的诗人借这朝生暮死的小虫写出了脆弱的人生在消亡前的短暂美丽和对于终须面临的消亡的困惑。
说起来,是“人生百年”——或者往少说,通常也有几十年。但相比于人对生命的贪恋程度,这远远是不够的。而且,人作为自觉的生物,在其生存过程中就意识到死的阴影,于是人生短暂之感愈益强烈。当然,活着是美好的,而且人与其他一切生物不同,他们懂得以人的方式来装饰自己,懂得追求美的姿态。然而放在死亡的阴影下来看,短暂生命的装饰与姿态,实也是最大的无奈与最大的哀伤。于是,蜉蝣的朝生暮死的生命过程,它的弱小、美丽,以及它对自己鲜明的羽翼、鲜洁的容貌的炫耀,被诗人提取出来描画成人的上述生存状态的象征。
此诗开篇即以“蜉蝣之羽”为比,这个小生命的翅膀,像一件华美的衣裳那样艳丽多彩。但这种美丽来之不易,且只有一天的美丽,宛如昙花一现。诗人见此情景生发感慨。一种珍惜生命、把握现在的紧迫感油然而生。第二章意思大致相同。第三章,描述蜉蝣的初生,刚刚破土而出的时候,麻衣如雪,那薄如麻丝的翅羽好像初雪一样洁白柔嫩。但它很快就飞翔起来,尽情挥舞生命的光采。相比之下,人当然要学习蜉蝣精神,生之光华,死之绚烂。
这诗的内容简单,结构更是单纯,却有很强的表现力。变化不多的诗句经过三个层次的反复以后给人的感染是浓重的:蜉蝣翅膀的小小美丽经这样处理,便有了一种不真实的艳光,那小虫的一生竟带上了铺张的华丽;但因这种描写之间相隔着对人生忧伤的深深感喟,所以对美的赞叹描画始终伴随着对消亡的无奈,那种昙花一现、浮生如梦的感觉就分外强烈。
这诗的情调自然是有点消沉的。但人一旦追问自己:“你是谁?你往哪里去?”深入骨髓的忧伤根本上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在缺乏强有力的宗教的古代中国,由于不能对生死的问题给出令人心安的解答,人心格外容易被忧伤笼罩。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对死的忧伤、困惑、追问,归根结蒂是表现着对生的眷恋,这也是人心中最自然的要求。阮籍《咏怀诗》之七十一,写木槿花、蟋蟀、蟪蛄、蜉蝣这一系列短寿的生物在世间各自发出声音和光色,感叹说:“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但这也就是世界的基本面目。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