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前两联用张良为韩复仇、诸葛亮匡扶蜀汉等典故,赞颂文天祥力图恢复宋室,欲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气概;颈联表现了诗人对宋朝的留恋和对英雄的思念;尾联用东晋时过江诸人新亭对哭事,直抒诗人心中悲痛。全诗句句用典,而意脉一贯,酣畅深厚,郁勃沉雄。
“徒把金戈挽落晖”。“徒”字用得特别有力量,鲁阳挥戈返日是英雄壮举。文天祥在南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毅然起兵勤王,希望挽救南宋已无可挽救的命运,结果是徒劳无功,这一个“徒”字写出文天祥的悲剧结果,但“把金戈挽落晖”的精神还是值得称赞的,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就是上面我们引的那首诗“大厦明非一木支,区区未忍听倾危”的心情。这句诗用鲁阳挥戈返日的典故,再加上一个“徒”字点出悲剧的结局。“南冠无奈北风吹”这里连用两个典故把文天祥的遭遇曲折地表达出来。文天祥无法抵挡北方的进攻、被俘而殉国。“南冠”“北风”暗用两个典故,但字面上却当句作对,天衣无缝。开头这一联已经交代了文天祥的悲剧结局。
“子房本为韩仇出”,这一句又用张良的典故,表明文天祥起兵纯粹为了报国。就结构而言是从上一联又倒叙回去。“诸葛宁知汉祚移”,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赞美文天祥,同时“汉祚移”三字点明宋亡。“大厦明非一木支”,但在文天祥心目中不计较成败利钝,汉祚虽移,而己心不变。这一联从起兵的动机和坚贞不屈、矢志不渝的态度赞扬文天祥。张良、诸葛亮都是最出色的人才,拿他俩来赞扬文天祥,就不仅是指精神,其才能也全在不言之中。无奈大势既去,才士也无能为力。
“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诗人以低沉凄凉的格调叙述了大宋灭亡和文天祥遇害的事实,以哀切的笔调写出了自己悲凉沉痛之感,写出了对大好江山和英雄的急切呼唤,从而抒发了对现实的失落感。
“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这里运用《世说新语》中的“新亭对泣”的典故,也是人所熟知的,但作者在这里不是简单地引述,而是反用其意表达深沉的兴亡之感。这一联是承上联“鹤归迟”来的,您如果归来,也不要再上新亭去看风景了,因为现在比王导他们(东晋渡江)当时又远远不如了。这样理解较“我不须……”更深一层,因为这种情况我早已明白才对“鹤”归不必去望,又是始终扣紧文山丞相来说的。这一联又从死后写到做挽诗的今天,表明每下愈况的时势,寄托故国之思。
这首诗作以用典用事为长。出句用典,巧妙地把文天祥力挽危亡不成、被俘不屈殉节的一生概括出来;次以张良、诸葛亮为比,赞颂了文天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再以宋帝之传说,寄托了对文天祥的不尽哀思和追念;结以东晋之事,感慨文天祥壮志未酬、天下尽归异族所带来的痛苦现实。全诗笔力雄健,情绪深沉,在对文天祥的赞颂和哀悼中,也真实地展露了诗人自己怀念故国的悲凉沉痛心情。全诗气韵凝沉,寄寓深远,既突出了一个“挽”字,又有诗人自己的隐痛悲思,意蕴丰富,感人至深。
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
起首两句是“兴”,即唤起。合浦(今属广东)指作者流寓之地,洛阳非实指,意思是合浦之杉叶尚能遥飞到洛阳,自己却流落异域,人不如叶。诗人知道岭南的杉叶飞到洛阳是不可信的,所以用“传闻”二字;然而愿望却在挑动诗人,并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虚幻与常识的起迭,失望与希望的对流,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在乱世尤其表现得突出,因而这两句也有它的社会内容。
“北风”两句是对“传闻”两句的曲折承接,从南与北的地理的间隔上,又暗寓着南北朝在政治上的对立。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是诗人的迫切愿望,但国土的分裂使他无法实现这愿望,因而“南”、“北”这两个字,也成为诗人的敏感性的词眼。
前四句是诗人的独白,五、六两句才转入赠诗的对象。诗人和长安使之间应当有对话的,却以目送手挥来代替。诗人要着重表达的是离别时的情绪。这两句原是化用嵇康赠人诗的句意,但加上“徒送”的“徒”,就加强了感伤的效果。江总原来也是以使臣身分而到岭南,这时眼睁睁地望着长安使从他身边离去,自己却仍然留滞着。一去一留,其中就有多多少少要说的话,如同小河下面的潜流。
“秋蓬”句是比自己,“春草”句是说自己在客地已经度过几个春天。但春草的年年芳菲,徒然增添了自己的惆怅。《楚辞·招隐士》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唐代王维《送别》也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句,用意都有共通处。
末两句以关山逗客子,以月光逗风尘:明月本是普照大地的,但对诗人来说,能够让光照到的也唯有衣衫上的风尘而已。
全诗前八句用比喻,对仗也很工整,却不雕琢,这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作者的才力,一方面也因作者是南朝后期的人,诗的格律正在逐渐趋向成孰稳定。
这首诗是批评晚唐诗人陆龟蒙。晚唐后期,唐帝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时代的衰飒气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隐之路,创作的诗句表现出一种僻世心态和淡泊情思。元好问借用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随春草斗输赢”来批评陆龟蒙等隐士生活在晚唐社会动荡时代,不作忧国感愤之辞而徒兴春草输赢的叹惜。这里也反映了元好问在强调真情实感时是注意到社会现实内容的。不过陆龟蒙象古代许多隐士一样,并非真正忘怀世事,陆龟蒙也写过讽刺现实的作品如《新沙》、《筑城池》、《记稻鼠》等。
该书信全篇托物喻志,譬喻到底,文末一句点出自己,乃是要旨。但波兴浪作,层层深入揭示主题。全文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首先点出“怪物”,气质不凡,富有才能,然而处境困窘,急需援引。此所以为怪物的缘由,在于不俗,其不俗之处有三:生活处所不凡,南冥天池,影射了要津之地;素质不凡,非一般鳞甲属类所能比,若有一定条件能够变化风云,驰骋天宇;欲愿不凡,不甘心于囿于困,才能压抑不展,更不愿受俗人戏虐。笔锋一转,希盼援引,即可“转运之”,而这只不过是举手蹬足之劳。这既为转入下文做过渡,又巧妙地流露了怪物的心态。继而用一“然”字转入第二层次,点明怪物的骨气。言辞卑中有亢,情则恳切,希望得到同情和援助。但有力者明明看到而熟视无睹,一味责怪则仍不能达到目的,因此用死活不可预料的哀叹做了回旋,俾使进一步打动对方,于是下面的“鸣号”也顺理成章了。第三层还是从怪物入手,它具有为展翅鹏飞而不断希求援引的韧性,它仰首号鸣,怀有希望,确是委婉哀切,刺心的悲鸣。这虽告以穷困,仍与摇尾者相异,为了表露真诚的心迹,接用三个不同可能的“命运安排”来加深,似乎是做最后的诉说了,感情弥见深沉和凄切。行文至此,作者把怪物的品行和内心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了,然而这仅是一种譬喻,其题旨还在于最后层次,即托物喻志,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和亟望援引的希望,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封建时代有识之士往往受困,才华得不到施展的严峻现实。
作者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只有在一定地位上才能施展济世抱负,走援引之路也不得不然,再说作为一个长期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不愿屈膝与急切求援引的内心矛盾也可以理解的,对于那种穷通利达,戚戚于心,也应从历史时代上来加以掂量了。文章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是,借助于形象生动的譬喻、委婉含蓄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曲折回荡等手段表达了主题。比如,信中的“怪物”指的是作者本人,而能解救它的“有力者”指的是能举荐人才的显贵,文章写怪物和有力者的关系,其实是在暗示人才与显贵的关系。怪物周围有水的时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但是如果离开水,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是暗指人才遇上困境而不能施展抱负。有力者有能力救怪物,而且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可见人才能否被举荐,只在显贵们的一念之间。除此之外,该书信虽是写给当时韦舍人的求荐信,但作者下笔不是直接陈述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不是赞赏对方的推贤举能,而是借类似庄子寓言的风格与色彩以言志这一别出心裁的方式,熔书信体与寓言于一炉,写法新奇。全文托物寓意,含蓄深沉,字里行间自有一种自命非凡的倔强和慷慨凛然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