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咏荷花，寄寓了作者的身世之感。词的上阕描画了一个详和而恬静的池塘。而荷花却生长在池塘僻静处，只能寂寞地凋落。就象一位美女，无人欣赏，无人爱慕，饱含零落的凄苦。词人通过美人的自嗟自叹，也暗露了自己年华的虚度。下阕仍借美人之口言志：即使凄风冷雨，我仍然不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开放，宁愿盛开在炎炎的夏日。荷花、美人、君子，形成了完美和谐的统一。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两句写荷花所在之地。“回塘”，位于迂回曲折之处的池塘。“别浦”，不当行路要冲之处的水口。（小水流入大水的地方叫做浦。另外的所在谓之别，如别墅、别业、别馆）回塘、别浦，在这里事实上是一个地方。就储水之地而言，则谓之塘；就进水之地而言，则谓之浦。荷花在回塘、别浦，就暗示了她处于不容易被人发现，因而也不容易为人爱慕的环境之中。“杨柳”、“鸳鸯”，用来陪衬荷花。杨柳在岸上，荷花在水中，一绿一红，着色鲜艳。鸳鸯是水中飞禽，荷花是水中植物，本来常在一处，一向被合用来作装饰图案，或绘入图画。用鸳鸯来陪衬荷花之美丽，非常自然。
“绿萍涨断莲舟路。”句由荷花的美丽转入她不幸的命运。古代诗人常以花开当折，比喻女子年长当嫁，男子学成当仕，故无名氏所歌《金缕衣》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而荷花长在水中，一般都由女子乘坐莲舟前往采摘，如王昌龄《采莲曲》所写：“吴姬越艳楚王妃，争弄莲舟水湿衣。来时浦口花迎入，采罢江头月送归。”但若是水中浮萍太密，莲舟的行驶就困难了。这当然只是一种设想，而这种设想，则是从王维《皇甫岳云溪杂题·萍池》“春池深且广，会待轻舟回。靡靡绿萍合，垂杨扫复开”来，而反用其意。以荷花之不见采由于莲舟之不来，莲舟之不来由于绿萍之断路，来比喻自己之不见用由于被人汲引之难，被人汲引之难由于仕途之有碍。托喻非常委婉。
“断无蜂蝶慕幽香”句再作一个比譬。荷花既生长于回塘、别浦，莲舟又被绿萍遮断，不能前来采摘，那么能飞的蜂与蝶该是可以来的吧。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蜂和蝶，又不知幽香之可爱慕，断然不来。这是以荷花的幽香，比自己的品德；以蜂蝶之断然不来，比在上位者对自己的全不欣赏。
歇拍承上两譬作结。莲舟不来，蜂蝶不慕，则美而且香的荷花，终于只有自开自落而已。“红衣脱尽”，是指花瓣飘零；“芳心苦”，是指莲心有苦味。在荷花方面说，是设想其盛时虚过，旋即凋败；在自己方面说，则是虽然有德有才，却不为人知重，以致志不得行，才不得展，终于只有老死牖下而已，都是使人感到非常痛苦的。将花比人，处处双关，而毫无牵强之迹。
下片“返照”二句，所写仍是回塘、别浦之景色。落日的余辉，返照在荡漾的水波之上，迎接着由浦口流入的潮水。天空的流云，则带着一阵或几点微雨，洒向荷塘。这两句不仅本身写得生动，而且还暗示了荷花在塘、浦之间，自开自落，为时已久，屡经朝暮，饱历阴晴，而始终无人知道，无人采摘，用以比喻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也遭遇过多少世事沧桑、人情冷暖。这样写景，就同时写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乃至性格。
“依依”一句，显然是从李白《渌水曲》“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变化而来。但指明“语”的对象为骚人，则比李诗的含义为丰富、深刻。屈原《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正因为屈原曾设想采集荷花（芙蓉也是荷花，见王逸《注》）制作衣裳，以象征自己的芳洁，所以词中才也设想荷花于莲舟不来，蜂蝶不慕，自开自落的情况之下，要将满腔心事，告诉骚人。但此事究属想象，故用一“似”字，与李诗用“欲”字同，显得虚而又活，幻而又真。王逸《〈离骚经〉章句序》中曾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宓妃、佚女，以譬贤臣。”从这以后，香草、美女、贤士就成为三位一体了。在这首词中，作者以荷花（香草）自比，非常明显，而结尾两句，又因以“嫁”作比，涉及女性，就同样也将这三者连串了起来。
“当年”两句，以文言，是想象中荷花对骚人所倾吐的言语；以意言，则是作者的“夫子自道”。行文至此，花即是人，人即是花，合而为一了。“当年不肯嫁春风”，是反用张先的《一丛花令》“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一看即知，而荷花之开，本不在春天，是在夏季，所以也很确切。春天本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时候，诗人既以花之开于春季，比作嫁给春风，则指出荷花之“不肯嫁春风”，就含有她具有一种不愿意和其它的花一样地争妍取怜那样一种高洁的、孤芳自赏的性格的意思在内。这是写荷花的身分，同时也就是在写作者自己的身分。但是，当年不嫁，虽然是由于自己不肯，而红衣尽脱，芳心独苦，岂不是反而没由来地被秋风耽误了吗？这就又反映了作者由于自己性格与社会风习的矛盾冲突，以致始终仕路崎岖，沉沦下僚的感叹。
南唐中主《浣溪沙》云：“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均《离骚》句。）这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是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个偏安小国的君主为自己不可知的前途而发出的叹息的。晏几道的《蝶恋花》咏荷花一首，可能是为小莲而作。其上、下片结句“照影弄妆娇欲语，西风岂是繁华主”和“朝落暮开空自许，竟无人解知心苦”，与这首词“无端却被秋风误”和“红衣脱尽芳心苦”的用笔用意，大致相近，可以参照。
由于古代诗人习惯于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出处之节，以美女之不肯轻易嫁人比贤士之不肯随便出仕，所以也往往以美女之因择夫过严而迟迟不能结婚以致耽误了青春年少的悲哀，比贤士之因择主、择官过严而迟迟不能任职以致耽误了建立功业的机会的痛苦。曹植《美女篇》：“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杜甫《秦州见敕目薛、毕迁官》：“唤人看腰袅，不嫁惜娉婷。”陈师道《长歌行》：“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当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后生。说与旁人须早计，随宜梳洗莫倾城。”虽立意措词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婚媾之事，比出处之节。这首词则通体以荷花为比，更为含蓄。
作者在词中隐然将荷花比作一位幽洁贞静、身世飘零的女子，借以抒发才士沦落不遇的感慨。《宋史》“虽要权倾一时，少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竟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这些记载，对于理解此词的深意颇有帮助。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女皇武则天重铸九鼎，表明其政权已趋巩固。此时，她正式君临天下已七个年头，四海富庶，国家强盛。在此之前，她造明堂，建天枢，中岳封禅，相继成功，女皇志满意得，权力鼎盛，于是铸九鼎再显君威。
由此可知，如何写鼎文，非同一般。女皇亲撰铭文，以示重视。她以那如椽大笔突兀从河图写起，一连四句，历数三皇五帝。这样开头，气势不凡，立马使人想起“河出国，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一古训，寓意深长。接着写“天下光宅，海内雍熙”，颂扬武周政权是光明灿烂的和谐社会。自从公元684年改元光宅以来，经12年经营，认为光宅天下的目标达到了。最后以“上玄降鉴，方建隆基”结束全诗，归功于天，指明君权神授，这是上天降下的符瑞，叫她建立隆盛的大周基业。
文如其人，出自政治家之手的鼎文，成了一篇政治宣言，抒发了胜利者的豪情。这里，武则天以三皇五帝这些圣君自况，其意更耐人寻味。此诗气势雄伟，音韵铿锵，是一篇非常成功的杰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