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郎”是这首词的词牌，“送胡邦衡谪新州”是这首词的题目，亦可看作是小序，作者在这里交待了词的写作背景、原因和主题。
词的上阕述时事。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写中原沦陷的惨状，形象地概括了北宋灭亡的历史事实，有尺幅千里之势。
首句：梦绕神州路。写作者自己日夜思念北方国土，连做梦都在围着北宋故都汴京的路转。“绕”，即萦绕，牵挂心间，不能忘怀。这里有徘徊、巡回之意。“神州路”，古称中国为赤县神州，（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里指中原沦陷区。作者为什么要将中原沦陷之惨状托之于梦呢？含意有二：一是中原沦陷不可去，沦陷之惨唯可于梦中见之；二是中原之沦陷如恶梦一般。实景虚写，写出人心之惨痛，故有第二层的质问。
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这两句写梦中所见。中原沦陷惨状，以“怅”为领字。所怅者，一是“连营画角”金兵军营相望，军号凄厉。 二是“故宫离黍”。当他在梦中来到汴京的时候，那萧瑟的秋风，更引起了他的无限悲伤，当年繁华的汴京，已成了金兵的军营，一阵阵哀厉高亢的军号声连成一片，原来的皇宫大殿长满了野草，完全变成了荒凉的废墟。
以上几句，层层递转，字字沉实，词人悲愤之情，愈转愈深沉。因为胡铨主张收复中原、反对议和而得罪权臣，被贬谪岭南，所以起笔即从中原写起。“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是写对中原地区的深沉怀念和收复失地的愿望。作者通过对北宋灭亡、汴京荒凉的描写，表达了对国事的忧伤。这就与坚决主战的胡铨沟通了感情，因为他们的心情和意志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开头很不寻常，作者不写送别之情，不写景物之状，而从共同关心的国事写起，表示对友人被贬谪的同情，并引以为知已，说明他们是志同道合的。
第二层：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严词质问悲剧产生的根源，是对开头四句的追问和深思。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国家变成这个样子呢？
底事昆仑倾砥柱，底事，即何事，什么事，什么原因，为什么？“昆仑倾砥柱”即“倾昆仑砥柱”。昆仑,即昆仑山。古人相信黄河源出昆仑山，传说昆仑山有铜柱，其高入天，称为天柱。见《淮南子·地形训》：“河水出昆仑东北陬。”《神异经·中荒经》：“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古人以昆仑为至高无上的山。砥柱，即砥柱山，在今河南陕县东北黄河中。《水经·河水注》：“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中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如柱然，故曰砥柱也。”《禹贡》称：“异河积石，至于龙门，又东至于砥柱。”倾，即摧毁、倒塌。作者在这里以昆仑天柱，黄河砥柱，连类并书，比喻北宋王朝倾垮。
九地黄流乱注。喻指金人的入侵以及战争带来的惨景。九地：九州，即中国，这里指中原沦陷区。黄流乱注：黄河泛滥，洪水横流。这里喻指金兵的猖狂入侵。
聚万落、千村狐兔。即“万落千村狐兔聚”，形象描写中原经金兵铁蹄践踏后的荒凉破败景象。正如曹操在《蒿里行》描写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落，即村落。狐兔，这里指入侵之敌。
在这里，作者叙述了国家残破之恨和人民遭难的惨状，以山崩地裂，洪水泛滥比喻国家的破亡和金兵的入侵，用狐狸和野兔的聚集，表现了战争造成的荒凉，反映出人民所承受的灾难。又以“九地黄流乱注”与上层的“连营画角”，“聚万落、千村狐兔”与上层的“故宫离黍”，上下照应，显得生动形象，深沉悲愤。
在第二层中，诗人提出了疑问，问而不答。乃因答案分明，不言即知，况且涉及朝廷统治者而不能言。故而笔锋一转，写出了以下几句：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其言外之意是：天高固然难测，而衣冠华族沦于异族之手，实乃人事使然。此为第三层，感慨时事，点明送别。
天意从来高难问，天意：上天的意志。此指皇帝的态度。高难问：难以让人琢磨，猜不透。
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况：况且。人情：人们之间的交往情谊。一说“人之常情”。老易悲，是说天意既难测，而人越到老了，想起人们之间交往的友情，越容易感到悲伤，今有深仇而不思报，故长叹：悲难诉。从这里可以看出，“悲难诉”的内涵是：北宋议和灭亡之悲难诉；南宋王朝苟且偷生、偏安江左、迫害忠良，这种悲伤是难以诉说的。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出自杜甫诗《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以表示对高高在上的执政者的心意难测，一味妥协投降、忘了亡国之仇的不满。
更南浦，送君去。写送别。作者的笔锋自然转至送别胡铨。南浦，泛指送别的地方。出自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或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以上几句是写作者对南宋朝廷的不满和对胡铨的慰勉。在上一层里，作者用浓重的笔墨写出了亡国之痛，至此便很自然地要问：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在当时，这答案不能明白讲出，所以作者只好借杜甫的“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这两句诗，来暗示国破家亡的罪责，应由最高统治者来承担。诗人以怨愤的笔调写道：上天的意志向来都是难以令人猜测的，何况人越到老了，想起人们的交往之情越容易悲伤，这种悲伤的原因也很难诉说得清楚。是为国家的命运悲伤，还是因为朋友的贬谪悲伤，作者使用“难诉”二字，其意丰蕴含蓄，即是对上面问题的回答，又给人留下了回味的余地。人老了容易悲伤，现在为自己的知已送别，其悲伤更属必然了，所以，作者用“更”字，又深入了一层，具体落实在送别上，至此点明主题。
上阕的安排，突出了作者同友人共同的忧国思想，而把个人的伤离放在了次要地位，使作者与友人的惜别之情不同于一般，这就与那些只写离情别绪的俗套之作有明显的区别。突出了共同的爱国思想，也就把词的境界，提到了新的高度。故词的下阕转写友谊与慰勉，叙别情：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下阕也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换头四句紧扣上阕结尾送君“南浦”之意，通过景物描写，说明送别的时间与地点。
首句：凉生岸柳催残暑。点明季节，说明作者写词时，是在夏末秋初之夜。初秋的凉风从岸边烟柳丛里吹来，驱散了残余的暑气，这是地面景象。而夜空中，则是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在横斜的银河里，散布着稀疏的星星，月亮洒着淡淡的月光，不时，偶有一两片云彩轻轻地缓缓地漂荡在空中。耿：明亮。斜河：天河，即银河；银河偏斜，又称斜汉，表示夜已深。这里作者以凄清的夜景衬托离别时的气氛和心情。此时此刻，有何感受呢？心里想了些什么呢？
第二层：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设想分别后的情形，表达怀恋的深情。。
万里江山知何处。极言今后相隔万里，不知道你在何处。
回首对床夜语。回首：回忆，回想。对床夜语：两人对躺在床上谈话到深夜，说明友谊之深。对床，出自白居易《雨中招张司业宿》：“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夜雨，出自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几句曲曲折折抒写留恋之情：既反映了他们深厚的友情，也表达了他们对国事的感慨：君此去道路茫茫，国家前途亦茫茫。
雁不到、书成谁与。书，即书信。雁不到：相传雁能传书，但北雁南飞止于衡阳回雁峰，而新州在衡阳之南。故民间有“大雁飞不到岭南，书信难以寄出”的说法。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是说宋代朝臣贬谪远方，好友大都不敢互通音讯。苏轼等人，也常在诗中提到过。“雁不到”，为假托而已。
这几句是先从眼前的分别写起，次忆旧情，复叹别后悲伤。意思是：今宵分别之后，我们相隔千山万水，谁能知道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从今以后，天各一方，而我们对床夜话的情景，将成为美好的回忆，唯有通过书信表达我们的友情。但是，新州是个连大雁也飞不到的地方，就是写成了书信，又有谁捎得去呢？这里由眼前的送别，想到了今后可能书信难通，只能回忆以前的友情，这就更深入一层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离去的留恋和悲伤。
以上几句，格调悲沉。词的结尾，作者劝慰友人，调子转而激昂：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这是第三层：遣愁致送别意。
“目尽青天怀今古”照应“天意从来高难问”，远望天空，想到古今世态的变化，有四顾苍茫之感。目尽：极目远望。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言大丈夫不能“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意思是：我们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怎么能像孩子一样只顾说个人恩怨呢？肯，在这里是怎么肯的意思。儿曹，即小儿女辈。儿曹恩怨：指小孩之间一会儿好，一会儿埋怨。相尔汝，形容两人讲话时互相指着对方的那种样子。尔和汝，都是“你”的意思。出自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听《金缕》。作者满腹悲愤感情，通过层次井然的多次转折，这几句是说，遥望苍天，俯仰今古，历史上出现了多少英雄人物，我们也要象他们那样，决不做只念恩怨私情的儿女之辈。请满饮此杯后，听我唱一曲《金缕》，为你壮行送别吧！词的煞拍，创造了一个激昂阔大的意境，雄壮的笔调，表现了作者不肯屈服，坚持斗争的精神，传达了对朋友的鼓励和支持，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通观全词，可以看出，这是一首不寻常的送别词，它打破了历来送别词的旧格调，把个人之间的友情放在了民族危亡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咏叹，既有深沉的家国之感，又有真切的朋友之情；既有悲伤的遥想，又有昂扬的劝勉。作者以慷慨悲凉的笔调，所抒发的不是缠绵悱恻的离愁别恨，而是忧念国事艰危的愤慨之情。作者连梦中都思念着被金军蹂躏的中原河山，表现了对南宋投降路线的不满与愤恨，特别是词的结尾所表白的与友人共勉的磊落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在当时的艰难困境中，是十分可贵的。
宋光宗赵惇绍熙二年（1191），姜夔寄居合肥，这首词就是这年春天在合肥写的。
如小序所说，作者写这首词的目的是“以纾客怀”，可是，通篇都是写景，作者寄居异乡的惆怅，伤时感世的愁绪，尽在不言之中。
上片首二句先写“巷陌凄凉”。作者写作这首词的历史时期，合肥离南宋的边防线不是太远，是所谓“边城”。“空城”写出城内萧条冷落；“晓角”增添了气氛的悲凉。“马上单衣寒恻恻”，写“巷陌”中的人物，也就是作者自己在异乡边地的感受。“看尽”两句又转入写景，眼前的柳色“鹅黄嫩绿”，和江南十分相似，“都是江南旧相识”，流露出淡淡的思乡情绪。
过片“正岑寂”三字，承上启下，由柳色想到江南的故乡，但这里毕竟不是故乡，如“小序”所说，“与江左异”，因此才有“岑寂”之感。“正”字引出下文，转写寒食时节。“强携酒”句的“强”字，写出满怀愁绪，本来已无心访人饮酒，但适逢佳节，只好“强携酒，小桥宅”，去找情侣过节，无非是敷衍应景。“怕”字又一转，写作者对春天的留恋，本来无心赏春，而当“梨花落尽”时，眼前会“尽成秋色”，那是会更添惆怅的。结尾三句，紧承上句，叙写“春”将逝去，当“燕燕飞来”之时，就只有一池绿水了。惋惜春光逝去，在写春景中反映边城的凄凉，作者意在排解愁绪，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流露出无限烦恼，家国隐恨。
全词意境凄清冷隽，造句朴素自然，用语清新质朴，绝无矫柔造作的痕迹。本词以写景为主，情在景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谈词的“境界”时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姜夔这首《淡黄柳》是“有我之境”。在柳色春景的描写中，作者的万般愁绪，无限哀怨之情，也就巧妙自然，不着痕迹地表现出来。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