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现在人民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只知道安乐却不知道危难，能享受安逸却不能劳累吃苦。这种祸患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将来会看出的。现在不给它想办法，那以后就有无法挽救的危险了。
从前先王知道军备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天下虽然太平，也不敢忘记战备。秋冬农闲的时候，召集人民打猎借此教练武事，教他们学习前进、后退、跪下、起立的方法，使他们的听觉和视觉习惯于钟鼓、旗帜这些军队的号令之间而不迷乱，使他们的心意适于攻打杀戮的情形而不致恐惧。因此即使有盗贼的事件发生，而人民也不会惊恐溃乱。等到后代，采用迂腐的儒生建议，把解除军备当做君王的英明措施，天下既然安定了，就把装备武器收藏起来。几十年以后，装备武器都败坏了，人民一天一天地习惯于安乐生活；一旦忽然传来盗贼的警报，就彼此惶恐，传布谣言，不战就逃跑了。唐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很安定吗？就是因为那时人民习惯于太平生活的快乐，经常生活在酒食游戏里面，那坚强的意志和勇气逐渐减少以至于衰颓，筋肉萎缩僵化而振作不起来，因此小小的安禄山一旦乘机作乱，四方的人民就像鸟兽奔窜一样，求作囚犯和俘虏还来不及；国家分裂，而唐王朝当然因此而衰弱了。
我曾试着论述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整个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措施，难道不是很周全吗？而他们平日常常由于病多而苦恼。至于农夫平民，终年勤劳辛苦却未曾生病。这是什么原因呢？天气和季节的变化，这是产生疾病的原因。农夫平民，夏天最热的时候奋力耕作，冬天极冷的时候还在野外劳动，他们的筋骨经常冒着烈日严寒，肌肤被雨雪霜所浸渍，使得他们轻视霜露，不畏风雨，所以寒冬炎暑不能够给他们造成病害。现在王公贵人住在高大深邃的房屋里，出门就坐车子，刮风就穿皮衣，下雨就打着伞，凡是用来预防疾患的工具无不应有尽有；畏惧风雨寒暑有些太严重了，保养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太过分了，稍不注意，寒暑就侵入身体了。因此，会保养身体的人，使自己身体能够安逸又能劳动，慢步快走活动操作，使自己的四肢习惯于寒冬炎暑的变化；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有力，经历艰险而不受伤害。人民也是如此。现在太平的时间长了，天下的人骄气懒惰脆弱，就像妇女小孩不出内室的门一样。谈论起打仗的事情，就吓得缩着脖子大腿发抖；听说盗贼的名字，就掩住耳朵不愿意听。而且士大夫也不曾经说起战争，认为这是生事干扰人民的生活，露了苗头不可以让它再发展：这不也是畏惧太严重而保养得太过分了吗？
再说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祸患。愚昧的人看到四面八方太平无事，就认为变故无从发生，这也是不对的。现在国家用来奉送给西夏、契丹的财物，每年的财物，每年以百万来计算。奉送的财物是有限的，而索求财物的人是无满足的，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战争。战争，是必然的趋势，不从我方开始，便从敌方开始，不发生在西方，便发生在北方；所不知道的，只是战争的发生有早有迟有远有近，总之，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国家如果免不了用兵，而用兵不凭着逐步训练，却使人民从安乐太平的环境中，一下子投身军队走向生死决斗的战场，那他们的祸患必定有不可估计的危险。所以说，天下的人民只知道安乐而不知道危险，能够安逸而不能劳累吃苦，这是臣所认为的最大的祸患。
臣想使士大夫崇尚军事的勇敢，讲述演习兵法，对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教他们学会列队布阵的法度，对那些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教授给他们扑击刺杀的方法。每年年底就集合在府城里，像古代考试武艺的办法，评定胜负，有赏有罚；等实行的时间长了，就又按照军法部署办事。然而持不同意见人一定认为无故调动人民，又用军法困扰，那百姓将会不安定；可是臣认为这才是安定人民的好办法。国家果真不能去掉战争，总有那么一天将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平时召集百姓进行训练，虽然有些小的恐慌，可是跟突然让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的危险相比，又怎么样呢？
现在国家驻扎在地方上的军队，骄横又有怨言，欺压百姓，向他们的上司邀功，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他自己罢了。假如使一般百姓都对军事熟习，他们知道还有对手存在，那么一定能够打破他们的坏主意又压下他们的骄气。利和害的界限，难道不是很明白吗？
注释
策：是朝廷设题考试，应举士子（读书人）答问时所书，称为对策和策问，后来成为古代臣子向皇帝陈述政见、进献谋略的一种文体，属于议对体文书。生民：即人民，百姓。患：祸患。果：究竟。
先王：古代的帝王。兵：文中指军备。去：废弃，取消。隙：空隙，文中指秋冬农闲之时。致民：招致、召集百姓。田猎：有组织地进行射猎活动。以讲武：借此机会教练武事。进退坐作：均为古代军队操练时的基本动作。进退：前进，后退；坐作：跪倒、起立。刈：割，文中是杀的意思。慑：害怕。盗贼之变：文中指敌人的迸犯。惊溃：惊慌失措而溃散逃亡。迂儒之议：迂腐不通事理的读书人的见解。卷：收起兵。甲：铠甲，文中泛指武器装备。顿弊：损坏，破败。佚乐：贪图安乐。卒：同“猝”，突然，忽然。讹言：传播谣言，文中是有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之意。开元、天宝：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是唐代比较稳定和繁荣时期，号称“盛世”。豢：养，文中是沉醉，安享的意思。一本作“酣豢”。刚心：指刚强的意志。眊：目不明，引申为衰老，糊涂昏聩。痿蹶：足麻痹。区区：小小的。禄山：即安禄山。唐玄宗时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率众十五万，于天宝十四载（年）起兵范阳，发动叛乱，相继攻下洛阳、长安，称雄武皇帝，定国号燕，后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兽奔鸟窜：形容百姓受惊扰四处逃散就像受惊的鸟兽一样。固以微：因此衰落下去。固：一本作“因”。
平居：平时。告病：文中指生病。告：说。力作：努力耕作。穷冬：隆冬，极冷的冬天。暴露：即在野外劳动。筋骸：指筋骨。冲犯：指受到摧残损伤。浸渍：被雨水浸泡。狎：与“轻”互文，也是轻视之意。重屋：有双重屋檐的高大房屋。风则袭裘：一有风就穿上皮袄。御盖：撑伞。虑患：事先考虑到防御外患。狃：习惯。闺门：通往内室的小门。股栗：两腿发抖。渐不可长：不能让剐露苗头的事再发展下去。
无自而有：无从发生，没有发生之可能。西北之虏：指当时宋朝西方的西夏和北方的契丹。虏：古时对敌方之蔑称。岁以百万计：极言每年岁贡之多。厌：满足。之不以渐：不逐渐地用兵。蹈：脚踏，文中是走上，奔赴之意。
庶人之在官者：指平民在官府服役供职者。行阵：军队之行列和阵式。节：严格的规律。役民之司盗者：从民间抽调来负责捕捉盗贼的人。郡府：指郡府的所在地。都试：汉制，每年秋天，集军士于都城，考试武艺。以军法从事：按军法办事，即按正规军队的训练办法来要求。挠以军法：以军法扰乱百姓。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将要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作战。
屯聚：集中驻扎。陵压：欺压。陵：同“凌”邀其上：要挟他们的上级。邀：同“要”，要挟。折其骄气：使其骄纵之气受到挫伤。际：间，界限。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积贫积弱。到了宋仁宗嘉祐时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突出。内部农民起义连连不断，外部有西夏、辽的威胁，可是当时全国上下却是一片歌舞升平、习于安逸的景象。作者对此忧心忡忡，于公元1061年（嘉祐六年）借参加制科考试的机会，写下了这篇政论文章。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王不知危，能逸王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论姓和王公贵经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王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经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王不知危，能逸王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经民，提高了经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王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王经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王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经民安于太平之乐王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经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经，养尊处优，反王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经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经由于“畏之太甚王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王不伤。”比喻讲层，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王经民“骄惰脆弱，如妇经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王股栗”，王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经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论万计，但“奉之者有限，王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经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层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王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王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论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王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蓬莱宫，即唐大明宫。唐代宫城位于长安东北，而大明宫又位于宫城东北。兴庆宫在宫城东南角。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从大明宫经兴庆宫，一直到城东南的风景区曲江，筑阁道相通。帝王后妃，可由阁道直达曲江。王维的这首七律，就是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在雨中春望赋诗的一首和作。所谓“应制”，指应皇帝之命而作。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诗一开头就写出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首句写渭水曲折地流经秦地，次句指渭水边的黄山，盘旋在汉代黄山宫脚下。渭水、黄山和秦塞、汉宫，作为长安的陪衬和背景出现，不仅显得开阔，而且因为有“秦”、“汉”这样的词语，还增强了时空感。诗人驰骋笔力，描绘出这样广阔的大背景之后，才回笔写春望中的人：“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因为阁道架设在空中，所以阁道上的皇帝车驾，也就高出了宫门柳树之上。诗人是回看宫苑和长安。这里用一个“花”字渲杂繁盛气氛，“花”和“柳”又点出了春天。“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然是回看中的景象。经过三四两句回旋，到这里再出现，就更给人一种高峰突起的感觉。云雾低回缭绕，盘亘在广阔的长安城上，云翠中托出一对高耸的凤阙，像要凌空飞起；在茫茫的春雨中，万家攒聚，无数株春树，在雨水的沐浴中，更加显得生机勃发。这是一幅带着立体感的春雨长安图。由于云遮雾绕，其他的建筑，在视野内变得模糊了，只有凤阙更显得突出，更具有飞动感；由于春雨，满城在由雨帘构成的背景下，春树、人家和宫阙，相互映衬，更显出帝城的阔大、壮观和昌盛。这两句不仅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也表明了这个春天风调雨顺，为过渡到下文作了铺垫。“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古代按季节规定关于农事的政令叫时令。这句的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把皇帝的春游，夸饰成顺天道之举。
古代应制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词。王维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歌的艺术性很高，王维善于抓住眼前的实际景物进行渲染。比如用春天作为背景，让帝城自然地染上一层春色；用雨中云雾缭绕来表现氤氲祥瑞的气氛，这些都显得真切而自然。这是因为王维兼有诗人和画家之长，在选取、再现帝城长安景物的时候，构图上既显得阔大美好，又足以传达处于兴盛时期帝都长安的风貌。
这首词一开始即借“莺莺燕燕”字面称意中人，从称呼中流露出一种卿卿我我的缠绵情意。这里还有第二重含义，即比喻其人体态“轻盈”如燕，声音“娇软”如莺。可谓善于化用。这“燕燕轻盈，莺莺娇软”乃是词人梦中所见的情境。《列子》载黄帝曾梦游华青氏之国，故词写好梦云“分明又向华胥见”。夜有所梦，乃是日有所思的缘故。以下又通过梦中情人的自述，体贴对方的相思之情。她含情脉脉道：在这迢迢向夜中，“薄情”人（此为呢称）啊，你又怎能尽知我相思的深重呢？言下大有“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的意味。
过片写别后睹物思人，旧情难忘。“别后书辞”，是指情人寄来的书信，捡阅犹新；“别时针线”，是指情人为自己所做衣眼，尚著在体。二句虽仅写出物件，而不直接言情，然皆情至之语。紧接着承上片梦见事，进一层写伊人之情。“离魂暗逐郎行远”，“郎行”即“郎边”，当时熟语，说她甚至连魂魄也脱离躯体，追逐词人来到远方。末二句写作者梦醒后深情想象情人魂魄归去的情景：在一片明月光下，淮南千山是如此清冷，她就这样独自归去无人照管。一种借玉怜香之情，一种深切的负疚之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
这首词紧扣感梦之主题，以梦见情人开端，又以情人梦魂归去收尾，意境极浑成。词的后半部分，尤见幽绝奇绝。在构思上借鉴了唐传奇《离魂记》，记中倩娘居然能以出窍之灵魂追逐所爱者远游，着想奇妙。在意境与措语上，则又融合了杜诗《梦李白》“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咏怀古迹》“画图省识向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句意。妙在自然浑融，不著痕迹。
上片连用“霏霏”叠字，强调风雨如晦，气候极其恶劣。一团团的残雪无情地堆积到梅花枝上，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虽然明知冬天不会太久了，残冬一过，春天就要来临。但眼前这种烟雨、雪压霜欺的景象，直叫人怀疑春天还会有么？不言而喻，这恶劣的自然气候正是暗喻吴淑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是蒙受种种冤屈的弱女子所感受到的黑暗社会对她的重压。她从心底发出“春从何处回”的呼喊，渴望春天快快降临，渴望洗刷蒙受的不白之冤。
下片憧憬获得自由后的美好情景：那时冰雪消融了，一簇簇，一朵朵的梅花从睡梦中醒来，绽开了绯红的醉眼。月亮出来了，梅枝在月光下疏影横斜，暗香浮动，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境界呵！然而，这种境界并不存在，现实仍然是昏暗冷酷，所以“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是以设问句提出的，这就与上片设问承接起来，并更进一步强烈地表达了渴望自由的心情。最后以“从教塞管催”作结，意思是：既然无情雪堆积在梅枝上，梅花无法展现她的美丽，就任笛曲吹吧！吹得梅花纷纷飘落也毫不怜惜（古有《落梅花》笛曲。）李白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孙舣《落梅词》：“一声羌管吹鸣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既然一切诬告不实之词象脏水一样往我身上泼来，我的冰清玉洁被玷污了，形象被歪曲了，就让脏水继续泼吧，直至我窒息、消亡！这是出自愤愤不平的呼喊。
这是一首优美动人的小词，正象婷婷玉梅那样，天然、淡雅，给人以冰清玉洁之感，而又风流蕴藉，情致缠绵。也象羌笛声那样，哀怨、悠扬，余音娟，不绝如缕。构思极巧，是咏雪？还是咏梅？亦此亦彼，浑然莫辨。出自步性的锦心绣口，倍觉细腻、灵巧。笔笔写景同时又曲曲传情，化实为虚，终不许一语道破。作者的真实感情隐藏在霏霏烟雾、纷纷雪片背后，让读者去玩味。小词的语言也清新而纯净，声调和美。即如开头三句；叠字“霏霏”，又复沓一次， “雪”宇也以“顶针”的形式重叠，造成轻快的节奏，如同小儿女的窃窃私语，又如哺晡梦呓，与词的内容十分协调。 “堆"字下得新颖而贴切，形象感强，完全是从口语中提炼出，绝无文人笔下的书卷气。这种天籁之趣，十分难得。
此诗似乎是《孟冬寒气至》的姊妹篇。它以奇妙的思致，抒写了一位思妇的意外喜悦和痴情的浮想。
这喜悦是与远方客人的突然造访同时降临的：客人风尘仆仆，送来了“一端”（二丈）织有文彩的素缎（“绮”），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女主人公，这是她夫君特意从远方托他捎来的。女主人公不禁又惊又喜，喃喃而语曰：“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一端文彩之绮，本来也算不得怎样珍贵；但它从“万里”之外的夫君处捎来，便带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丝丝缕缕，包含着夫君对她的无限关切和惦念之情。女主人公不能不睹物而惊、随即喜色浮漾。如果将此四句，与前一首诗《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的“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对照着读，人们将会感受到，其中似还含有更深一层意蕴：前诗是诉说着“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的凄苦，一封“书札”而竟怀袖“三岁”，可知这“万里”相隔不仅日久天长，而且绝少有音讯往还。这对家中的妻子来说，是非常痛苦难挨的事。在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则会有被遗弃的疑惧，时时袭上女主人公心头。而今竟意外地得到夫君的赠绮，那“千思万想而不得一音”的疑惧便烟消云散。那么，伴随女主人公的惊喜而来的，还有那压抑长久的凄苦和哀伤的翻涌。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对“故人心尚尔”一句的评价，正体味到了诗行之间所传达的这种悲喜交集之感。
适应着这一情感表现特点，此诗开篇也一改《古诗十九首解》常从写景入手的惯例，而采用了突兀而起、直叙其事的方式。恐怕正是为了造成一种绝望中的“意外”之境，便于更强烈地展示女主人色那交织着凄苦、哀伤、惊喜，慰藉的“感切”之情——这就是开篇的妙处。
自“文彩双鸳鸯”以下，诗情又有奇妙的变化：当女主人公把绮缎展开一瞧，又意外地发同，上面还织有文彩的鸳鸯双栖之形。鸳鸯双栖，历来是伉俪相偕的美好象征（如《孔雀东南飞》之结尾就是一例）。夫君之特意选择彩织鸳鸯之绮送她，正是倾诉着愿与妻子百年相守的热烈情意。女主人公睹绮思夫，不禁触发起联翩的浮想：倘若将它裁作被面，则可以做条温暖的“合欢被”，再“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非常地惬人心意。“著”有“充实”之意，“缘”指被之边饰。床被内须充实以丝绵，被缘边要以丝缕缀结，这是制被的常识。但在痴情的女主人公心中，这些平凡的事物，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丝绵”使她联想到男女相思的绵长无尽；“缘结”暗示她夫妻之情永结难解。这两句以谐音双关之语，把女主人公浮想中的痴情，传达得既巧妙又动人。制成了“合欢被”，夫君回来就可以和她同享夫妇之乐了。那永不分离的情景，激得女主人公喜气洋洋，不禁又脱口咏出了“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奇句。“丝绵”再长，终究有穷尽之时；“缘结”不解，终究有松散之日。这世上惟有“胶”之与“漆”，粘合固结，再难分离。女主人公说：就让我与夫君像胶、漆一样投合、固结吧，看谁还能将我们分隔！这就是诗之结句所的奇思、奇情。前人称赞此结句“语益浅而情益深”。女主人公的痴情，正有如此深沉和美好。
初读起来，《客从远方来》所表现的，就是上述的喜悦和一片痴情。全诗的色彩很明朗；特别是“文彩双鸳鸯”以下，更是奇思、奇语，把诗情推向了如火似锦的境界。但读者应注意到：当女主人公欢喜地念叨着“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时候，她恰恰正陷于与夫君“万里”相隔的“别离”之中。以此反观全诗，则它所描述的一切，其实都不过是女主人公的幻想或虚境罢了。根本不曾有远客之“来”，也不曾有彩“绮”之赠。倘若真能与夫君“合欢”，她就不必要在被中“著”以长相之思、缘以不解之结了。此诗所描述的意外喜悦，实蕴含着夫妇别离的不尽凄楚；痴情的奇思，正伴随着苦苦相思的无声咽泣。钟嵘《诗品》称《古诗十九首》“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这首诗正以温丽的“遗绮”之喜，抒写了悲远的“别离”之哀，“正笔反用”，就愈加“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