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达祖工于描摹景物,以咏物词见长。这首咏春雨的《绮罗香》构思巧妙,摹写生动,情致深婉,也是他的咏物佳作之一。
南宋后期,词坛上的咏物词,存在两种不同的写作倾向。一种是:并不对所咏之物进行细致、逼真的描摩,有时甚至根本不对“物”的形貌加以刻画,而是竭力写出所咏之物的“品格”,借物的“品格”来表现作者的人格、精神。比如姜夔的《卜算子》:“月上海云沉,鸥去吴波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此词系咏梅花,但对梅的色香、形貌,词人全然没有着笔,而是以明月、海鸥、竹等高洁之物作为背景,侧面衬托西泠的一棵梅树,暗示此梅之“孤”与“洁”,从而表达出作者的性情人格。这种遗去形貌、专取品格的写作倾向,虽有助于深化作品的意蕴,但由于其艺术表现的中心是物的品格,而非具体的形貌,因此难以给读者具体、鲜明、生动的感受。王国维说读这类作品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道着了这类作品的弱点。
咏物词写作的另一种倾向,重物象形貌的刻画,在力求形似的同时兼求神似。通过对所咏之物细腻、准确的描绘,努力造成一种逼真、生动的画面,并由此传达作者的情感。史达祖此词即是如此。
上片一下笔,词人就创设了一种烟雨迷离昏沉的境界。濛濛春雨,带来寒意,使性喜温暖的花儿受到摧残,凄迷的雾气笼罩柳树,天空昏沉黯淡,一片暮色,仿佛是春雨偷偷促使而成。“做冷欺花”,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将烟困柳”,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偷催春暮”,更是巧妙地调动了人们的听觉器官,使人如闻春雨那沙沙的步履声。起笔三句,不同凡响,摄住了春雨之魂,使纸面上的绵绵春雨,变成可感可触、可见可闻的对象。
接下来的“尽日”两句,进一步描写春雨的特有面貌。上句是说春雨极细极密,一片迷糊,满布空间,着重刻画的是春雨的静态;下句说春雨忽起忽止,下下停停,总下个没完,重点表现的是雨的动态。动静结合,使春雨形象更为鲜明、具体地呈现读者面前。同时,又用一“愁”字,点染气氛,奠定了全词的感情基调。
以上五句,作者紧扣春雨特征加以摹写已到尽态极妍的地步。进一步刻画,已难措笔,所以作者笔锋一转,写了燕子、蝴蝶的行动。春雨沾湿蝶翅,影响它展翅飞行,故云蝶惊。春雨润湿泥土,便于燕子衔泥筑巢,故云燕喜。迷漾灰黯的春雨图经紫燕素蝶点缀,色彩有所改观,呈现一种凄丽的境界。燕、蝶的作用不仅侧面衬托春雨,扩大了词境,而且,蝶惊燕喜的气氛还反衬出作者寂寞黯然的心境。
“最妨它”两句,写春雨对自己约会的影响。“佳约风流”,指男女约会。钿车,以金为饰的华丽车子。杜陵,在长安附近,汉宣帝陵墓所在地,附近多富贵人家,这里借指与情人约会之地。春雨连绵,道路泥泞,心爱之人所乘之钿车受阻,约会之事也就成为泡影了。
这两句因咏物而融入闺情。“佳约”的一方,或是作者自己。雨妨佳约,钿车难至,怀人不见,愁情可知。这两句,遥应前面“愁”字。作者融一片愁情于雨景之中,借春雨冥迷暗淡之境现作者怀人不见之情,情景两者融洽无间,堪称绝妙。
下片,作者继续把咏雨和抒情结合一起。上片重在描写春雨而兼寓愁绪,下片则主要抒发怀人之情而仍关合雨意。
前三句写天色渐晚,潮随雨涨,江水汹涌,作者站在江边,极目远望,但见烟波迷茫,渺无边际,官方所设之渡口(官渡)隐没于烟雨之中,难以寻觅。“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化用唐朝韦应物七绝名作《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两句诗而自成意境。韦诗通过雨天潮急,野渡无人,小舟自横的景色描写,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闲情逸趣。史词则承“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两句,更进一步、更深一层表现了他的愁绪:陆路不通,则觅水道,官渡亦不见,则其愁转浓,可以想见。写来曲折细致、笔法多变。官渡既不见,映入眼中的,只是远处隐隐约约的几座山峰。 “和泪谢娘眉妩”一句,妙笔突起。谢娘本是唐时歌妓,这里借指作者所思念的女子。眉妩,指女子眉毛妩媚。此句写物拟人,含蕴极深。其一,生动地写出了烟雨迷漾之中的山峰形态;其二,将远山比作谢娘(自己之情人),可见作者因“雨妨佳约”,心头情丝缭绕,排遣不去。其三,写谢娘含泪,又是作者悬想对方因思念自己而伤心落泪,这种由“对面入笔”的写法,更翻进一层显示出作者相思之深切。这与李商隐“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的诗句及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诗句写法机杼略同而层折更多、更深,的确是极为难得的佳句。
春雨绵绵,怀人不见,伤如之何?“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两句承上进一步写词人之愁。春雨磁润,新绿遍生,花儿却受到摧残,脱离枝叶,带着愁意,随着流水飘向远处。言下之意,春雨隔人,除了相思,别无他法。犹如春雨摧残下的花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带将愁去”。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其愁思之深长,读来真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感。
最后两句以回想从前之事作结,依然不离雨景。“记当日门掩梨花”,化用李重元《忆王孙》词:“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剪灯深夜语”,则脱胎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对”诗句。两句回忆往事:也是这样的春日,雨打梨花,院门深闭,自己和心爱的女子欢聚一起,剪着灯花促膝夜语。史词两句的意境,却是作者已经经历过的,是回忆的产物。作者化用前人诗词,灵活通脱,不仅不离咏雨及思人的本旨,而且还借此更为真切地反映了自己的心情。李商隐之诗本系悬想,是想象将来欢聚,而史达祖却用以忆昔,伤叹欢聚长叙已成往事,眼前他只是孤身一人,怅对沉沉大江,绵绵春雨。经过如此组合化用,形成新的境界,和全词所要传达的情绪契合无间,浑然一体。这样用事,达到古人所谓“浑化无迹”的地步。
综观全词,构思措辞都很工巧,没有一字说出“雨”字,却句句不离春雨。同时,全词发抒愁情,写得婉转层折,情致深厚。张炎认为此词好在; “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词以极其凄婉的笔触,抒写了作者的垂暮之感和政治失意的感伤。全词上片伤春,下片写人,词中“芳草”“泪眼”“鸾镜”“朱颜”等意象无不充满绝望后的浓重感伤色彩,反映出宋初纤丽词风的艺术特色。
此词写得“词极凄婉”,处处流露出一种垂暮之感。
词在上片前两句写景,意思只是说,城头上莺语唧唧,风光无限;城脚下烟波浩淼,春水拍岸,是一派春景。作者在这里是借景抒情,而不是因景生情,因此用粗线条勾勒春景,对于后面的遣怀抒情反而有好处,因为它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喧宾夺主在毛病。
另外,作者对景物描写这样处理,仍有一番匠心在。首先,这两句是从城上和城下两处着墨描绘春景,这就给人以动的感觉。其次,又斟酌字句,使两句中的听觉与视觉形成对比,看的是风光、烟波之类,显得抽象朦胧;听的是莺语、涛声,显得具体真切。这样的描写,正能体现出作者此时此刻的心情:并非着意赏春,而是一片春声在侵扰着他,使他无计避春,从而更触发了满怀愁绪。况周颐在《惠风词话》中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词过经意,其蔽也斧琢;过不经意,其蔽也褦襶。不经意而经意,易;经意而不经意,难。”钱惟演的这两句正是进入了“经意而不经意”的境界。
下面两句开始抒情,绿杨芳草年年生发,而我则已是眼泪流尽,愁肠先断,愁惨之气溢于言表。用芳草来比喻忧愁的词作很多,如“芳草年年与恨长”(冯延巳《南乡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这些句子都比钱惟演的来得深婉,但同时又都没有他来得凄婉。从表现手法上讲,用绿杨芳草来渲染泪眼愁肠,也就达到了情景相生的效果。这两句是由上面两句对春色的描写直接引发的,由景入情,并且突作“变徵之声”,把词推向高潮,中间的过渡是很自然的。
下面的前两句仍是抒情,这比上片更为细腻,“情怀渐觉成衰晚”,并不是虚写,而是有着充实的内容。钱惟演宦海沉浮几十年,能够“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见欧阳修《归田录》),靠的就是刘太后,因此,刘太后的死,对钱惟演确实是致命的一击。一贬汉东,永无出头之日,这对于一生“雅意柄用”的钱惟演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当时的情怀可想而知。“鸾镜朱颜惊暗换”,亦徐干《室思》诗“郁结令人老”之意,承上句而来。人不能自见其面,说是镜里面而始惊,亦颇入情。这两句从精神与形体两方面来感叹老之已至,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之情。
最后两句是全词的精粹,收得极有分量,使整首词境界全出。用酒浇愁是一个用滥了的主题,但这是运用得却颇出新意,原因正在于作者捕捉到对“芳尊”态度的前后变化,形成强烈对照,写得直率。以全篇结构来看,这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使得整首词由景入情,由粗及细,层层推进,最后“点睛”,形成所谓“警策句”,使整首词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境。
有人曾经把这两句同宋祁的“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加以比较,认为宋祁的两句更为委婉(见杨慎《诗品》)。这固然有些道理,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两首词所表达的意境是不相同的。宋祁是着意在赏春,尽管也流露出一点“人生易老”的感伤情绪。但整首词的基调还是明快的。而钱惟演则是在因春伤情,整首词所抒发的是一个政治失意者的绝望心情。从这点说,两者各得其妙。其实,词写得委婉也好,直露也好,关键在于一个“真”字。“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蕙风词话》卷一)这是极有见地的议论。
这首遣怀之作,在遣词造句上却未脱尽粉气,芳草、泪眼、鸾镜、朱颜等等,颇有几分像“妇人之语”实际上它只是抒写作者的政治失意的感伤而已,反映出宋初纤丽词风一般特征。
中国传统诗歌源远流长,但以叙事为主的史诗却一向不发达,因此《诗经》中为数不多的几篇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便受到今人的充分关注。《大雅·生民》就是这样的作品。
此诗带有浓重的传说成分,而对农业生产的详细描写,也反映出当时农业已同畜牧业分离而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事实。
诗共八章,每章或十句或八句,按十字句章与八字句章前后交替的方式构成全篇,除首尾两章外,各章皆以“诞”字领起,格式严谨。从表现手法上看,它纯用赋法,不假比兴,叙述生动详明,纪实性很强。然而从它的内容看,尽管后面几章写后稷从事农业生产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却仍不能脱去前面几章写后稷的身世所显出的神奇荒幻气氛,这无形中也使其艺术魅力大大增强。
诗的第一章写姜嫄神奇的受孕。这章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履帝武敏歆”,对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历来是笺注《诗经》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毛传把这句话纳入古代的高禖(古代帝王为求子所祀的禖神)祭祀仪式中去解释,云:“后稷之母(姜嫄)配高辛氏帝(帝喾)焉。……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dú),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就是说高辛氏之帝率领其妃姜嫄向生殖之神高禖祈子,姜嫄踏着高辛氏的足印,亦步亦趋,施行了一道传统仪式,便感觉怀了孕,求子而得子。唐代孔颖达的疏也执此说。但汉代郑玄的笺与毛传之说不同,他主张姜嫄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怀孕生子的。云:“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这样的解释表明君王的神圣裔传来自天帝,是一个神话。然在后世,郑玄的解释遭到了王充、洪迈、王夫之等人的否定。现代学者闻一多对这一问题写有《姜嫄履大人迹考》专文,认为这则神话反映的事实真相,“只是耕时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他采纳了毛传关于高禖仪式的说法,并对之作了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上云禋祀,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歆’,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喜也。‘攸介攸止’,‘介’,林义光读为‘愒(qí)’,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闭之处,因而有孕也。”闻一多的见解是可取的。还有两点:一、足迹无非是种象征,因此像王夫之等人那样力图在虚幻和事实之间架桥似乎是徒劳的。二、象征的意义是通过仪式的摹仿来完成的,舞蹈之类都是摹仿仪式,而语言本身也可以完成象征的意义,如最初起源于祭仪的颂诗;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表现能力的扩张,神话才超越了现实,诗歌乃具有神奇的魅力。
诗的第二章、第三章写后稷的诞生与屡弃不死的灵异。后稷名弃,据《史记·周本纪》的解释,正是因为他在婴幼时曾屡遭遗弃,才得此名。此篇对他三次遭弃又三次获救的经过情形叙述十分细致。第一次,后稷被扔在小巷里,结果是牛羊跑来用乳汁喂养了他。第二次,后稷被扔进了大树林,结果正巧有樵夫来砍柴,将他救出。第三次后稷被扔在了寒冰之上,结果天上飞来只大鸟,用温暖的羽翼覆盖他温暖他。初生的婴儿经历了如此大的磨难,终于哇哇哭出了声,声音洪亮有力,回荡在整条大路上,预示着他将来会创造辉煌的业绩。那么,对于后稷遭弃这一弃子之谜,历代经史学家有许多解释。贱弃说在鲁诗中就已产生,刘向《列女传》和郑玄笺都执此说。另一较早的说法是遗腹说,首先由马融提出。此后,苏洵持难产说,朱熹持易生说,王夫之持避乱说,臧琳持早产说,胡承珙持速孕说。另外又有晚生说、怪胎说、不哭说、假死说、阴谋说等等。近世学者则多从民俗学角度出发,各倡轻男说、杀长说、宜弟说、触忌说、犯禁说等。英雄幼时蒙难是世界性的传说故事母题,一连串的被弃与获救实际上是仪式性的行为。古代各民族中常有通过弃置而对初生婴儿体质作考验或磨练的习俗,这种做法名为“暴露法”(Infantexposure),弃子传说则是这种习俗遗迹的反映,弃子神话正是为了说明一个民族的建国始祖的神圣性而创造的,诞生是担负神圣使命的英雄(具有神性)最初所必经的通过仪式,他必须在生命开始时便接受这一考验。而所有的弃子神话传说都有这么一个原型模式:一、婴幼期被遗弃;二、被援救并成长为杰出人物;三、被弃和获救都有神奇灵异性。此诗第三章中的弃子故事,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章除了叙事神奇外,笔法也可圈可点,对此前人也有所会心,孙鑛说:“不说人收,却只说鸟去,固蕴藉有致。”俞樾说:“初不言其弃之由,而卒曰‘后稷呱矣’,盖设其文于前,而著其义于后,此正古人文字之奇。”(均见陈子展《诗经直解》引)
诗的第四至第六章写后稷有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特殊禀赋,他自幼就表现出这种超卓不凡的才能,他因有功于农业而受封于邰,他种的农作物品种多、产量高、质量好,丰收之后便创立祀典。这几章包含了丰富的上古农业生产史料,其中讲到的农作物有荏菽、麻、麦子、瓜、秬、秠、麇、芑等。对植物生长周期的观察也很细致,发芽、出苗、抽穗、结实,一一都有描述。而对除杂草和播良种的重视,尤其引人注意。这说明汉民族已经开始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甲骨文中,“周”字写作“田(四格中各有一点)”,田是田地,四点像田中密植的农作物,可见汉民族的命名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据史载,弃因善于经营农业,被帝尧举为农师,帝舜时他又被封到邰地。弃号后稷,后是君王的意思,稷则是一种著名的农作物名。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并称作为国家的象征,这一切都表明汉民族与稷这种农作物的紧密联系。那么对于稷具体究竟是哪一种谷物的问题,唐宋人多以为稷即穄,是黍的一种,清代经学家、小学家则普遍认为就是高粱,这几乎已成定论。今人又有新说,认为它是禾的别名,也就是粟,去种皮则称小米。这几章修辞手法的多样化,使本来容易显得枯燥乏味的内容也变得跌宕有致,不流于率易。修辞格有叠字、排比等,以高密度的使用率见其特色,尤以“实……实……”格式的五句连用,最富表现力。
诗的最后两章,承第五章末句“以归肇祀”而来,写后稷祭祀天神,祈求上天永远赐福,而上天感念其德行业绩,不断保佑他并将福泽延及到他的子子孙孙。诗中所述的祭祀场面很值得注意,它着重描写粮食祭品而没有提到酒(虽然也是用粮食制成),这大约也表明后稷所处的尧舜时代酒还没有发明吧。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则中国酒的发明在夏代,此诗的叙述当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而烧香蒿和动物油脂这一细节,恐怕也是后稷所创祀典的特殊之处。“上帝居歆”云云,则反映出当时可能有人扮的神尸来享用祭品,可供研究上古礼制参考。全诗末尾的感叹之词,是称道后稷开创祭祀之仪得使天帝永远佑护汉民族,正因后稷创业成功才使他有丰硕的成果可以作为祭享的供品,一结赞颂的对象仍落实在后稷身上,而他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据晚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述,刘采春是中唐时的一位女伶,擅长演唐代流行的参军戏。元稹曾有一首《赠刘采春》诗,赞美她“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选词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就是《啰唝曲》。方以智《通雅》卷二十九《乐曲》云:“啰唝犹来罗。”“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据说,“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可见当时此曲歌唱和流行的情况。
《全唐诗》录《啰唝曲六首》,以刘采春为作者。此曲在佳作如林的唐代诗坛上赢得了诗评家的推重。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钞》中说:“司空曙之‘知有前期在’、金昌绪之‘打起黄莺儿’……刘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盖嘉运所进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真烂漫,或寄意深微,虽使王维、李白为之,未能远过。”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更称此曲为“天下之奇作”。这类当时民间流行的小唱,在文人诗篇之外,确实另有风貌,一帜别树,以浓厚的民间气息,给人以新奇之感。其写作特色是:直叙其事,直表其意,直抒其情,在语言上脱口而出,不事雕琢,在手法上纯用白描,全无烘托,而自饶姿韵,风味可掬,有司空图《诗品》所说的“不取诸邻”、“着手成春”之妙。“那年离别日”是这组诗的第四首。
这首诗写夫婿逐利而去,行踪无定。张潮有首《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所写情事,与这首诗所写有相似之处。“朝朝江口望”,一心望夫婿归来,而不料愈行愈远。这正是望而终于失望的原因,正是每次盼到船来以为是夫婿的归船、却总是空欢喜一场的原因。正如李鍈在《诗法易简录》中所分析:“桐庐已无归期。今在广州,去家益远,归期益无日矣。只淡淡叙事,而深情无尽。”长期分离,已经够痛苦了;加上归期难卜,就更痛苦;再加以行踪无定,愈行愈远,是痛苦上又加痛苦。在这情况下,诗中人只有空闺长守,一任流年似水,青春空负,因而接着在下一首诗中不禁发出“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的近乎绝望的悲叹了。
随着唐代商业的发达,嫁作商人妇的少女越来越多,因而有《啰唝曲》之类的作品出现,而闺妇、行人之所以听到此曲“莫不涟泣”,正因为它写的是一个有社会意义的题材,写出了商人家庭的矛盾和苦闷。
生查子,词牌名。秋社,在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约在八月下旬,以祭祀土神。
上片“当楼”四句,老妇登楼远眺忆旧。言一位老妇人登楼远眺,月儿半缺照亮远处的秋社,忆起那里曾是她过去购买过菱花镜的地方。如今因为年老色衰,不再去也不想去秋社赶集市、凑热闹了,所以她只有伫立楼上倚栏眺望,并回想过去,随后背转身任由月光照着这愁苦的身影,任凭白发在秋风中飘飞。
下片“神前”四句,梦中忆少女情景。言妇人睡后入梦仿佛又回到青年时代。有一天曾与爱人在秋社的土地神前供祀祭品——鸡酒,并对神盟誓,希望双双能白首偕老。然而梦境短促,一刹那已失去秋社中的桂花香、欢歌声,这好比是画梁上燕去泥落窠成空一般,青春欢会无期,两人别离难聚。所谓的白首偕老只不过是“梦想”中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