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劈头三句,即作当头棒喝,揭露了宋室南渡后统治阶级在西子湖上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西湖面积并不小,作者为什么说只是“一勺”呢。或以为这是作者登高俯瞰时的一种视觉,其实不然。西湖代指临安,临安又隐寓东南半壁。南宋统治者耽乐于狭小的河山范围之内,全然将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置之度外,作者有愤于此,故云“一勺”,亦犹昔人讽刺蜗角触蛮,井底之蛙,眼界狭窄,心志低下,明眼人不难看出选择这两个字中所寓托的讥讽愤激之意,接以“渡江来”两句,作者的用心更觉显豁。“回首”两句,由眼前所见遥想早已沦亡的中原故土。“洛阳”,借指北宋故都汴京,亦借以泛指中原。宋徽宗曾派人到南方大肆搜括民间花石,在汴京造艮岳,这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北宋已矣,花石尽矣,如今只剩下了渺渺荒烟,离离禾黍。历史的教训是如此惨痛,然而如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连在新亭哀叹河山变色而一洒忧国忧时之泪的人也找不到了。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说:“过江诸人(指晋室南迁后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三国吴时所建,在今南京市南),藉卉(坐在草地上)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就是用的这个事典。“更不复、新亭堕泪”,语极沉郁。东晋士人南渡后,周侯等人尚因西晋灭亡,山河破碎而流泪,现在就是这样的人也没有,他们只知一味“簇乐红妆摇画舫”,携带着艳妆的歌妓,荡漾着华丽的游船,纵情声色于水光山色之中,还有谁人能像晋代的祖逖一样,击楫中流,誓图恢复呢。“千古恨,几时洗?”故意用诘问语气出之,其实则是断言当权者如此耽于佚乐,堪称千古恨事的靖康国耻便永无洗雪之日了。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几于目眦尽裂。
换头三句转写自己和其他人才不被重用的愤懑之情,既与上片歌舞酣醉,不管兴亡、毫无心肝的官僚士大夫作鲜明的对比,又同上片“问中流、击楫何人是”一句相呼应。“余生”句用《后汉书·范滂传》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作者在这里自比范滂。“更有谁”两句,用姜子牙、傅说两人的事典。相传姜子牙隐居磻溪(今陕西宝鸡东南)垂钓,周文王发现他是人材,便用为辅佐之臣,后终于佐武王消灭了商朝。相传傅说在傅岩(今山西平陆)筑墙,殷高宗用为大臣,天下大治。姜、傅两人,在这里代表当代“未遇”、“未起”的人材。三句意为当今人材多的是,问题在于统治者没有发现、没有起用而已。国势危殆,人材不用,统治阶层凭借什么来抵御强大的元蒙军队。“国事”两句,自问又复自答:只是倚仗“衣带一江”罢了。朝廷不依靠人材,徒然凭借长江天险,甚至还可笑地说是“江神堪恃”。这里再一次对当权者进行了无情的冷嘲热讽。朝廷重臣颟顸昏聩,像北宋初期“梅妻鹤子”、隐居孤山的林逋那样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们又如何。“但掉头、笑指梅花蕊!”问他们救亡之事,他们却顾左右而笑道:“你看,梅花已经含苞待放了!”作者对这些人深表不满之意,与有澄清天下之志,有姜、傅之才具的爱国志士又是一个对比。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揭露、对比,最后逼出“天下事,可知矣”六字收束全篇,在极端悲愤之中,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浩叹,读之令人扼腕,使人发指。
作者在词中表达了对国事的深刻的危机感,揭示了南宋小朝廷岌岌可危的现状,批判、讽刺了酣歌醉舞的南宋执政者和逃避现实的士大夫。这些揭露和鞭笞,是通过近乎议论散文的笔法,一系列的设问、发问,以及纵、横两个方面的反复对比,一层递进一层、一环扣住一环地表现出来的。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司空曙和卢纶都在大历十才子之列,诗歌工力相匹,又是表兄弟。从这首诗,尤其是末联“平生自有分(情谊),况是蔡家亲(羊祜为蔡邕外孙,因称表亲为蔡家亲)”,可以看见他俩的亲密关系和真挚情谊;而且可以感受到作者生活境遇的悲凉。据《唐才子传》卷四载,司空曙“磊落有奇才”,但因为“性耿介,不干权要”,所以落得宦途坎坷,家境清寒。这首诗正是作者这种境遇的写照。
前四句描写静夜里的荒村,陋室内的贫士,寒雨中的黄叶,昏灯下的白发,通过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画面。这画面充满着辛酸和悲哀。后四句直揭诗题,写表弟卢纶来访见宿,在悲凉之中见到知心亲友,因而喜出望外。近人俞陛云《诗境浅说》说,这首诗“前半首写中处之悲,后言相逢之喜,反正相生,为律诗一格”。从章法上看,确是如此。前半首和后半首,一悲一喜,悲喜交感,总的倾向是统一于悲。后四句虽然写“喜”,却隐约透露出“悲”:“愧君相见频”中的一个“愧”字,就表现了悲凉的心情。因之,题中虽着“喜”字,背后却有“悲”的滋味。一正一反,互相生发,互相映衬,使所要表现的主旨更深化了,更突出了。这就是“反正相生”手法的艺术效果。
比兴兼用,也是这首诗重要的艺术手法。“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不是单纯的比喻,而是进一步利用作比的形象来烘托气氛,特别富有诗味,成了著名的警句。用树之落叶来比喻人之衰老,是颇为贴切的。树叶在秋风中飘落,和人的风烛残年正相类似,相似点在衰飒。这里,树作为环境中的景物,起了气氛烘托的作用,类似起兴。自从宋玉《九辩》提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落叶,常常被用以塑造悲的气氛,“黄叶树”自然也烘托了悲的情绪。比兴兼用,所以特别富有艺术感染力。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其实,三诗之妙,不只是善于状景物,而且还善于设喻。司空曙此诗颔联之所以“为优”,在于比韦应物、白居易诗多了雨景和昏灯这两层意思,虽然这两层并无“比”的作用,却大大加强了悲凉的气氛。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说:“‘雨中’‘灯下’虽与王摩诘相犯,而意境各自不同,正不为病。”王维《秋夜中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两句纯属白描,是赋体,并不兼比;不仅意境不同,手法亦自有别。马戴《灞上秋居》:“落叶他乡树,寒灯中夜人。”语虽近似司空曙,但手法也并不一样,这里只写灞上秋居漂泊异乡孤中寂寞的情景,不曾以树喻人,没有比的意思。司空曙“雨中”、“灯下”两句之妙,就在于运用了兴而兼比的艺术手法。
词的上片泛咏福州西湖。起句写其吟咏之苦。《墓志》谓其诗“钩章稽句,掐擢肠肾”,每个字都出以苦思。此处以东野自喻,言其吟咏西湖,字斟句酌,和孟东野一样刻苦。水仙桐在杭州西湖。“想钱塘”三句先把福州西湖幻化作杭州西湖,然后由杭州西湖联想到水仙祠,再由水仙祠联想到杭州之士在水仙祠前向风流处士,“一盏寒泉饯秋菊”的情景。“更忆”三句写福州西湖之小孤山。言其同江西彭泽县北长江岸边的小孤(姑)山一样,同负盛名。它沐浴在万顷碧波之中,浪士出,烟士藏,一色空濛,而它那“望断彭郎欲嫁”的神色,更令人难以描画。在这士,作者使用拟人手法,简直把小孤山似仙非仙,空濛灵秀的景色写绝了。“谁解”三句运用《子虚赋》和《上林赋》的有关材料和典故,并以司马相如自喻,言福州西湖,浩渺宏大,气吞云梦,要把它写出来,还要请《上林赋》那样的高手,才能把它王者之气写出来。在这士,作者使用了“想”、“忆”和“谁解”三个动词,把他对西湖人文景观、小孤山以及西湖气吞云梦的气势联系在一起来写,显得层次分明,而构思又极严密。
词的下片写作者对福州西湖的爱怜。这士有两个对比。一是家乡之思同西湖之爱的对比。“鸡豚”三句写作者的家乡之思。言如今带湖春涨,山水之乐无穷,家乡的亲友望其回乡,“鸡豚燕(宴)春秋”,以叙阔别之谊。接下去三句写其对福州西湖的爱。他爱福州西湖三万顷琉璃般的水面,他喜欢卧在水亭烟榭之中,面对玉塔,于深夜之中,欣赏湖水的微澜,以慰藉自己那颗受伤的心。在句首着以“爱”字,使之同乡思形成鲜明对比,从而突出了他对福州西湖的爱高于乡思之意。二是为西湖吟诗同处理公务的对比。唐代诗人孟郊,四十六岁登第后,被任为僳阳尉。在任不事曹务,常以作诗为乐,被罚半俸。作者虽没不事曹务,但他在结尾四句却说,他要写诗吟咏福州西湖,碰上了强劲敌手,要像谢灵运当年西堂思诗那样做一个获得“池塘生春草”之类名句的好梦,“雁鹜如云休报事”,以免惊扰我“觅句”的努力。这样写,既照应了开头,又使吟诗同理事形成鲜明对比,再次突现了他对西湖之爱高于其他之意。这样通过两层对比,便把他游西湖、咏西湖、爱西湖之意充分表达出来,圆满地表达出了本词所要吟咏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