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人中，欧阳炯和李珣都有若干首吟咏南方风物的《南乡子》词，在题材、风格方面都给以描写艳情为主的花间词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头两句写初入南中所见。桄榔树身很高大，所以作者一眼就能看到。蓼花虽非南国特有，但也以南方水乡泽国为多，所谓“红蓼花寒水国秋”可证。恍榔树叶深绿，故说“暗”。“枕榔叶暗萝花红”，一高一低，一绿一红，一是叶一是花，一岸上一水边，互相映衬，勾画出了南中特有的风光，并写出了它给予作者的第一个鲜明印象。
“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上两句所写的，还是静物，这里进一步可到人物的活动。红豆也为南中所恃有，岭南天热。微雨过后，业己成熟的红豆荚正待采摘。故有“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的描写。这两句将南中特有的物产和风习、人物活动揉合在一起，组成一幅典型的南中风情画，透出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
“树底纤纤抬素手。”采摘红豆的，多是妇女，所以远远望去，但见两岸。人家近旁的相思树下，时时隐现着红妆女一的倩丽身影和她们的纤纤皓腕。这是南中风物的写实。但这幅画图却因为有了这一笔，整个地灵动起来了，显现出了一种动人的风的。红豆又称相思子。王维的《相思》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流传众口的诗篇无形中赋予了这索手收红豆的日常劳动以一种动人遐想的诗意美。面对这幅鲜丽而富于温馨气息的画图，呼吸着南国雨后的清新空气，词人的身心都有些陶醉了。《南乡子》单调字数不到三十，格调比较轻快。结句的含蕴耐味显得格外重要。欧阳炯的这首就是既形象鲜明如画，又富于余思的。
《栩庄漫记》对欧阳炯的《南乡子》八首作了一个总评曰：“《南乡子》八首，多写炎方风物，不知其以何因缘而注意及此？炯蜀人，岂曾南游耶？然其词写物真切，朴而不俚，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而为写景纪俗之词，与李珣可谓笙罄同音者矣。”的确，在《花间集》中，这样朴质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是别具韵味的。
首句“西城杨柳弄春柔”貌似纯写景，实则有深意。因为这柳色，通常能使人联想到青春及青春易逝，又可以使人感春伤别。“弄春柔”的“柔”字，便有百种柔情，“弄”字则有故作撩拨之意。赋予无情景物以有情，寓拟人之法于无意中。“杨柳弄春柔”的结果，便是惹得人“动离忧，泪难收”。以下写因柳而有所感忆：“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这里暗示，这杨柳不是任何别的地方的杨柳，而是靠近水驿的长亭之柳，所以当年曾系归舟，曾有离别情事这地方发生。那时候，一对有情人，就踏过红色的板桥，眺望春草萋萋的原野，这儿话别。一切都记忆犹新，可是眼前呢，风景不殊，人儿已天各一方了。“水空流”三字表达的惆怅是深长的。
过片“韶华不为少年留”是因为少年既是风华正茂，又特别善感的缘故，所谓说“恨悠悠，几时休？”两句无形中又与前文的“泪难收”、“水空留”唱和了一次。“飞絮落花时节一登楼”说不登则已，“一登”就这杨花似雪的暮春时候，真正是“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比喻，它妙就妙一下子将从篇首开始逐渐写出的泪流、水流、恨流挽合做一江春水，滔滔不尽地向东奔去，使人沉浸感情的洪流中。这比喻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逐渐汇合，水到渠成的。
此词写柳，妙“弄春柔”一语，笔意入微，妥贴自然，把拟人手法于无意中出之，化无情之柳为多情之物；此词写愁，妙引而不发，语气微婉，最后由景触发一个巧妙的比喻：清泪、流水和离恨融汇成一股情感流，言尽而情不尽。
《山园小梅二首》是宋代诗人林逋创作的七言律诗组诗作品。这首组诗突出地写出梅花特有的姿态美和高洁的品性，以梅的品性比喻自己孤高幽逸的生活情趣。作者赋予梅花以人的品格，作者与梅花的关系达到了精神上的无间契合。
第一首诗开头先写梅花的品质不同凡花。颔联从姿态和向气上完美地表现出梅花的淡雅和娴静。颈联从霜禽、粉蝶对梅花的态度，侧面加强前一联描绘出来的梅花的美。最后说可以亲近梅花的，幸喜还有低吟诗句那样的清雅，而不须要酒宴歌舞这样的豪华。
第二首诗首联写梅花像是剪碎的丝织品，自然且画不出来。颔联写梅花享受春晚日落而受不住寒冷霜夜，表达出诗人对梅花的无比深情。颈联把“邻僧”和“俗客”对举，用以赞美梅花孤高绝俗的品性。尾联描写落下的梅花打着走在江南路上吟诗者的马鞍，以此作结，饶有情趣。
第一首诗一开端就突写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与赞颂之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它是在百花凋零的严冬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丽动人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了。一个“独”字、一个“尽”字，充分表现了梅花独特的生活环境、不同凡响的性格和那引人入胜的风韵。作者虽是咏梅，实则是他“弗趋荣利”、“趣向博远”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苏轼曾在《书林逋诗后》说；“先生可是绝伦人，神清骨冷无尘俗。”其诗正是作者人格的化身。
如果说首联是作者对梅花所发的感喟，那么颔联则是进入到对梅花具体形象的描绘：“疏影横斜水清浅，暗向浮动月黄昏。”这一联简直把梅花的气质风姿写尽绝了，它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尤其是“疏影”、“暗向”二词用得极好，它既写出了梅花不同于牡丹、芍药的独特形成；又写出了它异于桃李浓郁的独有芬芳。极真实地表现诗人在朦胧月色下对梅花清幽向气的感受，更何况是在黄昏月下的清澈水边漫步，那静谧的意境，疏淡的梅影，缕缕的清向，使之陶醉。这两句咏梅诗，在艺术上可说臻于极至，故一直为后人所称颂。陈与义说：“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和张矩臣水墨梅》）他认为林逋的咏梅诗已压倒了唐齐己《早梅》诗中的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辛弃疾在《念奴娇》中奉劝骚人墨客不要草草赋梅：“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可见林逋的咏梅诗对后世文人影响之大。
林逋这两句诗也并非是臆想出来的，他除了有生活实感外，还借鉴了前人的诗句。五代南唐江为有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向浮动月黄昏。”这两句既写竹，又写桂。不但未写出竹影的特点，且未道出桂花的清向。因无题，又没有完整的诗篇，未能构成了一个统一和谐的主题、意境，感触不到主人公的激情，故缺乏感人力量。而林逋只改了两字，将“竹”改成“疏”，将“桂”改成“暗”，这“点睛”之笔，使梅花形神活现，可见林逋点化诗句的才华。
作者写尽梅花姿质后，掉转笔头，从客观上着意泻染：“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霜禽，一作冬鸟，一作白鹤，白鸟。依据林逋“梅妻鹤子”的情趣，还是当“白鹤”解释为好。前句极写白鹤爱梅之甚，它还未来得及飞下来赏梅，就迫不及待地先偷看梅花几眼。“先偷眼”三字写得何等传神！作者对现实事物的观察又是何等细致！后句则变换手法，用设想之词，来写假托之物，意味深邃。而“合断魂”一词更是下得凄苦凝重，因爱梅而至销魂，这就把蝴蝶对梅的喜爱夸张到了顶端。通过颈联的拟人化手法，从而更进一步衬托出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之情和幽居之乐。联中那不为人经意的“霜”、“粉”二字，也实是经诗人精心择取，用来表现他高洁情操和淡远的趣味。
以上三联，作者是把梅当作主体，诗人的感情是通过议论、叙述、拟人等手法隐曲地体现在咏梅之中。至尾联主体的梅花转化为客体，成为被欣赏的对象。而作者则从客体变为主体，他的感情由隐至显，从借物抒怀变为直抒胸臆：“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在赏梅中低声吟诗，使幽居生活平添几分雅兴，在恬静的山林里自得其乐，真是别具风情，根本不须音乐、饮宴那些热闹的俗情来凑趣。这就把诗人的理想、情操、趣味全盘托出，使咏物与抒情达到水乳交融的进步。
第二首诗开头两句是说梅花像是剪碎了的丝织品，上面涂了油酥，正反面有深有浅，多么自然，画是画不出来的。这里用精细轻薄的丝织品绢和油酥制品来比喻悔花的滋润柔美，十分传神。这在宋代诗词作品中一不乏其例，如苏轼《腊梅》诗中就有“天工点酥作梅花”的句子。“向背”、“稀稠”描绘了在白天丽日高照下的梅花风姿。接下去说梅花在整个白天直到日薄西山这段时间里，可以尽情地享受春天的温暖，但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在严霜的侵袭下，梅花可能要受不了吧。梅花本来是以其经霜耐寒的品格受到人们称赞的，“霜深应怯”的顾虑似乎大可不必，但正是这不必要顾虑的顾虑，才能表达出诗人对梅花的无比深情。
五、六两句是赞美梅花孤高绝俗的品性：清新鲜艳的梅花只能让隔壁的僧人爱惜，尽管它被冷落，但还是不愿让城里的人来观赏。把“邻僧”和“俗客”对举，是因为佛门弟子信奉清净无为的教义，往往和隐逸之士的思想非常合拍，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政治上遭到挫折后，就以“诗佛”自居，“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看破红尘，成为佛门信徒。二十年足迹不进城市的林逋也是如此。末尾两句是说：回忆过去在梅花盛开、洒旗飘拂的江南路上，微风吹过，梅花簌簌地坠到马鞍上，叫人情不自禁地吟起诗来。以此作结，饶有情趣。
从意象构造的角度言，这组诗单言山园小梅，实非易事，但诗人借物来衬，借景来托，使其成为一幅画面中的中心意象，此一绝也。
诗人具体写梅画梅时，虚实结合，对比呈现，使得全诗节奏起伏跌宕，色彩时浓时淡，环境动静相宜，观景如梦如幻，充分体现了“山园”的绝妙之处，这一点也是为许多赏家所忽视的，正是通过这一点，作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弗趋荣利”、“趣向博远”精神品格。此二绝也。
作者以梅自况，虽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贯追求，然而也颇具特色。单就“疏影”一联而言，欧阳修说：“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陈与义说：“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和张矩臣水墨梅》）他认为林逋的咏梅诗已压倒了唐齐已《早梅》诗中的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王士朋对其评价更高，誉之为千古绝唱：“暗向和月人佳句，压尽千古无诗才。”辛弃疾在《念奴娇》中奉劝骚人墨客不要草草赋梅：“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因为这联特别出名，所以“疏影”、“暗向”二词，就成了后人填写梅词的调名，如姜夔有两首咏梅词即题为《暗向》、《疏影》，此后即成为咏梅的专有名词，可见林逋的咏梅诗对后世文人影响之大。这只说到了其一，更为重要的是梅在林逋的笔下，不再是浑身冷向了，而是充满了一种“丰满的美丽”，很有精神，很有力度，也很温度，很有未来。正因为如此，该诗才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让人感到很真实，回到它的起始状态，作为“梅妻鹤子”的林逋，写出此种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诗句来，是一种富有力量的心灵审美。此三绝也。
作者写出此种妙句，亦非唾手可得。宋初另有相当多的诗人，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意怅惘、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这主要是继承了唐代贾岛、姚合一派的风格，林逋就是这些诗人之一。另外，这组诗格局未免太小，后面自命清高的标榜，也实在有唯恐不为人知的味道。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