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熙宁四年十一月，高邮孙莘老从广德调任吴兴太守。第二年二月，在官邸的北面、逍遥堂的东面建造墨妙亭，把吴兴境内从汉以来的古文遗刻都收藏在亭内。
吴兴自从东晋以来就是一个好地方，号为山水清丽广远。吴兴百姓享受丰足的鱼稻蒲莲物产，他们少欲望不争斗。外地宾客不是有事非来不可一般很少到这里。所以历任郡守，都只是歌咏、酬唱、嬉戏、饮酒。莘老到任时，适逢大水，上等农田都没有收成，湖乡百姓大饥，准备一起出门逃荒。莘老大力开仓赈灾，亲自安抚慰劳灾民，一片至诚。家里富裕有余粮的家庭，都争着拿出自己的谷物来帮助官府赈灾，救活的灾民数不胜数。当时，朝廷正推行改革变法，负责实施新法的使者纷繁来往，人们认为莘老会日以继夜地治理各种文书，到处开会，不可能再有闲情，像往日那样雍容自得悠哉游哉。可是莘老更加喜欢交结宾客，赋诗饮酒。闲暇时，网罗遗闻逸事，得到前人赋咏数百篇，编为《吴兴新集》。那些古诗词文章还留存着但是却倒卧在荒土野草之中的刻石，又全都汇集在这个亭子里。这一年十二月，我因事到吴兴，周览叹息，莘老求我为墨妙亭写一篇文章。
有人对我说，一切事物最终都会消失，依靠外形牢固的东西，尤其不可能长久，即使坚如金石，也会很快变坏。至于功名文章，流传后世，还算能保存得久远一些。现在孙莘老竟然把这些古文遗刻等文物托给一座亭子来保存，这是保存久长的反而向坏得快的寻求帮助。这早已是昔人的困惑，莘老用深檐大屋来保存文物，推断他的用意，难道不是有点不知天命吗？我认为了解事物发展规律的人，一定能够知晓自己从事的工作、事业，这以后就懂得道理而没有遗憾了。事情有成功必有失败，譬如人有生必有死，国家有兴盛必有衰亡。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君子保养身体，凡是可以使生命长久延缓衰老的法子没有不尽力去做的。他们治理国家，凡是可以保存国家免于破亡的法子没有不尽力去做的，一直到无能为力了才罢休。这就叫知天命。这座亭子该不该建造，不值得争论，但是其中的道理不能不辨别清楚。所以我将这些情况记载下来，并且把墨妙亭里的各种文物记录如下。
注释
高邮：今江苏高邮。
孙莘老：即苏轼之友孙觉，莘老乃其字，高邮人。
移守吴兴：调任湖州太守。吴兴：即湖州。吴兴为古郡名，隋开皇时废，唐天宝元年（742年）改湖州为吴兴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湖州。这里是以古称吴兴称当时的湖州。
遗刻：遗留后世的碑刻。
蒲：水生植物名，其叶可编织席包，嫩芽可食。
风流：谓行事风雅。
啸咏：长啸歌咏、吟咏，古时名士洒脱不羁的表现。
投壶：古代宴会时的游戏。设特制之壶，宾主以次将箭投入壶口，中多者为胜，负者饮。
劝分：劝说人们互相救济。
躬自：亲自。躬：身体，引申为亲自。
抚循：安抚，抚慰。
劳来：劝勉，慰劳。
使者：指朝廷派到各地监督新法之执行的提举官。
旁午：交错，纷繁。
赴期会：到处奔走，推行各项政令。期会：泛指政令的施行。
遗逸：同“遗佚”，遗失，指佚文、佚诗。《后汉书·儒林传序》：“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指已经被折断遗弃在荒田野草中的石碑。
余以事至湖：苏轼通判杭州时，曾于此年被派往湖州去检查堤岸利害。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当时作者赴杭州担任通判一职，路经湖州，而其密友孙莘老恰在此为知州，两人相见晤谈甚欢。孙莘老并请作者为其所建墨妙亭作记。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首句发问，初看好像问得没有道理。词人的家园在北京，任何一条大路都能通向北京，无需问得。要知道在词人心目中，因为爱妻已死，今日的家园，已非昔日的家园。也就是说，要回到昔日的家园，已无路可通。由于心中忧伤，眼前所见的青山绿水，也都染上了一片愁容，变成了残山剩水。这时凄冷的春天已过，到了初夏割麦的时节。
下片谓去年这时节开的花，在古诗词中，“花”有时专指牡丹，想必又将把新萌放，因而想起词人过去与妻子在花前月下所过的恩爱时光，但这一切已不堪回首。最后二句以议论作结，谓今年的东风，纵使能像去年的东风一样地吹，今年的花能像去年的花一样地开，而心爱的妻子再不能死而复生，过去的恩爱岁月不可能再有了。
全词写词人与妻子的再一次分别，词人在“残山剩水”的旅途之上，生发出了痛苦的相思之情。全词用的全是平淡语，结句似也无甚新意，但全都凸显词人心境的悲凉。
关于此诗的主旨，历代学者看法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毛诗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官人”语出《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意谓善于选取人才并授以适当官职。而姚际恒《诗经通论》则曰：“此言文王能作士也。小序谓‘文王能官人’，差些，盖袭《左传》释《卷耳》之说。”“作士”一语直接取自此诗的“遐不作人”。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朱熹《诗集传》：“作人，谓变化鼓舞之也。”概而言之，即为培育造就人才及鼓舞振作人心。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无大异，小序着眼的是前三章，故得出“官人”的结论，姚氏着眼的是后二章，故得出“作士”的结论。“官人”也罢，“作士”也罢，都离不开周王的盛德。
全诗五章，每章四句。除第二章外，其余四章均以兴为发端，这在《大雅》中是罕见的。
首章以“棫朴”起兴。毛传释曰：“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此是将棫朴喻贤人。而《诗集传》释曰：“芃芃棫朴，则薪之槱之矣；济济辟王，则左右趣之矣。”意为灌木茂盛，则为人所乐用，君王美好，则为人所乐从。此是将棫朴喻君王。毛传释兴，每每孤立地就兴论兴，所以兴与下文的关系往往显得牵强附会。朱熹释兴，总是将起兴句与被兴句有机地联系起来，符合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的定义。就此章而言，朱熹的解释似更为合理。
首章是总述，总述周王有德，众士所归。而士分文、武，故二、三篇又分而述之，以补足深化首章之意。
二章四句皆为赋。前两句“济济辟王，左右左璋”承上两句“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而来，而又启出下两句：“左璋峨峨，髦士攸宜。”“璋”有二解，一为“牙璋”，发兵所用；一为“璋瓒”，祭祀所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左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曰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据此，此章则与下章一样，均与武士有关。但马瑞辰注意了下章的“六师”而疏忽了此章的“髦士”。“髦士”在《诗经）中凡二见，另一为《小雅·甫田》中的“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的髦士肯定为文士（多以为是田畯，即农官），故此诗恐亦不例外。所以璋还是训“璋瓒”为好。
三章以“泾舟”起兴。朱熹《诗集传》以为舟中之人自觉划动船桨实喻六师之众自觉跟随周王出征，云：“言‘淠彼泾舟’，则舟中之人无不楫之。‘周王于迈’，则六师之众追而及之。盖众归其德，不令而从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云：“文王征伐，六师扈从，有似烝徒楫舟，则其作武勇之士也又可见。”齐诗根据此章末两句“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而断定此诗是言文王伐崇之事，后人多有从之者。其实以诗证史可信，以史证诗难信，况且把诗中所言一一坐实并无多大意义，所以还是把此章看作泛言为好。
如果说前三章是以众望所归来烘托周王的话，那么后两章则转为直接的歌颂了。
四章以“云汉”起兴。郑笺曰：“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为法度于天下。”诸家多认为“云汉”乃喻周王。末句“遐不作人（何不培养人）”虽是问句，实则是肯定周王能培育人。严粲《诗缉》云：“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类似的用法还见于《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遐不黄耇”。
末章的兴义较难理解。朱熹在《诗集传》中曰：“追之琢之，则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则所以美其质者至矣。勉勉我王，则所以纲纪乎四方者至矣。”他还在《诗传遗说》中补充道：“功夫细密处，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都便在他线索内牵著都动。”他答人问“勉勉即是纯一不已否？”又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二者合而言之，也就是说：精雕细刻到极致，是最美的外表，纯金碧玉到极致，是最好的质地，周王勤勉至极，有如雕琢的文彩和金玉的质地，是天下最好的管理者。如此释诗，似太迂曲，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前两句视作兴，他们认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其”指的就是周王，意谓周王既有美好的装饰，又有优秀的内质，而又勤勉不已，所以能治理好四方。
这是一首抒发对花的陶醉流连的小诗。诗歌先以寻花开篇。接着沉醉花中，最后写酒醒赏花。通篇都围绕着花来展开。表现出诗人对花的强烈喜爱。可谓爱花之至。
起首两句先写了寻芳而醉的过程，流露出一种酣醇满足之意。“寻芳不觉醉流霞，依树沉眠日已斜”。在这个美好的春日，诗人一路追寻着繁花的踪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喝得大醉。便在夕阳西下之时，依着花树沉沉地睡去。诗人因为爱花，所以怀着浓厚的兴趣，殷切的心情，特地独自去“寻芳”；既“寻”而果然喜遇；既遇遂深深为花之美艳所吸引，流连称颂，不能自已；流连称颂之馀，竟不知不觉地“醉”了。“不觉”二字寓意深广，使花之美、酒之醇以及人之陶醉都包含其中了。而不自知其所以然的情态，笔意极为超妙。“流霞”，将似锦的繁花比作漫天的流霞之意。这里用“醉流霞”，含意双关，既明指为甘美的酒所醉，又暗喻为艳丽的花所醉。从“流霞”这个词语中，可以想象出花的绚烂、美艳，想象出花的芳香和形态，加强了“醉”字的具体可感性。诗人借这含意双关的“醉流霞”表达出生理的醉与心理的醉之间相互作用和奇妙融合。次句“倚树沉眠日已斜”进一步写“醉”字。因迷花醉酒而不觉倚树（倚树亦即倚花，花就长在树上，灿若流霞），由倚树而不觉沉眠，由沉眠而不觉日已西斜。叙次井然有序，而又处处紧扣“醉”字。醉眠于花树之下，整个身心都为花的馥郁所包围、所熏染，连梦也带着花的醉人芳香。所以这“沉眠”不妨说正是对花的沉醉。这一句似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迷花倚石忽已暝”句化出，进一步写出了身心俱醉的迷花境界。
下两句写酒醒后夜半赏花，更显出对花之爱。同时也将美好而满足的气氛转至了凄凉与孤寂。“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客已散，酒已醒，夜已深。与前半夜寻芳时热闹欢欣的情景截然相反，孤独之感重又袭来。在这种环境气氛中，一般人是不会想到欣赏花的；即使想到，也会因露冷风寒、花事阑珊而感到意兴索然。但诗人对花的喜爱却丝毫未减，想要趁着这夜深人静无人打扰之时，再秉着红烛独自欣赏残花，对花之痴迷已显露无遗。同时诗句中的“红烛”与“残花”又进一步地构成了对比，更显花之残。诗人想到日间盛开的花朵，到了明朝也许就将落英缤纷、残红遍地，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深刻留连之情便油然而生，促使他抓住这最后的时机领略行将消逝的美，于是，便有了“更持红烛赏残花”这一幕。在夜色朦胧中，在红烛的照映下，这行将凋谢的残花在生命的最后瞬间仿佛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华，美丽得像一个五彩缤纷而又隐约朦胧的梦境。夜深酒醒后的“赏”，正是“醉”的更进一步的表现，同时也表现诗人对美好事物即将逝去的不舍，怜惜之情油然而生。结句的意境与诗人早年失意科场时之作《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中的“留得枯荷听雨声”相似，枯荷与残花，都是为普通人所忽视的，可是诗人将之与雨滴、红烛相配合。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使之散发出一种凄美之感，深受读者的喜爱。苏轼《海棠》中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敞烧高烛照红妆”即从此句化出。只是略去了李商隐诗中的一些凄凉之感。
整首诗围绕着花进行，特别是最后一句更显出对花的痴迷。不仅爱盛开之花。甚至也能从凋落之花中看到美，甚为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