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诗题“古意”，与“拟古”、“效古”相似，多咏前代故事，以寄寓作者的思想感情。这首古意诗，所咏地点、人物似与作者所在的南朝无涉，但却采用了以古喻今的手法，反映了南朝的一些现实。
起句“挟瑟丛台下”，是说一位女子带着叫做瑟的乐器来到丛台的下边。按《汉书·高后纪》云：“高后元年，赵王宫丛台灾。”颜师古注：“连丛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台在今河北邯郸市东北，汉时台下当有宫室。“挟瑟”恐有一典故，然不知最早的出处何在。与沈约同时或稍后的北齐诗人魏收也写过一首《挟瑟歌》，词曰：“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筋下成行。”或许能作一佐证。假定是同咏一个故事，那么诗中主人翁便是一个红妆少女，金鞍白马把她带进丛台小苑，心中悲伤，流泪不止。诗中既云“徙倚”，言其低徊彷徨；又云“戚戚”，言其忧愁痛苦，其意与《挟瑟歌》中的“玉筋（泪水）下成行”相仿佛。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就便于理解这首诗了。
自“露葵”以下，诗人不从挟瑟进宫写到君前弹瑟，而集中笔力专写女子的惆怅情怀。露葵为葵之别名，俗称滑菜。《本草》载李时珍曰：“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淇水，古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省北部，其地距河北邯郸的丛台不很远。“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都是女子想象之辞。她昨天伫立到日暮，悲悲戚戚地熬过一夜，第二天早上看到日出露解，遂想到家中园子里的露葵也该采摘了；但是遥隔淇水，她还没有冲破重重险阻回到家中，其内心之痛苦可知。此说亦有所据，《诗经·卫风·氓》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朱熹集传：“言桑之黄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谢。遂言自我往之尔家，而值尔之贫，于是见弃，复乘车而渡水以归。”沈约此诗题作古意，当也有取于《诗经》，虽未全部搬用，但“淇水未沾裳”一句，系从《诗经》中“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化来。他的意思是说女子身入丛台，不能渡过淇水以归家，独处曲房，寂寞凄凉，遂有“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之感。综上所述，可见所写女子当出身于农村，且家住淇水的另一边。她在家时曾经从事采摘露葵之类的劳动。到了丛台以后，虽得享受奢华的生活，但心中对家乡的亲人犹眷念不已。因此，她夜里盖着锦衾，不感到温暖；白天穿着罗衣，也不觉得芳香。诗人虽写前代故事，然亦有感而发。因为以金陵为都城的南朝帝王，大都过着纸醉金迷、征歌逐舞的生活。他们的宫廷养有歌儿舞女，大都来自农村。此诗虽写古代的北方，实际上是借这面镜子，反映当时的现实，寄寓对下层妇女的同情。
结尾二句，纯系抒情。时间又到了深夜，女子空房独处，只见一轮明月高挂中天。这明月不仅在丛台可以见到，在她的家乡也能见到。“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四时歌》），愁人当此，不能不惹起乡思。然而明月可望，家乡难归，于是她不由得叹息：“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她内心深处隐藏着无限痛楚，连人们都无法理解，那天空的明月更不能知道。诗末以问句作结，那女子的一腔怨情似乎仍在空中回荡，悠悠不尽，发人遐想。
沈约是梁代著名的声律学家。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验之于此诗，他似乎在身体力行。就字面而言，那碧绿的露葵，清澈的淇水，华丽的锦衾，芳香的罗衣，实是“五色相宣”。就音律而言，它押的是平声阳韵，声调铿锵，韵律和谐；而当中“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两联，对偶工整，低昂互节。这又是“八音协畅”。经过沈约揭示了声律的秘密以后，再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努力，在中国诗坛上终于涌现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近体律绝。回顾他在这些诗里的艺术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这首词写男子对情人的怀念。
上片追忆与女子初次见面的情景，由“忆昔”领起，“花间初识面”，含义有二：一是所见之地在花下；二是所见之人，面亦如花。“红袖”二句正面写女子的娇羞之态；“石榴裙带”三句写其细微动作，侧面表现她的柔媚之情。
下片是现实的怀想，分两层写出：“碧梧”三句，念及情人深闺难出，缱绻无期；“羡春来双燕”三句，就眼前景，人与物比，羡双燕朝暮双飞，衬托自己的孤独；同时也含有双燕自由而多情，朝暮能与自己相会，而所爱之人却难相见。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