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的前半四句,传神地绘出了一幅潇湘江上的雪景图。“玉花”化用梁昭明太子<黄钟十一明启>“玉雪开六出之花”意,形容绝妙,“卷”字见出了雪花纷纷扬扬的飞舞之态。“长空”切“天”,“汀洲”切“江”;“卷玉花”是细部的、动态的观照,“白浩浩”是总体的、静景的印象:语简而意象丰富。“雁影”句表明已届隆冬的时令,又隐用雁度潇湘的本地风光来暗示“江天”所属的地域。最妙的是第四句,它不仅补明了题面中的“暮”字,而且写出了暮雪雪景所特有的那种朦朦胧胧、半幽半明的色调与风韵。后半部分,诗人在画面中安排一名生活在巴陵地区的渔翁,这名渔翁已登返棹,“寒欲归”三字,隐透出“暮雪”的影响。“不记巴陵道”既含有大雪弥漫迷蔽江路的意味,又见出渔翁对“江天暮雪”处境的顺适。“船自流”的结果,是在视野中留下了一抹渐行渐杳的痕影;这一余韵袅袅的结尾,增添了画面的动感与纵深感,传现出“江天暮雪”全景清逸超妙的风韵。全诗首尾映照,动静相间,意境高旷。诗中的渔翁因天"寒"已登返小船,却因为大雪弥漫遮住江路,忘记了回返的道路。这位渔翁索性坐睡舟中,任凭小舟随江流漂荡。
由此可以看出渔翁对"江天暮雪"处境的顺适之情。
这是一篇爱国词,词的上片描写作者因为听到杜鹃“不如归去”的催促声,从而唤起了自己对往昔的回忆,对古今沧桑的感慨,尤其是对失去国家、被虏北上的宋恭帝的思念与惋惜。下片运用李商隐的诗句和苏秦的故事,表达对昔日繁华都城沦陷敌手、故国一片荒凉的愤恨不平,尤其是对抗金志士报国无门的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无限悲哀与同情。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
词的上片写出作者自己少年时代上都门游学、求取仕进的心情,地在长亭,时在薄暮,听到杜鹃的叫声,勾引起了羁旅之愁,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意念,这与秦观《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意境是相似的。十八年间,词人来往于“都门路”上;一眨眼,又有十六年没到过杭州,其间的变化,诚有隔世之感。词人用“白首人间今古”,概括这种生活体验。昔日少年,今朝白首,人事沧桑有如“古”“今”之变。“又惊绝,五更一句”,一个“又”字,词意深进一层。
“五更”句,指的是刘将孙《摸鱼儿》词里的句子:“今又古。任啼到天明,清血流红雨。”本来已在为世事的变幻而感叹不已,又那堪忍受杜鹃一夜啼到天明,故曰“惊绝”。写作这首词时,词人已经五十三岁,此时听到杜鹃声的感受,与少年时代的感受已迥然不同,既产生“黍离”、“麦秀”之感,又产生许多联想:由杜宇联想到被掳北去的恭帝。恭帝在北方颠沛流离,与当年蜀天子的遭遇相似,故曰“道是流离蜀天子”;而当初他在临安时讲的是吴语,故曰“甚当初,一似吴儿语”。
前片结尾二句:“臣再拜,泪如雨。”隐括杜甫诗意。杜甫《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词人效法杜甫,把杜鹃当作流离北方的恭帝,遥遥再拜,泪如雨下。
下片描写了临安的凋敝和抗元英雄的牺牲。当词人“桃花前度”,重来临安的时候,画堂依然,客馆无恙,但在画桥边哀民遍地,一派“黄竹歌声”。此用李商隐《瑶池》“黄竹歌声动地哀”诗意。过片这几句,因中有“记”这一领字衔接上下,又有“真无数”、“画桥”、“前度”等字样,所写乃是临安失陷前的繁华景象,这是虚写;而“黄竹歌声”,才是眼前所见的凄凉景象,这是实写。词人将昔日之繁华和今日之冷落对照起来,虚实相生,倍增伤感,语意极含蓄。
“风雨断魂苏季子”三句,以“苏季子”比喻抗元英雄。苏季子即苏秦,他当年游说六国以抗秦,意欲封侯万户,后乃金尽裘敝,落魄而归。南宋末年的爱国志士们为抗击元军,恢复失土,英勇献身,不能归乡,只得梦回家山。“谁不愿、封侯万户?”建功立业,本是封建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但在国家多难的时候,为国捐躯的人,虽未封侯拜爵,却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和深深忆念。
“寂寞江南”二句,描写临安附近人迹稀少。京都道上,人烟萧瑟,江南寂寞,道路难行,词人触景生情,家国之痛,涌上心头,从而逼出结句“啼尽血,向谁诉”,重又回环到“杜鹃”上,用拟人化的口吻,说杜鹃终日啼鸣,纵然啼尽鲜血,又向谁去诉说这一切人间的悲苦呢?结局有不尽之意,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
这首词题为“闻杜鹃”,全篇词意都从“闻杜鹃”生发开去,由此发端,由此收煞,由此过变,由此转换。在羁旅者的耳中,杜鹃声声,犹如家人“不如归去”的催唤声;而在遗民的心灵上,杜鹃声声,却唤起了对旧帝、对抗元英雄、对苦难人民的深深忆念和同情。杜鹃声是贯串全篇的词脉。这首词采用了总起分承的过变手法,将下片看来似乎不相连属,与杜鹃毫无关涉的数层词意,绾合起来,具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