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朱楼”一首，写当地民俗风情。杨柳本是夹河而生，诗人用“桥东”“桥西”加以重复指示，把人的视线牵移到此，在人的刻意关注中，杨柳也似乎更加繁盛，春的气息便愈加浓郁可感。
把桥上的行人用“人来人去”来表现，以见其熙熙攘攘，人流涌动，充满了动感，紧接着缀以“唱歌声”三字，歌声与往来行人牵引杂合，忙碌而繁闹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土俗民风的独特性因这些词语的重复而得到了更突出的显示。
沈德潜评此诗云：“意格俱好，在晚唐中可云轩鹤立鸡群矣。”（《唐诗别裁》）这里所说的“意”，是指诗的思想感情，全诗以乡愁为主题，曲折地表现了诗人的坎坷不遇，而不显得衰飒；所谓“格”，主要地是指谋篇布局方面的艺术技巧。这首诗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可以说就是：情景分写。情与景，是抒情诗的主要内涵；情景交融，是许多优秀诗作的重要艺术手段。然而此诗用情景分写之法，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开头二句写诗人在黄昏日落之时，满怀惆怅地遥望乡关，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仰视所见的景物：“孤云与归鸟，千里片时间。”晚云孤飞于天际，归鸟投宿于林间，凭着它们有形和无形的羽翼，虽有千里之远也片时可达。诗以“千里”与“片时”作强烈比照，写出云、鸟的自由无碍和飞行之速；但是，这绝不是纯客观的景物描写，而是诗人“怅望”所见，而且这种景物又是触发诗人情思的契机和媒介：“念我何留滞，辞家久未还。”原来，诗人久客异地，他的乡关之思早已深深地郁积在胸中了。因此，颔联由外界景物的描绘自然地转入内心情感的直接抒发，不言惆怅而满纸生愁，不言归心似箭而实际上早已望穿秋水。
前面写情之后，颈联又变换笔墨写景，景物描写不但切合诗人眼前的情境，而且由近到远，层次分明。夕阳从近处的树梢往下沉落，它的余晖返照秋山，一片火红，像野火在远远的秋山上燃烧，渐渐地隐没在山的后面。“入”字写出夕照的逐渐暗淡，也表明了诗人伫望之久，忆念之殷。不仅如此，这种夕阳西下余晖返照之景，不但加重了诗人的乡愁，而且更深一层地触发了诗人内心深处感时伤逝的情绪。客中久滞，渐老岁华；日暮登临，益添愁思，徘徊水边，不敢临流照影，恐怕照见自己颜貌非复平昔而心惊。其实诗人何尝不知自己容颜渐老，其所以“临水不敢照”者，怕一见一生悲，又增怅闷耳。“临水不敢照，恐惊平昔颜！”尾联充溢着一种惆怅落寞的心绪，以此收束，留下了袅袅余音。
情景分写确是此诗谋篇布局上的一个特点。这种写法，对于这首诗来说，有特殊的艺术效果。细细玩味，可以发现此诗是颇见匠心的。全篇是写“落日怅望”之情，二句景二句情相间写来，诗情就被分成两步递进：先是落日前云去鸟飞的景象勾起乡“念”，继而是夕阳下山回光返照的情景唤起迟暮之“惊”，显示出情绪的发展、深化。若不管格律，诗句稍颠倒次序可作：“孤云与归鸟，千里片时间。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念我何留滞，辞家久未还。临水不敢照，恐惊平昔颜。”如此前半景后半情，也是通常写法，但显得稍平，没有上述那种层层递进、曲达其意的好处。而“宿鸟归飞急”引起归心似箭，紧接“辞家久未还”云云，既很自然，而又有速（千里片时）与迟（久留滞）对比，所以是“起得超脱，接得浑劲”（见《瀛奎律髓》纪批）。如改成前半景后半情格局（如上述），则又失去这层好处。
炼字潜词形象传神，“孤云”“归鸟”“微阳”“秋山”营造了秋日傍晚的萧瑟与清冷，寄托着作者的伤感之情。“烧”字的使用，是静中有动；“远”字又写出了意境的空阔，增强了对孤寂之情的表现。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指出：“诗有情有景，且以律诗浅言之，四句两联，必须情景互换，方不复沓。”他所说的“情景互换”，就是“情景分写”。当然，这种分写绝不是分割，而是彼此独立而又互相映衬，共同构成诗的永不凋敝的美。马戴这一首望乡之曲就是这样，它的乐音越过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遥遥传来，至今仍然能挑响读者心中的弦索。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