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咏物诗中一首富于哲理的佳作,篇幅短小,意味隽永。中国古诗中,最早写鱼的诗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篇。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枯鱼过河泣》,则是以鱼为抒写对象的完整的全篇。唐代咏物诗不少,然而写鱼的专篇仍然不多,所以这首《放鱼》是独具一格的难能可贵之作。
这首诗从题目上看,是写诗人在将鱼放生时对鱼的嘱咐,全诗以呼告式结撰成章。“早觅为龙去”,一开始就运用了一个和鱼有关的典故,妙合自然。《水经注·河水》:“鳣鲤出巩穴,三月则上度龙门,得度者为龙,否则点额而还。”在我国古代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中,龙是一种有鳞有须、能兴风作浪的神奇动物,因此,为龙或化龙历来就象征着飞黄腾达。但诗人运用这一典故却另有新意,他是希望所放生之鱼寻觅到一个广阔自由的没有机心的世界。一个“早”字,更显示诗人企望之殷切。接着以“江湖莫漫游”句,须承而下。“漫游”本是为鱼所独有的生活习性,但在这里,“莫漫游”和“早觅”的矛盾逆折,却又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悬念:为什么希望鱼儿要早觅为龙,又劝其莫漫游于江湖之中呢?这就自然无迹地引发了下文:“须知香饵下,触口是铦钩!”“香饵”与“铦钩”也都是和鱼的生活与命运紧密相关的事物。这两句诗一气奔注,分外醒人耳目。铦,是锋利之意,“铦钩”与“香饵”相对成文又对比尖锐,那触目惊心的形象可以激发人们许多联想,“须知”使诗人告诫的声态更加恳切动人,而“触口”则更描摹出那环生的险要,传神地表现出诗人对鱼的怜惜、担心的情态。寥寥二十字,处处围绕着题目“放鱼”来写,用语看似平易,运笔却十分灵动而巧妙。
“寄托”是咏物诗的灵魂。这诗抒写的是放鱼入水的题材,但它又不止于写放鱼入水。诗人的目光绝没有停留在题材的表面,而是在具体的特定事物的描绘中,寄寓自己对生活的某种体验和认识,使读者从所写之物,联想到它内蕴的所寄之意。这首《放鱼》寄意深远。其特色一是小中见大地展开,二是由此及彼地暗示。写的是具体的尺寸之鱼,却由鱼而社会而人生,抒发了封建社会中善良的人们对于险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感受。所咏叹的是“放鱼”这一寻常事物”这一寻常事物,但诗人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因而音流弦外,余响无穷,使人不禁联想到诗人自己和许多正直的人们的遭际而深感同情。正如陶明濬《说诗札记》所指出的:“咏物之作,非专求用典也,必求其婉言而讽,小中见大,因此及彼,生人妙语,乃为上乘也。”此诗可谓得其旨。
首句“谈月疏星绕建章”描绘出仙境般的宫殿外观:淡淡的月光清冽,寥寥的寒星闪烁,巍峨的宫殿在它们的环绕下,恍若天上宫阙,缥缈犹如仙境,照映着雄伟的建章宫。月谓“淡”,星谓“疏”,有两重含义。一是实写正月十五特有的景象。十五月圆,群星自然隐烁稀疏,不可能繁星满天。而时值冬末春初,月光寒淡,不会像八月十五皓月当空,清光四溢。所以暗示了时令;二是要使月和星与建章(宫殿)构成一组完整意象。诗人用了个“绕”字点明宫为主,星月为宾的关系,为全诗定下了飘飘若仙的基调。同时,也以宫殿与星月的关系来暗示君臣关系,从而为诗的最后两句实写埋下伏笔。
次句“仙风吹下御炉香”承上而来,将上句创造的气氛坐实为仙境。写宫殿内景:似是天上宫阙,阵阵仙界之风吹过,吹送着御炉前的袅袅香烟,使偌大的皇宫清香流荡。诗人以馥郁香气的到来,暗示了皇帝即将驾临。
三句“侍臣鹄立通明殿”,照应诗题“侍宴”。写侍宴的群臣像鸿鹄一样,引颈肃立,宫殿满堂生辉,气氛庄严而祥和。此时,群臣们静立恭候皇帝驾临,但诗人此时已犹如置身仙境、浮想联翩。“鹄”,一说指天鹅,一说为鹤。这里应理解为鹤。因为不仅鹤立与鹄立是同义词,而且更重要的是释成鹤更增强了仙界的气氛。鹤在古人看来是仙鸟,称为仙鹤,认为它们是神仙的座骑。在诗人眼中,此时群臣们像仙鹤一样引颈挺立,静待主人的骑乘。“通明殿”,表面上指举行宴会的宫殿灯火通明,金碧辉煌,而实际双关天上玉帝的宫殿。“上帝升金殿,殿之光明照于帝身,身之光明照于金殿,光明透彻,故为通明殿。” (宋代王十朋注引《敦误明星保留传》)典故的妙用,更增添了仙界气氛。
末尾“一朵红云捧五星”突出画面的主题:像朵朵红云烘托朝阳一样,身着红袍的侍臣们簇拥着皇帝,场面热烈壮观。这本是指皇帝驾临筵席,但诗人夸张地写成在玉阶紫殿上,红霞千朵,金光万道,簇拥着天上至高统治者玉皇大帝出现。可见,诗人早已感到置身于仙境,水到渠成地产生了这种幻象。
此诗写作上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层层铺垫,节节拔高,使仙界气氛越来越强。表现在与仙境直接相关的字眼越来越多。首句的淡月疏星与建章都是实写,但只用了一个“绕”字,便创造出了仙界的气氛。二句用了“仙风”两字。三句用了“鹄立通明殿”五字。而第四句则是七字。这样,层层叠加铺垫,让仙境更加美妙空幻。
第二,实景虚写,虚景实写。首句本是实写所见之景,但用了“疏”、“淡”、“绕”等形象不具体的飘忽的字眼,所以造成了一种虚幻缥缈的境界。而尾句写诗人对皇帝出现场面的幻觉联想,是个虚景,但用了范围明确如“一朵”,色彩鲜明如“红”、 “玉”等字眼,反倒显得很具体可感。
此诗虽写颂扬皇家之辞,但十分得体,有君臣之仪,无阿谀之意。全诗设境肃穆隆重,明朗壮美,语言自然而形象,如身临其境,见到了宋王朝升平时期的一次皇家盛典。
这首诗首联写登高望远之意;颔联写登高远望所看到的山峦、河水;颈联写看到景象所感;尾联写忧愁无从排遣。全诗意境含蓄素朴,情感朴质真挚,情味隽永。
首二句“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起笔点题,从反面着笔,概括登台远望而愁思袭来的总感受,与谢诗“千里常思归,登台临绮翼”起笔道破主旨,正面点题相比,各有所致,一个“愁”字领起全篇。三、四句承接这“愁”字写景,申发“望”中所见。“连山无断绝,河水复悠悠。”山势连绵,流水悠长,看不到尽头,无有终极,见登临之高,所望遥远,令人忽生彷徨怅惘之感,思绪茫然,一个“复”字,深化了诗人的“愁”思。
五、六两句从以上思绪茫然中引出,“所思竟何在,洛阳南陌头。”自成问答,点明“所思”。“竟何在”三字提,“洛阳南陌头”得以突出。萧衍《临高台》亦云:“仿佛洛阳道,道这难别识。”又有诗云:“十四采桑南陌头。”可见都是沿用乐府民歌,一种泛指。含蓄地意味着诗人思念与眺望之中,不惟有故乡、亲人,还有美丽善良的女子,道破主题,含蕴颇为丰富。这缠绵的乡思、绸缪的爱情、美好的追求,与“连山无断绝,河水复悠悠”的景观联系起来,有一种深厚感人的力量。令人感到:美好事物十分遥远。境界苍茫,美感凄迷。最后二句“可望不可见”这五个字,正是此诗艺术境界之最大的美学特点。一种失落感,多么沉重。“何用解人忧”收住全篇。
全诗语言浅近,承转开合自如。全诗由一个“愁”字出发领起,最后一个“忧”字结束。抒情意味浓重,情景相融。音韵和谐,沉着婉转。首尾扣合,有回环之美,读来余意不尽,饶有民歌风味。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