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谈谢灵运,都认为他是山水诗人之祖。而山水本自然景物,观赏者角度不同,思想感情每个人都不一样,同一风光,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就未必面貌相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谢灵运写山水诗,贵在其善于用精美准确的词句客观地刻画出山水景物奇异而微妙之处,有似看细腻的工笔画。然而这种精心刻意的描绘,又与他一生复杂多变的政治处境和矛盾纠缠的思想感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同为山水诗,他的作品既不同于鲍照,也不同于谢朓。而谢灵运诗的真正特点,在于他能用深细的笔触来摹现其内心微妙的感情。即如现在要介绍的这首《邻里相送至方山》,就不是山水诗,而是一般的赠别抒情之作。表面上虽语多旷达,骨子里却是恋栈朝廷的,作者终于用凝炼而微带生涩的语言把这一真实而隐曲的思想给勾画出来了。这就是谢灵运诗值得借鉴的地方。
此诗共十四句,前四句和中四句各成一小段落,末六句自成起讫,而这六句中,每两句又各为一层意思。其中最难讲的是中间“析析就衰林”四句,自闻人倓《古诗笺》至近人许多注本,几乎没有一位把它讲透了的。
开头四句写自己将出任郡守,因与邻里有旧情而不忍分别。“祗”,敬。古书多以“祗”字与“奉”、“承”、“仰”、“候”等动词连用,因知“祗”字亦涵有上述诸词之义。“役”,行役,指出任郡守是为朝廷服役。“祗役”,敬其职役,指郑重对待皇帝的任命,故须到官就职。“皇邑”,犹言帝都。第一句是说由于敬承王命而服役赴郡,故出京远行。第二句是说要去的目的地。永嘉在今浙江,古瓯越之地。“相期”的“相”,虽有互相、彼此之意,却不一定有对方存在。这里的“相期”只是期待、打算的意思。“憩”本是休息、止宿,这里用得别有涵义。作者到永嘉是去做官的,不是去度假的,到任之后,根本谈不到“憩”,而应该是勤于公务。而作者却用了个“憩”字,言外之意,作者被朝廷外迁并非受重用,而是投闲置散;而作者本人也并不想在外郡有所建树,只是找个偏僻地方休息休息。这就是下文“资此永幽栖”的“根”。“资此”,借此,利用这次机会;“永幽栖”,长期栖隐起来。把做官看成“幽栖”,并且想长此以往地生活下去,这就是反话,就是牢骚。事实上,谢灵运本人原是不甘寂寞的。
接下去,作者写船要解缆启程了。“及流潮”,趁着涨潮的时候。这句是说自己要离京出发了。但第四句又一转,说由于怀念亲旧而不忍离去,所以一时还未能出发。这种欲行又止的描写并非纯粹指行动,因为船终于还是解缆出发了;而是写心理活动,即该走了却不想走,不想走又不能不走。表面上是与邻里亲友依依不舍,实际上是对“皇邑”的恋栈。读下文自明。
以上是第一小段,下面四句是第二小段。“析析”二句是写实,也是比兴。这时船已前行,途中所见,应为实景;但与“含情”两句相连,则又属比兴了。“析析”,风吹树木声。“就衰林”,叶笑雪《谢灵运诗选》注云:“就,迎面而来。岸边的树林是静止的,江上的船则顺风随流急驶,在船中看岸上的树林,不觉船动而只看到树林向自己走近。”这个讲法颇具诗意,但不一定确切。依叶说,“就衰林”的“就”主语应为船,应为乘船人;而叶的解释却成了倒装句,成为“衰林”迎面而来,其本身逻辑已觉混乱;如与下文对举,则“皎皎”与“明”皆“秋月”之形容词,除“析析”与“皎皎”为对文外,其它词语并不严格对仗。且“衰林”亦为不词,不能同“秋月”相提并论。鄙意下句既点出“秋”字,则上句亦为秋景无疑。而谢灵运出京赴郡是在公元422年农历七月,虽交秋令而木叶尚未衰枯。这时就把树林称之为“衰”,似乎不确切。故应读为“就衰”林始合。“就衰林”者,已经出现衰的迹象、向着衰的趋势发展之林也。耳之所闻,乃析析风吹木叶之声,感到又是秋天了,原来葱翠的林木从此又要日就衰枯了;而目之所接,却是皎洁明亮的秋月。作者动身的当晚是七月十六,正值月圆,故为写实。这与第一小段实际已有一段间隔,即跳过了船已解缆,人已离岸的阶段,而写途中景物了。“含情”二句,旧注多讲成作者自谓,而把“遇物”的“物”讲成林和月。其实,此二句乃逆承上文,“含情”句是说“月”,“遇物”句是说“林”,但同时又是借外景以抒内情,实质仍在写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感受。夫七月十六正月盈之时,因之作者联想道:由于月亦含情,尽管它经常有亏缺晦暗之时,而每月总要盈满一欢,看来这也并非难事。正如多情之人,一有悲欢离合,感情自然流溢,这也是一种不能自制的表现。即如自己之迁离皇邑,远赴越瓯,虽已成行,犹“怀旧”而“不发”,这也正是情不自禁,“易为盈”的表现。而“遇物难歇”,即《韩诗外传》所谓之“树欲静而风不止”,“物”指“风”,乃承“析析”句而言,指林木之声析析,正因风吹而不能自止。亦如自己本不欲迁外郡,而朝命难违,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扬帆上路。旧注或将景语与情语割裂,或引老庄之言而故求艰深,恐皆无顺理成章之妙。若依鄙说,则因实而入虚,见景而生情,转折亦较自然,层次似更清楚。故不惮辞费,析言之如上。
最后六句,在全诗为第三小段,就题意言是点明与邻里告别之主旨,即做为诗之结尾。但中间每两句为一层。“积疴”二句从自己说起,“资此”二句既与赴郡相关联,又同来送行者相呼应。最后“各勉”二句看似与邻里赠别的套语,实将自己留恋京都、不甘寂寞之意“不打自招”式地点出。有人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每于结尾处发议论,成为无聊的尾巴,而这首诗恰好相反,正是从末两句透露出作者深藏于内心的底蕴。先说“积疴”两句。上句说由于自己多病,因此对人生的考虑已力不从心,只能“敬谢不敏”,言外之意说:一切听从命运安排,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下句说自己本淡泊于名利,没有什么欲望可言,因而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言外指自己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又不想贪图什么,因此留在朝中也罢,出任外郡也罢,反正都无所谓。看似旷达,实有牢骚。于是接着说到第二层,他认为此次出任永嘉太守,倒是自己借以长期隐蔽、不问世事的好机会,看来同皇帝、同都城以及在都中盘桓甚久的邻里们,都将长期分手,不仅是分别一年半载的事了。其实这两句也暗藏着不满意的情绪,言外说皇帝这次把自己外迁,大约没有再回转京都的希望了。其患得患失之情,真有呼之欲出之势。而结尾两句,上句是说:我们要彼此互勉,都能做到“日新”的水平,以遂此生志愿。“日新”,《周易》屡见,如《大畜》云:“日新其德。”《系辞上》云:“日新之谓盛德。”又《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进德修身之意。下句则说:希望亲友仍经常沟通消息,只有经常得到信息,才能慰我寂寞。“寂蔑”,与“寂灭”同,也是岑寂、孤独的意思。这两句也属于无形中流露出自己恋栈京都、热中政治的思想感情的诗句。一个人既已“谢生虑”、“罕所阙”而且打算“永幽栖”了,就不必“各勉日新志”了。他认为只有京城中的亲友邻里有信来,才能慰其“寂灭”之情,可见他所说的“永幽栖”只是牢骚而并非真话。从而可以这样说,作者的真实思想感情是并不想离开帝都建康,可是在诗里却说了不少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话;而恰好是在这种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诗句中透露了他对被迫出任郡守、不得不离开京城的牢骚不满。这既是谢灵运本人特定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只有谢灵运本人的诗才,才写得出他这种特定的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只有从这种地方入手,才会真正理解谢灵运及其脍炙人口的山水诗。
这首词是在写在凌晨天还没亮时爬上山顶凭高远望的感受,这首词的境界中都含有对人生之了悟的成分。
王国维特别善于写景,“高峡流云彩,人随飞鸟穿云去”写出了一种类似杜甫“荡胸生曾云彩,决眦入归鸟”的那种攀登到半山高处所特有的景象。山下刚刚下过雨,山顶是晴天,山腰处乱云飞动,正是雨收而云未散的时候。“数峰着雨,相对青无语”,似乎是套用了姜夔《点绛唇》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这里“相对”解释为人与“数峰”的相对要好些。因为对面青山一直就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人在云雾里攀登,而人却是在穿过半山的云雾之后才注意到这“着雨”的青山。青山虽然不会说话,却在以雨后的美丽令人惊喜。
“岭上金光,岭下苍烟沍”是说:抬头看,朝阳初照的峰顶已然在望;低头看,脚下深谷苍烟凝结,一片昏暗。因为在这里,从“岭下苍烟沍”到“人间曙,疏林平楚,历历来时路”这有一个时间的过程:随着太阳的渐渐升高,黑暗山谷中的景色也渐渐能够看清了,刚才攀登途中所经过的那些高高低低的丛林,如今都已落在自己脚下。“历历”,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样子,同时也是对往事和过去的回忆,用在这里具有一定的哲理的味道。在山下仰望攀登的道路,只能有“危乎高哉”的惊叹而说不上“历历”;只有在经过艰苦的攀登穿越乌云彩见到光明时才能够有这种“历历”的回顾和反省。
这首词上阕主要写景,字字勾勒,句句入画,处处弥漫着词人对山阴道上所见自然风光的无限热爱之心。下阕转入抒情,在对冬晚泛舟畅游的深长感慨中,流露出作者的家国之思。这首词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
一叶小舟,在萧瑟的溪上划行。船儿走一会,又停一会,走一会,又停一会,像是要把这天地间的美景,都收进篷窗之内。船中坐着三个读书人,正在尽赏这天空水寒的冬日风光。只见稀稀落落的三四只白鸥,在水面上徘徊。此景活像是一个丹青妙手以疏疏几笔画出的水乡苇塘秋意图。远远望去,尖削的溪岸激溅起水波,篱笆下堆积着枯黄的落叶,一条荒僻小径正通向村中的集市。这时,淡淡的风迎面吹来,舱内三人的衣服,都被那空蒙的水汽打湿了。
上面这段描写,便是张炎《湘月》一词上阕的内容。那船中的三人,一个人王中仙(沂孙),一个是画家事平野,另一个便是这首词的作者张炎。张炎在小序中交代,他曾多次往来山阴道中,往往因事情纷繁,失去畅游机会,总觉得未能尽兴。这次与友人泛舟,始领略到晋人王子敬所说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的意境。张炎词中所描绘的山阴道中景色,较之王子敬的叙述,更为具体生动了。
上半阕句句俱是写景。“行行”三句,先点出是“曳舟溪上”。“星散”二句,写舟中外望,是从“高远”着笔。“岸觜”三句,则是“平远”之景。“疏风”二句,开始转入写感受,亦景亦情,很自然便转入以抒情为主的下半阕。上阕写景了了几笔,如同作画高手,活画一幅冬际图。
张炎在小序中提到事平野作《晋雪图》,但未有指出此图内容如何;但既以“晋雪”为题,当是指晋人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由此看来,《湘月》上阕,就不单是句句写景,还是句句写画了。上阕是亦景亦画,浑然一体,是一幅极清逸的宋人寒林山水图。张炎词长于写景状物,于此可见一斑。
下阕即因《晋雪图》而生思古之幽情。过片三句,用了两个晋人典故,一为“门荒”,一为“墅冷”,再加上丛丛苦竹在风中萧萧作响,恍似山鬼鸣叫,很自然便使人产生“堪叹”之感了。山阴道上,曾是晋人清游之地,但经过战乱之后,现在一切都变了。正是“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时宋亡已九年,作者心里自多感慨。“纵使如今犹有晋,无复清游如此”二句,便是这种悲哀慨叹的凝聚。“有晋”之“有”字无义,往往置于朝代名之前以足成词语。
“落日”以下五句,以景写情,表达思归之意:落日的余晖把沙滩染成金黄的颜色,淡淡的云影在远处的天空中飘荡。透过芦花的间隙,可以看见它们的影子在闪烁。作者不禁又发出赞叹,何时能用剪刀把一江烟水美景,剪取一半回去呢。末二句用晋索靖故事。张炎这首词,以“几时归去,剪取一半烟水”作结,合用索、杜二典,既指眼前之景,也指事平野的《晋雪图》,亦景亦画,融为一体,真是精妙之极。
此词上阕句句写景,亦句句写画;下阕则因《晋雪图》而抒发家国之感,借晋说宋,寄慨遥深。末二句把景、情、画三者融合在一起,更使人回味不尽。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