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重山》虽然没有《满江红》家喻户晓，但是通过不同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手法表达了作者隐忧时事的爱国情怀。
上片着重写景。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昨天夜里蟋蟀一直鸣叫不停，使作者从金戈铁马对抗金兵的梦中惊醒了，而此时已经是深夜的三更天了。“寒蛩”点明了季节是深秋。山河飘摇，国家残破，作者夙夜忧患，而昨夜深秋的蟋蟀却小停地呜叫，催逼着词人心中的隐忧和悲愤，使克复中原的责任更加沉重，“惊”字充分表达了在秋夜蟋蟀的凄清呜叫中作者终夜难眠的情景。“千里”暗示梦回到包括家乡在内的中原地区，说明了词人在睡梦之中也不忘收复中原的爱国之情。这一句通过叙写被梦惊醒来表现作者日夜牵挂的都是国家的战事和兴衰。
“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被梦惊醒后，因梦见战场战事而忧国忧民再无睡意，独自在台阶前徘徊。周围静悄悄的，人们都在熟睡，只有天上的明月散下淡淡的冷光。深秋的月夜，凄清冷淡，表达了作者“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独与凄凉心境。“独自”写出词人的孤独寂寞，心事无法向人诉说，可见其苦闷之深。结拍“人悄悄，帘外月胧明”以景收束上片，映衬词人不能成眠，更见孤独之感。上阕用简洁的语言和平淡的叙述质朴地展现出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其简沽有力、朴素真切的文风，确实展现出一代英雄的真性情和其所面对的历史情景的复杂性。
下片抒写收复失地受阻、心事无人理解的苦闷。
换头三句，慨叹岁月如流，家乡长久沦陷，归期遥遥无望。作者自二十岁从军，出生入死，与金兵浴血奋战，决心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五岳祠盟记》），为国家建立丰功伟业。可是十多年已经过去，头发也白了，仍未能返回故园，实现还我河山的伟大抱负。每当他想到这里，怎能不义愤填膺、忧心如焚呢？所谓阻归程，实际并非指山高水深，道路遥远，难以归去，而是暗喻着对投降派屈辱求和、阻挠抗金斗争的不满和谴责。因为当时正是秦桧弄权，气焰十分嚣张时候，作者不便明言，所以用含蓄的表现手法，弹出弦外之音，让读者去体会。
结拍三句，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表达自己处境孤危，缺少知音，深感寂寞的心情。据《吕氏春秋本味》，春秋时俞伯牙善鼓琴，唯有钟子期能从琴声中体会出他的心事。后来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秦桧上台后，迎合赵构的旨意，对坚持抗金的主战派进行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将他的亲信和爪牙安置在朝廷的重要位置上，以便实现其卖国求荣的罪恶目的。这三句表达了作者抱负难以实现的痛苦，反映了投降派统治下南宋的黑暗现实。
上片是即景抒情，寓情于景，忧国忧民使他愁怀难遣，在凄清的月色下独自徘徊。下片写他收复失地受阻，要抗金却是“知音少”，内心郁闷焦急，用了比兴手法。作者隐忧时事，吞吐曲折，委婉含蓄，流露出悲凉悱恻之思。全词所展现的沉郁悲怆情怀，节制而深层，忧思而压抑。至其《小重山》词，则真有寄托之作也。故国怕回首，而托诸惊梦；所愿不得偿，则托诸空阶明月；咎忠贞不见谅于当轴，致坐失机宜，而托诸瑶琴独奏，赏音无人。盖托体比兴也”，如此评断，亦可谓知道岳帅之良苦用心也。
从写作手法说，《满江红·怒发冲冠》多用赋体，直陈其事，慷慨激昂，凝聚着岳飞忠贞报国的豪迈精神和战斗雄姿。这首《小重山》则多用比喻，曲折地道出心事，含蓄委婉，抑扬顿挫，情景交融，艺术手法是很高超的。这首词虽然短小。但含蓄隽永，明丽婉转，寓情于景，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壮志难酬和忧国忧民的悲苦心境。
曾有一段时间，对古典诗词的评论，有人以情调的高昂与低沉分高下，于是认为，岳飞这首《小重山》情调低沉，不如他的《满江红》创意高。其实，对事物的评论，应当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而不可以表面上的一刀切。情调高昂的作品固然好，但不能把高昂误作为粗犷叫嚣。情调低沉也并非消极。岳飞的《满江红》与《小重山》词均表达了他的抗金以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只因作词的时间与心境不同，因此在作法上遂不免有所差异，实际上异曲同工，又焉可用情调的高昂与低沉区分其高下呢？况且作词常是要用以兴浑融、含蓄蕴藉的方法以表达作者的幽情远旨，使读者吟诵体会，馀味无穷。岳飞因为壮志难酬，胸中抑塞，所以作这首《小重山》词，用沉郁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这也正是运用词体特长，正如张惠言论词时所谓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对诗词评赏也应明白这一道理。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诗中描写登临越王台所见风云变幻，并由此联想到历经浩劫的国运时局，呼唤当今之世也能出现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手握长剑，力挽狂澜。诗作气势磅礴、风格雄健，体现了康有为独特的艺术个性。
诗“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两句凸现了一个忧时伤世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秋风猎猎，立马高冈，目接混茫，心潮澎湃。诗中“混混蛇龙”，亦寓有嗟叹世道陵夷，混浊纷乱，英雄埋没草莽之意。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哀回。”两句则是反思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大气包举，涵融古今。王朝的盛衰兴亡从何说起，大千世界，不知经历了几多浩劫。“十七史”是泛言，实则着眼的是有清一代的盛衰，“从何说起”，言外有不堪闻问之意。自康乾盛世、道成以降迄于光绪季世，国运始如日丽中天，垣赫鼎盛，终至白日西倾，沧海横流。“三千劫”，将佛教语的一个绵亘久远的时空观念浓缩到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特指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蒙耻的历史。灾难如此频繁，浩劫如此惨重，竟然使人感到仿佛经历了三千次劫火的焚烧，堕入酷烈的生死哀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句慷慨悲歌，直抒孤愤。大地山河，疮痍满目，古老的天朝上国即将被现代文明所吞没，不禁仰首苍穹，抚膺浩叹。“腐儒”，诗人自指。康有为诗学杜甫、龚自珍。杜甫即常以“腐儒”自称，以表白自己特立独行、不徇世媚俗的个性，“大地山河”，叹息祖国锦绣江山，本自龙蟠虎踞，雄睨一世；惜哉金瓯已缺，列强觊觎，坚舰利炮连同现代文明跨海而来，顿时惊破天朝残梦。
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力挽狂澜的爱国情怀，而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时代敏感，表现出了一位先觉者走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临睨八荒，青天浩荡，云海苍茫，无涯无际，横跨重洋，令人与飞云俱远。不可能坐并观天，老死户牖，而不思雄飞寰宇。末句交织着郁勃和激越的情怀，慨叹堂堂中华旧邦，竟无破壁而出，放眼世界，吮吸现代文明之雨露，堪为民族脊梁的雄才。
此诗以悲壮昂扬的基调，透露出砰訇的新潮音，表现了诗人愿为时代弄潮儿的神圣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