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章，每章的意思都差不多，反复吟咏，突出主题：女子遇人不淑，最终痛苦、悲伤、愤怒。妇女在春秋时代被男子遗弃的情况，说明男权主义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社会伦理观念的主流。女子择偶不慎，嫁了个忘恩绝情的丈夫，最终被抛弃，落得个自怨自艾的下场。可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低微，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诗歌每节开头，都用山谷中的益母草起兴。益母草是中草药，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益母草对妇女有明目益神的功效，现代也常用益母草作妇女病治疗调养之用。益母草有益于妇女养生育子。诗歌用益母草起兴，作用有二：一是这种植物与妇女关系密切，提起益母草，可以使人联想到妇女的婚恋、生育、家庭、夫妻，由草及人，充分发挥诗歌联想作用；二是益母草已经干枯了，益母草晒干，可入药。妇女被抛弃，入药的益母草的意义在于：促进夫妻感情和有益于生儿育女的药草，与被离弃的妇女摆在一块，对比强烈，给人的感觉是这位妇女命运真太悲惨。因此，“中谷有蓷”一句，是起了隐喻作用、感情引导作用和启发联想作用。
每章最后一句，都是妇女自身觉悟的感叹。被薄幸丈夫抛弃，她不仅仅是一昧怨天尤人，而是痛定思痛，得出了“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和“何嗟及矣”的结论。这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小结，也是对今后生活的警诫。吟唱出来，当然是对更多已婚未婚妇女的提醒和劝告。在这位被抛弃的妇女身上，仍然保留着妇女自重自觉的品格，这正是她灵魂中清醒而坚强的一面，启迪着人们。
该词上片追述昔日官中的繁华生活，下片设想王昭仪的处境和心曲，代她一诉衷肠。全词多次使用典故，描述了家国破碎的凄惨，将词人内心的哀愁表达地淋漓尽致。
上片主要以追述昔日宫中的繁华生活为主，和王词原作相同。二人身份不同，回忆内容不一。王词中回忆得充之经历，而汪词中多回忆宴会。“天上”三句，借西王母瑶池蟠桃大会的盛况，比喻谢后欢宴的乐。“被午夜”两句，宴会气热烈，通宵达旦，一夜在不知不觉中逝去。“花覆”二句看出场面的豪华。阁外，龙楼房，花团锦簇，香烟绕。帝王将相，气派十足。
“恨黑风”两句，战争的血雨风急降临，豪华顿失。汪词取意于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汪词改用“黑风吹雨”的意象，表达十分含蓄。
“人去后”四个三字句，节奏急促，如音节中的快拍，刻画出王清惠北上后的心境：家书断绝，肝肠寸断，无人可诉。这主要写乡愁。“心难说”是翻录王词原作“千古恨，凭谁说”句，讲家愁国恨。时值苍生涂炭，江山疮痍，形势危艰，令人柔肠寸断，加深了“难说”的深度。“杜鹃啼血”常作为国亡家破痛烈心情的象征。“事去”一联，不仅对偶精工，而且内容深广。
“东汴水”句指金灭北宋，“西湖月”句指元灭南宋，十四个字将南北宋亡国历史概括无遗。“西湖月”对应“人去后”其中蕴藏浓浓乡愁。汪元量在北地曾有《向州月夜酒边赋西湖月》长诗：“月亦伤心不肯明，人亦吞声泪如雨。”
词结尾“有谁知”三句，“有谁知”意为此词无他人知，只有己知。“泣”字和王清惠原词中的“泪沾襟血”遥遥相对。汪词引用此典，以镜破喻亲人离散，兼喻国家山河破碎。
汪元量这首和词挥酒自如，用语贴切。和王清惠原作相比，意思相近而不雷同，押其韵而不拘常，丝毫不见丝毫的窘迫和束缚。词中既有对王词的唱和，又倾诉出知己之情，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词中。
前两联写烈土的品德和才干，正因为烈士的德才兼备，他的逝去也就更使人感到痛惜；后两联写出刘道一烈士牺牲后的斗争形势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全诗哀挽死者，激励生者，慷慨悲歌，沉雄豪壮。
首联“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孙中山首先想到的是刘道一生前发动武装起义的三楚地区。孙中山说，湖南湖北一带地区，在中国东南半壁江山占很重要的地位。它地形险要，开展革命活动极有战略意义。但由于刘郎一死，使宏伟的革命计划落空了。开头两句诗既见一位革命家对革命事业高瞻远瞩的襟怀，又充满着对死难者无限惋惜、哀悼之情。一个“雄”字，一个“空”字，一开一阖，一扬一抑，含蕴着丰富的思想感情，字字句句铿然作金石声。
颔联紧承首二句，伸足自己的深悲剧痛：“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刘道一遗留下来的革命重担是十分艰巨的，有哪一个能像他一样慷慨激昂地抛头颅、洒热血呢！孙中山先生极口称赞刘道一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叹这种热血男儿的难得，同时也就倾泻出对死者极其沉痛的悼念。
颈联“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诗人描绘了一幅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景象：边地战马在秋风中嘶鸣，塞上烽火熊熊燃烧，外国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伺机入侵；而国内满清政权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政治腐败不堪，人民流离，哀鸿遍野。此时此际多么需要革命志土奋起救亡图存，而恰在此时，刘道一同志与他的同志永别了，令人怆然涕下。笔墨酣畅饱满，情思悠悠不尽。
尾联从眼前的沉痛一笔宕开，描绘一幅革命胜利的前景：“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刘道一同志，安息吧！有朝一日，同志们将推翻满清，直捣黄龙，把酒洒在大江之上祭奠你的英灵！
该诗多处用典取事，但都自具特色而耐人品味，令人激赏。孙中山就于诗中妙手巧借典籍史事化为己用，遂能以少许语言表达深广意蕴。其用典取事有三大优点：一是熨贴精当，饶有情韵。如“三楚”“哀鸿”等，字里行间蕴藉着丰富的潜台词，体现了“篇中有余味”“句中有余意”和“神余言外”的高超要求，却都恰切、新鲜，于全诗的整体意境中显得圆润而条贯。二是避直就曲，富于造型。如“神州落日”“痛饮黄龙酒”等，都是意象生动、形态鲜明的用典佳例。以“黄龙”一典而言，由于岳飞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此典一用，立即在人们面前再现出一队队威武雄壮、纪律严明、所向披靡、百姓拥戴的将士形象，令人眼明心亮，豪气顿生。三是大胆反泼，妙化新意。古人诗词中“临江酾酒”本是常事，但那只是一般地浇酒祭江，藉以倾发其抑郁情怀，往往带有消沉的色彩。而孙中山却以“横揽江流”这矫健豪雄的气概英姿，一反“临江酾酒”旧典的迟暮之气，并进而一扫古往众多吊亡诗词哀悯凄戚的感伤色彩，做到了在借典用事上能“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总之，此诗于沉雄，悲壮中焕发出激越、磅礴、浩瀚、高兀的阳刚美。
关于这首诗中的桂花，颇有些分歧意见。一种解释是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此处所写的当是春日开花的一种。另一种意见认为文艺创作不一定要照搬生活，传说王维画的《袁安卧雪图》，在雪中还有碧绿的芭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事物，在文艺创作中是允许的。不过，这首诗是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五首诗每一首写一处风景，接近于风景写生，而不同于一般的写意画，因此，以解释为山中此时实有的春桂为妥。
此诗描绘山间春夜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全诗旨在写静，却以动景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极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便以声写景，巧妙地采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花落”这一动态情景与“人闲”结合起来。花开花落，都属于天籁之音，唯有心真正闲下来，放下对世俗杂念的执着迷恋，才能将个人的精神提升到一个“空”的境界。当时的背景是“深夜”，诗人显然无法看到桂花飘落的景致，但因为“夜静”，更因为观风景的人“心静”，所以他还是感受到了盛开的桂花从枝头脱落、飘下、着地的过程。而我们也似乎进入了“香林花雨”的胜景。此处的“春山”还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因是“春山”，可以想见白天的喧闹的画面：春和日丽、鸟语花香、欢声笑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白天的喧闹消失殆尽，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其实“空”的还有诗人作为禅者的心境。唯其心境洒脱，才能捕捉到到别人无法感受的情景。
末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便是以动写静，一“惊”一“鸣”，看似打破了夜的静谧，实则用声音的描述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静静的月光流泻下来，几只鸟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不时地呢喃几声，和着春天山涧小溪细细的水流声，更是将这座寂静山林的整体意境烘托在读者眼前，与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妙。鸟惊，当然是由于它们已习惯于山谷的静默，似乎连月出也带有新的刺激。但月光之明亮，使幽谷前后景象顿时发生变化，亦可想见。所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曹操《短歌行》）是可以供读者联想的。但王维所处的是盛唐时期，不同于建安时代的兵荒马乱，连鸟兽也不免惶惶之感。王维的“月出惊山鸟”，大背景是安定统一的盛唐社会，鸟虽惊，但决不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它们并不飞离春涧，甚至根本没有起飞，只是在林木间偶而发出叫声。“时鸣春涧中”，它们与其说是“惊”，不如说是对月出感到新鲜。因而，如果对照曹操的《短歌行》，在王维这首诗中，倒不仅可以看到春山由明月、落花、鸟鸣所点缀的那样一种迷人的环境，而且还能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
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这首诗也是这样。但诗中所写的却是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的景物，既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春涧的幽静。动的景物反而能取得静的效果，这是因为事物矛盾着的双方，总是互相依存的。在一定条件下，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或者能够为人们所注意，正是以静为前提的。“鸟鸣山更幽”，这里面是包含着艺术辩证法的。